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我踏进了乌金岭村。怕见鬼越见鬼。刚要拐进村委大院时，恰巧碰见外出回来的村长。
村长劈头盖脸一句话，像一块石头砸在我的头上，我愣了神。村长说，去河南了？
我一时想不出怎么回答他更恰当。我在想，我和“三只眼”河南一行，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村长怎就知道了？真见鬼！莫非是天地泄露了秘密？
村长没有拐弯抹角，实打实告诉我，老虎来了，说有人在河南碰见你俩了。明早趁人少还是回城里吧，遮遮他们的眼也好，省得他们疑神疑鬼的。
村长句句说的是真话，说的我一句也答不上来。他见我站的像地里的木桩，语重心长地又说道，我怕你人嫩，吃不准吃亏。世上的事呀，和扭麻花一样，复杂的呢！听我的没错，毕竟我喝的水比你吃的饭多。
就在我和“三只眼”去河南的第二天，“狐狸”张罗着让王小波煤矿开工。王小波还放心不下，对“狐狸”说，咱还是小心点吧，还得去河南看看。于是他安排老虎说，派几个人下山一趟，别让人操了后路！老虎接到指令，很快派出了人。两天后，下山的人打来电话说，打听到大肚子和年轻人来过，才走不远。老虎狠狠的踢了下脚下一块炭块，炭块飞出好远，他说，大肚子不就是到煤矿看煤的？年轻人是谁？对了，会计领他去的，八成是他了。妈的，和我玩猫逮老鼠的游戏！
老虎去了村委，向村长打听我的去向。村长说我回了家。他不相信，说要去城里看看是不是真的。可我住哪，从来也没有透露过。他便给王小波去了电话。王小波回过电话来说，尽快打听清会计的住处，证实一下他下也没下山。找“老鼠”问清是啥个报社的，安排到报社堵截大肚子。
直到我在乌金岭路口坐上清晨第一班车离开村时，身上还冒着虚汗。我惧怕了，眼睛死死盯着车窗外，看着远去的村子，感觉自己像一只放飞的风筝，随着客车飞奔，这根放风筝的线越拉越长，真不知啥时候才是终点。又担心这根心不够结实，风一大，或线挂在哪儿断开，我这只风筝只有随波逐流了。
我家住在市区一家企业的家属房里。父亲是企业的采购，一年有多半年在外头。母亲还在老家一家商场工作。因家里常年没有人住，家便不像个家了。我走进家时，窗户的窗帘还没拉开，屋里的灰尘有厚厚的一层了。母亲只在过年和放长假时才回来。我感觉这样的家有和没有没啥区别，回来还不如不回来在村里省心，起码有人做饭。一个人的日子，就像那牵扯风筝的线，感觉好长好长。我为了打发这好长好长的日子，就用做好多好多的琐碎事去填充。当天下午，我一连发了十二条手机短信。其中五条是给玲玲发的，十一条是给“三只眼”发的。有三条信息太重要了！玲玲发的信息告诉我，她快要去实习了，可能要去省检察院。我倒希望她毕业后也回到农村，最好是乌金岭，可这毕竟是一箱情愿。这条信息将我和玲玲初步建起的关系，扯的更远了。还有一条是“三只眼”发的。他说，那天好迅，差一点让人绑架了。有一辆红车一直跟踪我。进了市区我才甩了它。另一条是小倪的。他祝福我采访成功。说实话，在乌金岭从没和小倪搭过话，他的长相在我的记忆里也很漠糊，因为共同的目标，我和他一下子拉近了。有时还很佩服他。在那样一个复杂的家庭里，为了一个表弟，他能割断一切关系，到处奔波，真的不容易。
天黑了下来，街道上的灯光显的很亮了。我的肚子受条件反射咕咕叫起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我的面前。是做饭，还是去饭店买吃？我还没做出决断，两脚已经走在通往菜市场的路上。这时的菜贩们一脸的喜悦，正在收拾剩菜，准备推三轮车回家了。没收摊的，扔下摊打起了扑克，摊上的菜老皮老肉已不新鲜了。我还是挑拣了三根黄瓜两个西红柿和三个小瓜。我唯一会做的饭就是米饭。
我走出菜市场，汇入人流中，像城里赶晚场的女人那样手提着便宜菜往家走。后面有嘈音传过来，是一辆大马力摩托车的呼啸声，听这声音，判断摩托车骑的很快。街道上的人流开始往人行道上涌，我也跟着人流往人行道上涌。摩托车朝着我冲过来了，我赶忙从人行道上跳下街道上。摩托车一个左转，从右拐改向直行。我无路可走了，只见哗啦一声，眼前的世界变成了黑暗。
我是被眼前的白色墙壁晃醒的，那是晚八点多。我醒来第一个反映是这是哪里？我坐起来判断着所处的位置。看到病床和病友，才确定是在医院。为啥到了这里？脑子里一片空白。买菜时的场景还依稀可见，后来便记不起来了。
一位高个子的护士进来了。她问，醒了？你昏迷了一两小时了。
我问，我记得提着菜往家赶，怎会来到医院？
护士说，一辆摩托车撞了你。
我的脑袋感觉到隐隐作疼了。我问，是谁送的我？那骑摩托车的人呢？
护士说，不认识。骑车的人听说跑了。
谁替我交的住院费？我又问。
护士说，还没交，一会我替你交去。
我便掏钱，亲手交给护士。护士拿钱出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