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理论上越来越严重的错误和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从历史方面讲，中国共产党成长于长期的革命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之中。在近30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战争方面的成功经验，然而，对于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却缺乏思想准备，对于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政治思想领域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也缺乏正确处理的经验。这就导致了对民主革命时期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旧方法、旧经验的照搬，从而造成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从理论上看，中国共产党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还相当模糊，因此，便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设想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或者认为中国会很快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把一切要求稳定发展的意见斥之为右倾，或者认为阶级斗争将大范围、长时期地存在，把党内的思想分歧一概视之为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
另外，从国际环境上看，60年代初，苏共领导人挑起了中苏论战，同时在各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这就迫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下，中国共产党也在国内党内展开了“反修防修”运动。然而，对于什么是修正主义，并没有准确的认识，结果造成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混淆了理论界限，把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领导干部斥之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体制上分析，建国以后，我国未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加以制度化。
最后，从主观方面看，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逐渐发展，特别在1959年错误地发动“反右倾”运动以后，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遭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削弱和破坏。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毛泽东个人手里。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没有充分地发扬民主，进行充分酝酿，往往由毛泽东个人匆忙作出决定。毛泽东的个人意见谁也不能有异议，谁也不能反对，而毛泽东本人也逐渐骄傲起来，逐步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他甚至背离唯物史观，提出要有无产阶级的“个人崇拜”。这一切，又造成了多数人失去必要的手段和能力，来纠正毛泽东的错误。
总之，毛泽东晚年理论上的错误及其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由各种复杂原因促成的。其中，包括毛泽东对他本人早期确立的实事求是原则的违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种错误观点，明显地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因此，必须把它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
林彪、“四人帮”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其持续，与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助长和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有直接关系。
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鼓吹一套“左”的理论，助长党内“左”的情绪。“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和江青又组成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错误，进行了一系列以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的罪恶活动。这种助长和利用，是造成“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一个重要根源。
为了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林彪、“四人帮”不仅进行了一系列的罪恶阴谋活动，而且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之下，提出了一整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理论，以此作为篡党夺权的理论根据。
林彪、“四人帮”哲学的核心内容是主观唯心主义。这一反动的世界观，表现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方面，是鼓吹“精神万能论”、“上层建筑决定论”，表现在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上，是鼓吹“先验论”、“天才论”。
早在60年代中期，林彪就在突出毛泽东思想的旗号之下，宣扬一种否定一切客观物质条件的意识决定论观点。如他声称，在精神和物质的一切关系中，始终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他甚至认为，精神的东西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是无条件的和不可估量的，“像原子弹爆炸一样，爆发出很大的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又把这种“意识第一”的唯心主义论点发展到了极点，声言只有思想的革命才能决定一切，人们必须“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与林彪一样，狂热鼓吹精神万能论的“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中曾作了如下断言：“‘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一，主观第二’，完全抹杀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完全抹杀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飞跃……取消了革命，取消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奋斗，‘客观第一’岂不变成了一纸空文？”。在这里，姚文元将“存在第一，思维第二”的唯物主义原理同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原理截然对立起来，认为坚持存在第一即是形而上学，是机构唯物论。这表明，他所说的“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完全是一种否定客观存在决定作用的“精神万能论”。
“四人帮”的另一个“理论权威”张春桥，也同样卑劣地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观能动性理论，将之曲解为“精神决定一切”的“精神万能论”。毛泽东曾有过“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论断。它的实质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过程中，必须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作为指导；而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则决定于它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张春桥在解释这一论断时，将“正确与否”几个关键性的词语拦腰斩去，将之曲解为“精神决定论”。如他声称“精神与思想是一个意思，如果说‘精神决定一切’是错误的，那么物质决定一切就对了吗”？“主席讲‘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没有讲其他决定一切。”“精神万能论不能批判！在一定场合，一定时间，精神万能论是对的”。转引自《哲学研究》1983年第12期，59页。这几句话，和盘托出了“四人帮”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
与唯物与精神关系问题上的“精神万能论”相对应，林彪、“四人帮”在哲学认识论方面大肆贩卖“天才论”和“先验论”。为了达到篡夺党和国军用最高权力的政治目的，林彪、“四人帮”蓄意制造个人崇拜。1958年夏，康生就别有用心地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1966年，他又进一步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鼓吹“天才论”更近乎至极。他完全否认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理论结晶，声称毛泽东思想只是毛泽东个人的“天才的创造”。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为了配合其发动政变的布置，更加肆无忌惮地鼓吹“天才论”，并声言，谁不承认他的“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谁就不符合起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林彪散布“天才论”，表面上是赞树毛泽东，实际上是赞树他自己。林彪的逻辑是：发现天才的人更是天才，因此他也是天才。针对林彪一伙的唯心主义天才论，毛泽东曾当即予以驳斥，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成才能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只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去认识，而决不能和少数野心家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毛泽东还号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的批判，揭露了林彪一伙“天才论”的哲学实质和政治骗局。
林彪、“四人帮”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表现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即是宣扬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上层建筑决定论”。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为了搞乱全国，有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他们将这一理论解释为在“一切领域”立即打掉一切“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解释为“决不能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他们从这种所谓的不断革命论出发，诬蔑诽谤一切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同志，志称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们带来某些利益，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们就可以安营扎寨，经营他们的安乐窝了。
基于这种“不断革命论”，“四人帮”喊出“要彻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口号，鼓吹取消按劳分配、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并在所有制上实行“穷精神过渡”。在他们看来，在社会主义阶段就应该破除社会主义的一切，谁坚持社会发展阶段论的理论、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谁就是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资产阶级。这一理论，完全混淆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区别，与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毫不相干。它的实质是在“全面专政”、“不断革命”的口号之下，把一大批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的领导干部打成“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进而污蔑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予以剪除，是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口号之下，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歪曲为旧的生产关系的遗留，进而歪曲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予以全面破坏。
“四人帮”的这种“不断革命”，在哲学根据方面，是他们所一再宣扬的“上层建筑决定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曾大肆鼓吹一种“政权决定一切”的理论。后来“四人帮”又变本加厉，提出了“上层建筑决定一切”的理论。在“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看来，‘社会的生产关系并不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它只是阶级关系的产物，是由上层建筑，特别是由人们的思想决定的。如他们宣称：“人们在生产和交换中的相互关系，是阶级关系的反映，是与上层建筑，特别是与人们的思想的影响分不开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总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形成和发展的。”方海：《学一点政治经济学》，《红旗》，1972年2期。又说：“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变革。”和越：《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红旗》，1976年第4期。这意思是，上层建筑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与上层建筑一起决定生产力。这种理论，把上层建筑，尤其是人们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作用，夸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它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主观意识决定论。
1975年，“四人帮”鼓吹“上层建筑决定论”达到了登峰造极。在学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时，“四人帮”编了一个所谓的“语录”，这个“语录”在引用列宁《伟大的创举》中“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一段话时，故意删去了“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这句非常重要的话。姚文元在一篇关于理论问题的文章中，在讲到如何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时一连讲了四个“必须”，全是讲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只字不提发展生产力。稍后，张春桥也在一篇在于理论问题的文章中声称：“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这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经济结构，都不能从前一社会形态的经济结构中产生，如封建社会的结构中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奴隶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不能产生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四人帮”散布这种理论，无非是要说明，社会发展的方向归根到底不决定于生产力而决定于谁掌握政权。
“四人帮”从这种“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改革”的理论出发，宣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必须不停顿地“改革”，并由此演绎出了一系列反动的唯心的论点，如所谓“宁愿两年不搞生产，也不能一时不搞阶级斗争”，“只要抓好阶级斗争，农场可以颗粒无收，工厂可以不出产品”，以及“不为错误路线生产”、“不给走资派涂脂抹粉”，如此等等。
“四人帮”的“上层建筑决定论”，不仅表现在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上，同时还表现在他们的阴谋史学上。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败露以后，1974年1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从此，“四人帮”借“批林批孔”之名，掀起了一股所谓“评法批儒”的浊浪。他们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伪造历史，鼓吹政权决定一切、上层建筑决定一切的历史唯心主义理论。在“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看来，中国自周秦以来的两千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儒法斗争的历史。儒家要复辟，法家反复辟。而且，“从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都贯穿此问题。”他们甚至胡说，秦朝灭亡的原则，并不是由于地主阶级与农民矛盾的激化，而是由于秦王朝对复辟势力镇压得不够彻底；西汉王朝前期和中期之所以巩固，是因为反复辟斗争取得了胜利，而胜利的原因又由于“在中央政权里始终保持了一个法家领导集团”。江青则更露骨地声称：“中央有两派，一派是儒家，一派是法家；年青的都是法家，老的都是儒家。”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夕，江青还别有用心地说，“吕后是法家”，“要做单独一条突出宣扬一下”。这就彻底暴露出了“四人帮”所谓“评法批儒”的旨意。
“四人帮”的阴谋史学同时也是影射史学。“批林批孔”一开始，江青就明目张胆地声言，这次运动“不是学术问题，而是罢官问题，是罢你的官还是罢我的官，是你上台还是我上台的问题。”1974年6月，江青曾召集会议，授意她的写作班子批判“现代的大儒”，她并在天津的一次讲话中暗示周恩来就是“现代的大儒”。在“四人帮”的操纵下，全国范围内一时间掀起了批“宰相”、批“周公”的逆流浊浪，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
林彪、“四人帮”的哲学，除了表现为宣扬“精神万能论”、“上层建筑决定论”的主观唯心主义而外，在方法论方面，还表现为形而上学猖獗。
形而上学是林彪、“四人帮”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具体表现为打着反折中主义、调和主义的幌子，大搞片面性、一点论。他们用对立否定统一，用“对着干”代替矛盾规律。他们把矛盾的一方绝对化，用“宁要……不要……”的绝对化公式，对抗唯物辩证法的全面性观点；他们既否定一般又歪曲特殊，把事物发展的某一阶段的特征随意夸大，抹杀事物的本质规定；他们反对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阉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