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批判之七十二
《道德经》第七十二章云：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无狎其所居，无压其所生。夫唯不压，所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当老百姓连死都不怕了的时候，也就到了要发生革命的时候了。因此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一定不要让老百姓太过于穷困。只要不过分地压迫老百姓，老百姓就不会厌弃你。所以，圣明的人因为了解自己的处境而不会过分地显示自己；因为要保全自己而不过分地抬高自己。因此，一国之君也应该舍弃后者而采取前者。
中国人所信的神其实都只是鬼，因为他们大多都来自于地下，是从死人身上变出来的，如山神、水神等等，表现出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还有的是人们用其他动物拼凑出来的，比如龙和凤，表现出了人们对自己之外其他动物的恐惧，也是对曾经的原初的野蛮状态的恐惧；还有那么几个仿佛在天上，却并不像西方人的上帝是从天外飞来，而是被人们从地上抬到空中去的，比如道和儒，也因此会时不时地从天上摔下来。
除此之外或在此之上，中国人最信的是天。天是自然的抽象，虽然无形却有意。所谓的老天爷是中国人心中最大的神，也正与西方人心中的上帝相同。人类是他创造的，人类的生活也是由他安排和掌管着的。所谓君权神授，富贵在天，前者是统治者胡说的梦语，后者则是穷人们无奈的喘息。好在那上天的大眼既关照着穷人也监督着统治者，使穷人们的造反成为合理的革命。只可惜在很多的时候，穷人们的造反又往往成了富人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假借天意是统治者最为惯用的伎俩。一开始是说自己就是那神本身，但却因为既飞不到天上去也钻不到地下去，便只好改口为半神，即只是父亲是神而母亲却还是人；但后来又因为连那半点的神迹也拿不出，便只好又改口为天子了。天子者，天之子也。但既然人类本就是天地所生，又有谁不是天之子呢？因此到了再后来，所谓的天子就只是一个尊贵的称呼，并没有了那本来的含义了。但虽然天子也还是人子，人子成了皇帝却仍可以被说成是天意的安排，只不过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就不但不可能而且想都不要想了。被统治者的造反也不一定非要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在一种主义的感召下，即便是富人也一样会起来革命。这样，革命的目的也就不再是为了填饱肚子或改朝换代，而是人们为了理想与信仰的奋斗和为了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所付出的努力，是革命的志士们为了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所做出的英勇献身。此时，那老天爷也只有瞪着眼睛当看客的份儿了。
封建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前的统治者之所以要假借天意是因为那制度本身的不合理，而且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也仍然只能是虎走了狼又来了的变化，不过是有的时候动静大一些有的时候动静小了一些而已；牛马也依然是牛马，猪狗也依然是猪狗，因此有时是连变革也谈不上的。但只要是改变就有意义，即便是虎去狼来与狼去虎来的变换也不能只看成是无聊的重复，因为那正是在为真正的革命积聚着能量，不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天翻地覆慨而慷”了。
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其中包括由国民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由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其最大的功绩就是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当革命初来的时候也曾给过人们以虎走了狼又来了的假象，让连阿Q那样的流氓无产者们也兴奋得很，结果不仅白白地搭上了性命还留下了诸多的遗憾。就如同后来出现的造神运动让人们又到远古时代的神话世界中去转了一圈儿一样，这或者都可以被有些人理解成是社会为了实现更大的进步而必须经历的回还，虽然又会有许多阿Q或并非阿Q那样的流氓无产者白白地搭上性命并留下诸多的遗憾。革命从革天命变成了革人命，或许也是这革命所不可避免的残忍。
阿Q虽然因连笔也不知怎样拿而没能画圆认罪书上的那个圈，又因为手臂被捆绑着而没能唱出最拿手的那句“手持钢鞭将你打”，但还是因为嘴没有被堵上且喉咙更没有被割断而将“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好汉”的话说出了80%，如果不是被“豺狼的嘷叫一般的声音”打断的话，那另外的20%也肯定是会被骄傲地说出来的。但后来的一些革命的志士就没有阿Q那样的幸运了。在革命之前的割喉将革命的残忍算得上是发展到了极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