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除积累了大量的嘉言懿行，形成了系统的规范德目之外，还有着深刻而丰富的道德理论。应该说，这是传统伦理道德的灵魂和核心，它是建立道德规范的理论基础，也是人们道德思想和行为的指导依据。要深入了解中国优秀的伦理道德文化，继承、弘扬传统美德，就必须要了解这些传统道德理论。
传统道德理论概述
一、中国传统道德理论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道德理论极为丰富，涉及人类道德理论的几乎所有重要方面，其中最重要、最精彩的是德刑论、天人论、人性论、义利论、理欲论、公私论、人生论、知行论等几个方面。
德刑论阐述了道德与政治、法律的关系，反映了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对于道德的社会功能、特点及其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地位等方面的探索和认识。它是千百年来历史经验的总结，并成为我们民族道德传统的重要起点和归宿。
天人论是阐述天人关系的问题，这是中国古代哲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涉及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涉及如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之所以为人之所在、道德对人生的意义、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等等问题。这些思想是我们民族伦理道德的思想理论基础。
人性论在中国传统道德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围绕着人性善恶的问题，古代哲人曾经进行了长期的讨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学说。争论的实质，是什么是善恶的根源和如何去恶成善的问题；从道德理论角度看，这里就涉及到道德根源的问题。从今天的道德建设需要来讲，古人关于人皆可以为尧舜；内养外化，皆可成善；纵情外诱，恶之所生的理论，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人性论在中国传统道德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围绕着人性善恶的问题，古代哲人曾经进行了长期的讨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学说。争论的实质，是什么是善恶的根源和如何去恶成善的问题；从道德理论角度看，这里就涉及道德根源的问题。从今天的道德建设需要来讲。古人关于人皆可以为尧舜；内养外化，皆可成善；纵情外诱，恶之所生的理论，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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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论、理欲论、公私论是中国古代论理学中最重要的三个问题，实质上是论述道德与利益、人的精神追求与物质欲望、社会与个人的关系等问题，这是社会和人生理论中的基本问题。人与禽兽的根本差别在于人具有社会性，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首先是劳动实践中，结合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并产生了特有的思维、语言和精神生活，又产生了道德。每个人不单是以个人的方式存在，而且时刻离不开与社会集体的关系；人类不但有感性的物质生活，而且还有丰富的精神生活，特别是具有深刻的理性思维；人不但有着自身的物质利益要求，而且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人群还有不同的道义需要。义利论、理欲论和公私论，这三者虽有内容的区别，却又相互联系和渗透着，它是社会伦理道德关系和伦理道德观念的集中体现，也是个人道德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人生论主要论述生死、苦乐、荣辱、义命四个问题。对待生死、苦乐、荣辱的态度，反映了对人生价值的理解，体现了我们民族的道德精神，也是前三个问题即义利论、理欲论、公私论在个人生命中的具体体现。义命是论述人的主观追求与客观命运的关系，它涉及人生基本态度问题。
知行论主要从道德角度着眼，具体论述道德理性与道德践履的关系。这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直接关系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是道德教育和修养的理论基础。
二、中国传统道德理论的两重性
与一切事物一样，传统道德理论也有其两重性。古人立足于当时的社会，为回答、解决当时的道德问题而提出他们的认识，其思想自然受到时代、阶级的局限，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阶级性。然而，传统道德理论所探讨的问题，许多又是任何社会都会面对和需要解决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古人在探索这些问题时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可供我们借鉴、吸取。时代性、阶级性同普遍性、恒常性同时存在、密不可分；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正是存在于有时代性、阶级性的认识和主张中，通过具有阶级性、时代性的具体理论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分析中国传统道德理论的这种两重性，从具有封建性的具体形态中找出其普遍性的因素，在新的形势下赋予它新的时代内容，使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人的认识是一个逐步由浅入深，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发展过程。我们对道德理论的认识也不例外。古代的许许多多思想家提出的种种关于道德的学说、思想，尽管在今天看来还有许多不足，或有很大的片面性，甚至有的在总体结论上也是错误的，但在这些学说中往往也包含着某些宝贵的真理颗粒。他们认识到了事物和问题的某一局部或某一方面、某一点。这都是人类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取得的思维成果，可以为后人所借鉴、吸取。这也是古代道德理论两重性的一个表现。
应当指出，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古代道德理论在实际生活中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往往是相伴而生的，又往往采用抽象的和神秘的思想形式表现出来。例如，重道德、重德教的思想一方面形成了我们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同时也带来了忽视科学知识、忽视法治等消极影响。我们应该从古代思想理论的错误思想形式下发现其实际的合理内容，使传统道德理论的合理成分得到继承和发展。
三、中国传统道德理论是古代文化、古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道德理论是古代文化、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所讨论的许多问题，其意义并不局限于道德领域，而且涉及政治、哲学等广阔领域，如德刑论同时也是政治思想中的重要问题；天人论、人性论、知行论等，同时又是甚至首先是重要的哲学问题。同时，道德理论作为古代文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也有它自己的发展史。因此，无论从其涉及领域的广度还是从其历史发展的时间长度来说，它都有极其丰富的内容。
道德理论既是古代哲学、古代文化思想的一部分，当然也不可能把它完全从古代哲学、古代文化思想的整体中分离出来，孤立地进行研究。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迫切需要建立起新的道德理论。这种新理论应该是适应社会主义时代要求的、不同于传统的理论；同时它又应该具有中国特色，是传统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继承、借鉴吸收传统道德理论的优秀成分，是建立社会主义道德新理论的重要条件和途径之一。
德刑论
中国古代有着重视道德教育的传统。早在春秋末年，孔子就针对以刑政治国的现实，提出了“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主张，把道德教化看做为政治国的基本手段，认为刑政不足以使社会安定，只有进行道德教化，才能使百姓自觉遵守社会秩序，达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尽管当时的诸子百家对此看法不尽相同，以致德治与法治、王道与霸道之争，成为先秦百家争鸣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而是在社会变革、动荡、冲突尖锐激烈的条件下，法家的法治主张一度为统治者所接受，儒家的德治主张暂时受到冷落，但是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统治者就接受了儒家的主张，在以后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这些思想一直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的基本原则。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探讨、阐发，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和理论，形成了重视道德教化的传统，在古代社会发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古代封建统治者重视道德教化，无疑是为巩固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后来，道德教化演变成封建礼教，愈来愈成为禁锢人们的精神枷锁，阻碍了历史的进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就是对封建礼教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今天，对于封建礼教的残余影响，也还要发扬“五四”精神继续予以批判和肃清。但是，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道德和道德教育是任何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在解决封建社会道德建设问题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对有关道德和道德教育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道德的社会功能、特点，道德与刑、法的关系，以及道德建设中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道德风气养成之间的关系等等，进行探讨并作出回答。我国古代人在这些问题上所取得的认识，凡经实践证明曾对社会发展起过积极作用的，都有着可借鉴的意义。在德刑关系问题上形成的传统，是以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为基础的，有其可借鉴的意义。
一、德教乃为政之本
道德教化是为政治国的根本。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基本思想。先秦时期，在治国问题上，有依靠刑政还是依靠德教两种主张的争论。孔子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管子提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思想。他们的主张为后代政治家、思想家们所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以道德教化为治国根本的传统。汉初贾谊说“教者，政之本”；唐代名相魏征说“人君之治莫大于道德教化也”，都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正是从这个基本原则出发，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和众多思想家，都重视对道德理论和道德教育的探索，形成了关于道德教化的一整套理论。这个理论体系涉及许多重要问题，诸如道德的特点及其社会功能，道德教化与刑、法及经济生活的关系，社会道德风气的重要性，社会风气与个人道德修养之间的关系等等。
二、道之以德，有耻且格
为什么道德教化是治国之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涉及对道德的社会功能及其特点的认识。
第一，孔子说依靠刑政只能使百姓“免而无耻”，不敢做坏事却没有羞耻之心；依靠道德教化才能使百姓“有耻且格”，有知耻之心而自觉走上正道。这一认识基本上正确反映了道德不同于法律的特点，指出了道德教化在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贾谊说教化是“禁于将然之前”，刑罚是“禁于己然之后”，教化的目的和功能是“使民迁善远罪而不自知”，这都是对孔子思想的阐发。董仲舒把“圣人”和“天”的作用过分夸大，但他把教化喻作“堤防”，也有一定合理因素。王符提出心与行的关系，认为心是本，行是末，“行起于心”，行为是由思想支配的，由此说明治国要“务治民心”，是对这一问题进一步的论证。贯穿于这些思想中问的一个基本精神是重视道德的教育作用，认为刑罚只能治标，教化才能治本.不应停留在消极的惩罚犯罪、禁人不得为非上，而应当积极地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引导人们自觉从善。应该说，这个思想或原则很重要，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孟子、荀子等人单纯从人性来说明道德教化问题，固不足取，但其思想中也含有一些合理的成分。孟子说人类无教则近于禽兽，把有无道德提高到人与禽兽的区别上来认识，是很有意义的。苟子、董仲舒说人待教而成善，强调了道德教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是有积极意义的。董仲舒还说“王”是以“成民之性为任”的，把国家的职责归结为对百姓进行教化，这是片面的，但把教化看做国家的一个重要职责，却是正确的，可以说是灼见。
三、德主而刑辅
在强调道德教化的同时，怎样处理教化与刑政的关系？孔子虽说过“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并不完全否定刑杀的作用，但他追求一种“胜残去杀，必也无讼”的思想。苟子他既指出单靠赏庆刑罚势诈不能尽人之力，致人之死，也指出了尧舜不能改造奸险诡诈之人，教化不是万能的；提出了要把教与诛、礼与刑相结合的思想。但其基本的立足点还是道德教化，强调以教为本。徜子·议兵》中的一段话充分说明了他的这个基本立场：“凡人之动也，为赏庆为之则见害伤焉止矣。故赏庆、刑罚、孰诈不足以尽人之力，致人之死。为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无礼义忠信，焉虑率用赏庆、刑罚、孰诈除陀其下，获其功用而已矣。大寇则至，使之持危城则必畔，遇敌处战则必北，劳苦烦辱则必奔，霍焉离耳，下反制其上。故赏庆、刑罚、孰诈之为道者，佣徒粥卖之道也。不足以合大众，美国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仪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长养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风俗以一，有离俗不顺其上，则百姓莫不敦恶，莫不毒孽，若祓不祥，然后刑于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将以为利邪？则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陋，谁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后百姓晓然皆知修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乐之。于是有能化善、修身、正行、积礼、尊道德，百姓莫不贵敬，莫不亲誉，然后赏于是起矣。是高爵丰禄之所加也，荣孰大焉？将以为害邪？则高爵丰禄以持养之，生民之属，孰不愿也？雕雕焉县贵爵重赏于其前，县明刑大辱于其后，虽欲无化，能乎哉！”董仲舒进一步明确提出“刑者德之辅”，“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未也”，由此确立了德主刑辅的传统模式。
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一般认为他的思想有非道德主义的倾向。但他提出的“誉辅其赏，毁随其罚”，“赏誉同轨，非诛俱行”的原则，强调道德舆论的毁誉必须与法的赏罚相协调，实际上提出了道德与刑、法的关系问题，与苟子的论述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他的立足点是法，而不是教。他提出了关于实行政治、经济改革与旧道德之间的矛盾，这一点是很深刻的。但在看到了这种矛盾之后，他不是主张以新道德来代替旧道德，而是得出了道德无用甚至有害的结论；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企图用法来代替道德，陷入了非道德主义的错误。今天我们也处在改革时期，韩非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方面和错误方面都值得我们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