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书写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的长篇小说，在湖北文学创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对中国革命的文学叙事，叙写对象主要集中在20世纪初至1949年前后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一历史线段中，如李晓明、韩庆安的《平原枪声》、《破晓记》、《风扫残云》；岳恒寿的《娲魂》；何存中的《姐儿门前一棵槐》；马识途的《清江壮歌》；王英先的《枫橡树》；陈立德的《前驱》、《翼上》、《吉鸿昌》；李尔重的《领导》、《战洪水》、《新战争与和平》；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柯岗的《三战陇海》；梁斌的《红旗谱》（动笔在武汉）；鄢国培的《长江三部曲》；邓一光的《走出西草地》、《江山》等。
就小说表达的内容来看，则多种多样。《平原枪声》写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破晓记》描写了解放战争期间的游击队的战斗生活，《风扫残云》写了解放初期解放军在大别山地区的剿匪斗争。《清江壮歌》里鄂西恩施地区地下党员刘惠馨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临刑前将刚生不久的孩子置于路边草丛中，后被一对普通百姓收养，20多年后与亲生父亲任远相认。这些小说以绝对的革命主题来展开小说叙事，像李晓明、韩庆安的《平原枪声》就是被列入“红色经典”的革命史小说。这类小说通过讲述革命战争传奇，讴歌革命英雄，以其特定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构筑了特定的社会政治语境中的主体意识，成为“17年”这一时期文学话语中心的承载体。
历史和革命是关联在一起的，革命史小说对历史的选择是有限定的，讲述的是既定的历史题材，通过再现历史场景肯定了革命的正确性。这种有规定和限制的对历史的表述，一是由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所决定，二是因为作者们对革命有着强烈的认同感，选择革命历史作为叙述主题，就成为一种必然。李尔重的八卷本的《新战争与和平》，主要以既定的革命历史为创作题材，挖掘和再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记忆，叙写中国革命的曲折历程和最终取得的胜利，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描写了解放战争中的人民军队。阐释分析这类作品，要关注叙事者的叙事立场，必须从作者的身份来加以考量。革命史小说的不少作者身份比较特殊，他们首先是革命者，然后才是作者。他们大都不是专业作家，有关革命历史的叙述主要来自记忆，是以革命的亲历者的身份，来参与革命史小说叙事的，其中有的人就是自我经历的讲述者。
对革命史小说的理解，要从支撑它的三个支点：革命、历史、小说着手。首先是体现在作品中的政治意识形态，这可以从作品主题的革命性，对革命英雄精神的弘扬，以及所传输的主导思想和价值观念上去加以考察。像鄢国培的《长江三部曲》，通过对19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川江之上中外各方势力争夺航运命脉的斗争史，折射出数十年间风云激荡的中国社会的百态。邓一光的《走出西草地》写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中，那些因极左路线的历史错误而被划入改正队的挑夫们，用行动证实着他们对红军的忠诚。刘醒龙的《圣天门口》，以大别山天门口镇上的雪、杭两家几代人的纠结，将中国近现代史上所经临的各种政治大事件都容括其中，展开了中国社会近大半个世纪浴血的革命历史画面。何存中的《太阳最红》以富家子弟出身的革命者与旧制度的维护者乡绅之间的斗争为主线，以大别山地区的“黄麻起义”为背景，再现了红四方面军早期十年组建过程中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小说没有选择正面战场，而是以大家族成员在革命中形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来重述历史，体现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和对历史的重新思考。《姐儿门前一棵槐》另辟蹊径，表现了从红军时代延续下来的老将军一生中的爱恨情仇。岳恒寿的《娲魂》，描写了抗日战争时期山西军民的对敌斗争。邓一光的《江山》再现了人民解放军在打下江山后，为建设和巩固新政权所进行的另一种战斗。革命史小说对历史题材的选择和对历史的叙事重构，呼应了时代的意识形态的要求，也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一种对中国革命历史的认知，由此构成了一代读者的革命史的集体记忆。
革命史小说，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叙述明显存在着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差异性，读者的阅读接受也存在着不同时代的差异，只有把这些作品还原到特定的社会政治历史语境中去，才能充分理解它的历史合理性和审美价值，才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具体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达上的缺憾和不足。
漩流承载的川江航运史
鄢国培的《长江三部曲》，包含《漩流》、《巴山月》、《沧海浮云》三部长篇小说，近200万字。这部多线并进的宏大叙事结构的三部曲长篇小说，通过对19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川江之上中外各方势力争夺航运命脉的斗争史，折射出数十年间风云激荡的中国社会的百态，和大时代的历史变迁，描绘出一幅展示长江流域风土人情和民俗世相的千里长卷。
一、置身潮流之外置心于生命体验
鄢国培在创作《漩流》时，基本是置身于当时的创作潮流之外的。1978年春他开始动笔写《漩流》时，卢新华刚入读复旦大学中文系，8月《文汇报》发表他的短篇小说《伤痕》，就此“伤痕”成为新时期之初文学的命名。1979年8月，《漩流》出版，就在这时，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轰动社会，开了改革文学的先河。而就历史小说来说，这一时期的历史小说主要是表现农民起义的作品，从60年代开始一直统领着文坛，在70年代末形成一个创作高峰，其尾声近乎到了80年代中期。如姚雪垠的《李自成》、冯骥才的《义和拳》、杨书案的《九月菊》、《长安恨》、刘亚洲的《陈胜》、蒋和森的《风萧萧》、顾汶光等的《天国恨》等，再后来是写皇帝将相，写中华历史上的文化精英人物等。梳理这样一个背景，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鄢国培创作的背景和特点。
写一部反映长江生活的长篇小说，这就是鄢国培最初的想法，《漩流》的创作计划和构思在鄢国培的心里酝酿了二十多年。作为宜昌港务局的工人，鄢国培曾在长江上当过20多年的船员，从这条船到另一条船做电工。23年在古老川江上的跑船经历，使他熟悉长江两岸的风土民情，和有关航运的各种知识，完成了创作的素材积累和生活体验。他说：“长江源远流长，孕育了我们中华民族璀璨的文化，是我们民族的一条母亲河流。我青春中最美好的时光，都是在船舱、甲板上度过的。我每天一睁眼，就看见水流奔腾，常常是夜枕江涛，梦绕巴山。冬去春来，我对长江的感情越来越深，有着儿子依恋母亲般的感情，认为我应该描写它，歌颂它，在长篇小说这个文学领域里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怀着儿子般的情感去爱长江，这就是他创作《漩流》、《巴山月》、《沧海浮云》的动力之源，这种对长江的感情和依恋，一直萦绕于怀，使他始终执著于对自己生命体验的传达，按自己的意愿来写作，而不会过多地去考虑迎合潮流和时代政治的需要，他表现的主要人物的原型是历史上创办民生公司的卢作孚，尽管卢作孚是著名的民族资本家，但在70年代的社会情势下，作家的创作和大众的阅读大都顺着“伤痕”——“反思”——“改革”这样一个路向走，写民生公司，写民族资本家，这肯定和当时的创作主潮有些不合。但鄢国培坚持了自己对长江的情感，在“长江806号”轮的船仓里开始动笔。只有初中文化的他阅读了大量书籍，不单读文学作品，凡天文、地理、经济、政治、哲学、历史等，甚至医、卜、星、相之类的书，都大量涉猎。扎实的生活积累和广博地读书，成为他创作《长江三部曲》这样具有大气开阔的历史视野，和浓郁的川江气息的长篇系列小说的沛然底气。
《漩流》用一年时间完成，1979年8月出版后，在刚刚解冻的中国文坛引发轰动，成为一部在当时产生过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名作，受到众多读者的欢迎和好评，也留在了人们的阅读记忆中。《漩流》曾入围首届矛盾文学奖，这些都成为鄢国培继续创作的直接动力，他又投入下一部作品的写作，在重庆市图书馆和重庆人民出版社图书馆里，他将重庆解放前十年的《新华日报》和《新民晚报》，都逐日浏览过一遍，学习和了解中国近代史。提及这一点，是要说明鄢国培的成功，是下了苦功夫的，他前后用了7年时间完成了《长江三部曲》这部生动反映中国长江航运史的恢弘巨著。尽管今天再读《漩流》，还是能感到时代对作家的限制，但小说所表达出来的生活依然具有吸引力，能让人感觉到作品的厚重。
二、川江民族航运的命脉史
《长江三部曲》以地域性的“川江航运史”折射出整个中国的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小说的时空跨度宏阔，《漩流》、《巴山月》、《沧海浮云》分别写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不同历史时期中，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川江上兴办航运事业的错综复杂的斗争生活，也从中牵涉到了重庆、川东地下党所开展的革命斗争。
小说以一幅“纤夫尸骨埋江底，老板年年添新船”的纤夫血泪图卷作为开篇，来展开叙事，起笔于川江尚未通航时的光绪年间，那时川江之上只有靠船工和纤夫冒着性命危险拉行的木船。随着清帝国的大门被打开，西方列强的势力开始伸向天府之国四川，但由于川江天险，列强的海军只能在已辟为通商口岸的宜昌止步。为了控制富饶的天府之国以至西藏，英国人联合当地船老板金大，杀害了不为洋人所用的放滩匠杨老大，劫走了“川江暗礁图”，利用川江船夫将炮舰引进川江，放到重庆，为商船开辟航道。随后，英、美、日、法等国的船舰纷纷入川。这样一个统领全书的“楔子”，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川江航运牢牢地捆绑到一起，揭示了鄢国培以川江这个中心地带的历史来折射中国现代历史的创作构想。
在《长江三部曲》中，川江航运的风起云涌的历史融化于潮涨潮歇的时代风云之中，川江的漩流承载的是中华民族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历史。《长江三部曲》的正文开始的地方，已是三十年代中期，川江民族航运迅猛发展，民族资本家陆祖福（其原型是历史上创办民生公司的著名民族资本家卢作孚）创办的民成公司异军突起，对抗着国内各路势力的侵吞和外国航运势力的碾压，成为执川江航运牛耳的民族企业。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华北步步进逼，蒋介石实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使国民政府渐渐失去民心。在这种情形之下，表面上一潭死水的川东地区，地下已有巨大的潜流在涌动，日本人、英美势力、蒋介石、四川地方军阀……各派政治势力交锋日益激烈。作为西南咽喉命脉的川江航运，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争斗的焦点。
“三部曲”的第一部《漩流》以川江涪陵轮船公司的命运作为主线，搭置叙事框架。国民党左派人物高伦北伐后解甲回乡，创办涪陵轮船公司，想实现实业救国的抱负，可由于靠行帮把头，经营不善，设备陈旧，几乎濒临破产。经过留洋归来的新任总经理朱佳富的整顿，开始有所起色，但由于力量单薄，依旧独木难支。面对着日、英等国公司向涪陵轮船公司伸出的打着“援助”旗号实则心存吞并之意的局面，董事长高伦最终选择与民成公司合并。以陆祖福为总经理的民成公司在历史上有原型，陆祖福及其民成公司的发展和命运贯穿于整个三部曲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成公司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川江航运史”。民成公司创办的目的是图强自救，收回内河航行权，为四川父老服务，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川江，赶出中国，这是民族危亡之际的一种实业救国的理想。民成公司采取欧美新式方法经营，机构健全，办事人员精干，规章严，效率高。在十年时间里，几乎统一了整个川江航业，令外商和国民党招商局也不敢小看，写下了民族航运史上的光辉一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民成公司在与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势力的较量中保持独立，坚持发展，把川江航运扩展到中下游以至海洋，为战时运输做出过重大贡献。这一段民族航运的历史，是与现代中国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小说将近50年中国近现代史上所经临的各种政治大事件都容括其中，以民成公司的兴衰发展来浓缩中国社会和民族历史的变迁。
由于所反映的社会画面的广阔，《长江三部曲》明显借鉴和模仿了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使用的多线索交叉并进式的结构方式，这一结构方式，也展现了作者的史诗性的创作野心。《长江三部曲》线索繁多，纠缠并进，既有帝国主义势力与国内势力之间的民族矛盾的争斗，又有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内部矛盾的交锋；既有共产党和各阶层人民与蒋介石之间围绕抗日和内战展开的历史宏观线索，又有朱佳富的个人奋斗史和情感史的微观线索……所有这些线索都是贯穿小说始终的，而每部还有众多的副线，整个“三部曲”众多线索经纬交织，罗列有致，展现出史诗性写作的品质。事实上也是，鄢国培在《长江三部曲》完成后，还做出了写《乌江三部曲》、《清江三部曲》等长篇小说的宏伟计划，虽然未能完成，但这些展示川江地域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的长篇巨制的构想，却显示出鄢国培书写中国当代文学史诗的雄心。
三、性格分明血肉丰满的人物
依托于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长江三部曲》展示了中国现代跌宕起伏的历史事件，尤其在写人上，显示出很高的水平。小说中写了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众多人物形成一条人物的长河。在这条长河中穿行，可以看到川江上形形色色的人物，有船运公司总经理，有留学英国伦敦回来的洋学生，有船员水手，有党的地下工作者，有名门富族的闺中佳秀，有落魄文人，有靠小买卖为生的市井小民，有生活艰辛困苦的农民等等。也有反面人物，三教九流，如各类军阀、国民党特务、日本女间谍、洋牧师、袍哥头子、乡下财主等等，人物类型复杂而多样，由此支撑起了小说宏大的社会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