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李大钊便把伦理、人道、精神改造，与阶级斗争、社会改造即所谓“心与物”、“灵与肉”相提并论，要求作双向的同时改造。总之，反对“个人主义经济学”，主张“人道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相结合，阶级斗争与在劳动基础之上的互助合作相结合，这就是李大钊所理解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
民粹主义因素、道德主义因素和实用主义因素的渗入，似乎是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中最值得重视的几个特征。它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在于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选择、判断、接受、运用中，亦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虽然上面这些材料只是些思想贡献，论证只在纯粹理论领域，但活的思想史正是现实历程的一面镜子。通过镜子里的这些特征，深刻地反射出了在像中国这样的农民国家和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和命运。
这条道路和命运确乎不偶然，并不完全取决于个别人的意志和倾向。因此，只有清醒地及时认识它、研究它，才能发展它的强处和优势，避免它所带来的缺陷和弊病，从而才能更自觉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可惜的是，我们的认识、研究都似乎太迟了一些。
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1915年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从操。其著作甚丰，编为《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从现有的资料看，陈独秀和李大钊一样，最初也是以宣传介绍唯物史观为理论活动的中心内容。不同的是，他不像李大钊那样，主要就唯物史观本身进行阐释和说明，而是结合当时的各种思想论战，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联系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原理，说明唯物史观各个学说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一）陈独秀阐明了唯物史观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证明了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一块基石
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一股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热潮。有人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也有人竞相向国内介绍“国家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结果一时间鱼龙混杂，人们对社会主义真假莫辨。这样，阐明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划清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便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刻不容缓的一个重要任务了。陈独秀便是担当起这一重要任务的人物之一。
在陈独秀看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其他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建立于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这一历史观，有两个最根本的要旨：
其一，说明人类文化之变动。大意是说，社会生产关系之总和为构成社会经济的基础，法律、政治都建筑在这基础上面。一切制度、事物、时代的构造都是跟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的，经济的构造是跟着生活资料之生产方法变化而变化的。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生活，倒是人的社会生活决定人的意识。
其二，说明社会制度之变动。大意是说，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制度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有变动，社会制度跟着变动，因为经济的基础（即生产力）有了变动，在这基础上面的建筑物自然也要或徐或速地革起命来，所以手臼造出了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造出了资本家的社会。一种生产力所造出的社会制度，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生产力发展到这社会制度（即法律、经济等制度），不能够容他更发展的程度，那时助长生产力的社会制度反变为生产力之障碍物，这障碍物内部所包含的生产力仍是发展不已，两下冲突起来，结果，旧社会制度崩坏，新的继起，这就是社会革命，新起的社会制度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适合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是。但一个社会制度，非到了生产力在其制度内更无发展余地时，决不会崩坏。新制度之物质的生存条件，在旧制度的母胎内未完全成立之前，决不能产生，至少必须在成立过程中才能产生。
陈独秀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是科学的而不是空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唯物史观的这两个要旨：“正因为他（马克思——引者注）以唯物史观的见解，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成立所以发达所以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是能够在客观上说明必然的因果，不是在主观上主张当然的理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和别家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之要点。”陈独秀：《马克思学说》，《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
五四时期，唯物史观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几乎同时传入中国，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二者之间的联系。陈独秀则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的上述说明，揭示了唯物史观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一致性，为人们提供了一条判别真假社会主义的正确标准。
（二）陈独秀根据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提出了三个革命的结论
“（1）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2）我们对于改造社会的主张，不可蔑视现实社会经济的事实；（3）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
唯物史观在我国传播的初期，有一部分人对人类社会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与人的能动作用的关系并不清楚。他们认为，唯物史观既讲历史是一个类似自然的进化过程，又主张阶级斗争，主张社会革命，这两者不免自相矛盾。胡适就曾指责陈独秀说：“若不相信知识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那么他尽可以袖着手等待经济组织的变革就完了，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努力做宣传事业，谋思想的革新呢？”（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张君励也说：“假如像马克思所说，社会进化为生产条件所支配，而无假于人力之推动，则马克思主义之宣传与颠沛流离，岂不等于庸人自扰？”（张君励：《人生观之论战》）梁启超更是用攻击的口吻说：“唯物史观的人们啊！机械人生观的人们啊！若是你们所说的是真理，那我们只好睡倒罢，请你也跟我一齐睡倒罢！‘遗传的八字’‘境的流年’，早已安排定了，你和我跳来跳去干吗？”（梁启超：《非“唯”》）针对这些误解和攻击，陈独秀在不少文章中正确地说明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划清了唯物史观和机械论的界限。他说：“唯物史观固然含有自然进化论的意义，但是他的要义并不只此。唯物史观的要义告诉我们：历史上的一切制度的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固然不能忘记自然进化的法则，然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人类确有利用自然法则来征服自然的事实……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陈独秀：《答蔡和森》，《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这就是说，在陈独秀看来，根据唯物史观，历史的演化可以归结为经济制度的演变，而政治、法律等社会制度又是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革命则是依据这种自然进化的法则来创造将来的历史。这样，陈独秀便把唯物史观与社会革命论统一起来了，人也从自然和人为、物质和精神关系上阐明了历史进化与革命的关系。
（三）陈独秀关于社会革命理论的独到见解
第一，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考察分析社会现象，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特别突出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并用以分析中国的社会。这一时期的陈独秀一反过去认为“国家是全国国民所共有的”模糊观点，揭示了国家的阶级实质。他认为，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还是中国的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国家，都是有产阶级统治劳动阶级的一种工具。他说：“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等，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采用“革命的手段”、“用阶级战”，去占领“权利阶级的地位”、“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去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陈独秀：《答费哲民》，《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这样，陈独秀就对国家的性质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并明确指明了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对资产阶级议会制的虚伪性进行了揭露，批驳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施坦、考茨基之流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主张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达到社会主义的谬论。他指出：“议会制度本是资产阶级专为供给及监督他们的政府财政而设立的，要拿它来帮助劳动者，来废除资本私有制度，岂不是与虎谋皮吗？”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他认为主张议会主义，取竞争选举的手段，加入（就是投降）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府、国会，想到用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治、法律，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结果不但主义不能施行，而且和资产阶级同化了。他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说：“修正派社会主义的格言，就是‘从革命去到普通选举！从劳动专政去到议会政治！’他们自以为是‘进化的社会主义’，殊不知Bebo（倍倍尔——引者注）死后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因此堕落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陈独秀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是明确的、坚定的。
这时的陈独秀虽然还没有十分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形式就是武装斗争，但是，他对暴力革命思想的论述却是他的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在当时各种假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一时难辨真伪的情况下，这一见解就更显其正确而可贵。他说：“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莫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也应当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的利器。”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他还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会的学说，是阶级战争的学说。”
第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陈独秀在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有了明确的认识的同时，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也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中逐渐发展起来。无政府主义最激烈地反对一切强权和暴力，反对一切国家，一切政治法律，认为革命之后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资产阶级没有复辟的可能。对此，陈独秀作了不妥协的斗争。
他指出，不可抽象反对一切强权，我们只有反对资产阶级强权，他说：“我们应该要问：‘强权何以可恶？’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他并进一步指出，不仅不能反对无产阶级的强权，而且要掌握强权，利用强权，这样才能“完全征服”资产阶级，才能消除资产阶级的强权所造成的痛苦，劳动阶级方能有翻身的机会。他说：“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者阶级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被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渴望将财产私有、劳动等制度废除去，将这些不平等的经济状况废除去。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就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的政权，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说：“各国底资产阶级，都有了数千或数百年的基础，站在优胜的地位，他的知识经验都比劳动阶级文明得多；劳动阶级要想征服他们固然很难，征服后想永久制服他们不至死灰复燃更是不易。这时期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的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他又说，从革命发生起，一直到私有财产实际归公，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从私有财产在制度上消灭，一直到私有财产在人心上消灭，又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在这长久的岁月间，无论何时都有发生阴谋使资本主义制度死灰复燃甚至于恢复帝制底可能。陈独秀：《答郑贤宗》，《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这里，陈独秀不但指出了在社会革命彻底胜利初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同时，也阐明了在对资产阶级进行长期思想改造的过程中，仍然需要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去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直至“私有制在人心上消灭”。从这里可以看到，陈独秀的这一思想认识，达到了当时中国其他早期共产主义者所没有达到的高度。
第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陈独秀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反映在致罗素、张东荪的信和《社会主义批评》等文章中，《社会主义批评》集中了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和见解，同时他还批判了各种空想或伪社会主义。
他认为，从前的社会主义，“其学说都是建立在伦理上面，他们眼见得穷人底苦恼是由贫富不均，因此要想把全社会底贫富弄得绝对的平等或相对的平均”。“近代所讲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引者注），便不同了，其宗旨固然也是救济无产阶级底苦恼，但是他的方法却不是理想的、简单的均富论；乃是由科学方法证明出来现社会不安底原因，完全是社会经济制度——即生产和分配方法——发生了自然的危机”。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只有“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并说“这就是我们所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十卷第三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