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旅中最为显目的景观，尤其是九十年代以降，历史小说的创作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创作成就，凸显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历史小说创作的鼎盛时代的到来。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和历史记忆，成为当代作家创作的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书写资源。作家与历史相契合相沟通的不同路径，以及对历史的理解和接受认同上的差异性和包容性，使作家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由此形成了情态迥异的文本审美特点。历史小说繁盛的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动因，以及其在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之间审视和阐释历史的文化立场；历史小说作家在创作中所体现出的巨大的艺术审美的创造力，以及历史文本的接受效应和后遗效应等等，都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可多种选择的话语批评空间，和进行多向度审美研究的可能性。
就创作实绩而言，湖北长篇小说创作的重心过去一直承重在历史题材的小说上，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其一是作品引发的反响比较大，像姚雪垠的《李自成》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还有八十年代问世的鄢国培的《旋流》，九十年代后熊召政创作的《张居正》，都在当代文坛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李自成》、《张居正》分获第一届和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就获奖人数次数来看，湖北都排在全国前列，而两部获奖作品都是历史题材，且在读者中反响巨大，这使得湖北省在历史小说的创作版图上成为重镇，而且在历史小说的创作、出版和研究上都有了自己的定位，像长江文艺出版社就将历史题材的小说列为自己的出版重点，并形成了自己的出版系列。
其二是创作延续的时间比较长，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以降，湖北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中国历史小说发展的各个阶段，因创作主体秉持不同时期的历史观、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而形成了不同的文本构成方式，体现出各自独特的文本价值。
三是文本类型的多样化。湖北的历史小说几乎囊括了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各种叙事范型，正是基于这样几个特点，我们可以将湖北的长篇历史小说创作，搁置于当代中国历史小说发展的文学进程中去进行观照，以历时性的发生学研究来充实我们考察的深度，将中国的历史文学传统作为参照系，才可能更清楚地去了解和把握湖北长篇历史小说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以及其所固有的诗学艺术形态。
与时俱变的历史观与观照视角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当代湖北长篇历史小说兴盛的开端。这一时期，对历史小说创作直接起着导向作用的，是毛泽东提出的只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学说，这为以后的历史小说创作奠定了基本的基调也成为一部分历史题材小说图解历史时所秉持的政治观念。
在中国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历史题材小说重点关注的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推动者，和宏大的历史发展主题，着重表现的是对历史进程起过影响作用的重要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强调的是其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所体现出的价值和意义。由于将农民起义视作是历史的推动力量，所以在这一时期，描写农民起义和起义军英雄就成为主导创作倾向，而对政治主题的寻找和表达又超过了塑造人物。这种在“动力论”、“阶级论”掣肘下的选材的价值取向和历史发展的主题，前后延续的时间很长，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一直统领着文坛，在七十年代末形成一个创作高峰，其尾声近乎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们从当代中国作家创作的线性历史景观和文本积累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发展路向。
而湖北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同样也呈现在这样一个历史线性的发展过程中。按创作年代排序，最早叙写农民起义和农民英雄的，是姚雪垠创作的鸿篇巨制《李自成》，其后有杨书案的《九月菊》、《长安恨》（黄巢），也包括当时还在湖北读书的刘亚洲的《陈胜》等，《李自成》的创作延续的时间最长，在这类作品中最有影响。
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以降，历史小说在创作观念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转而将帝王将相置于历史舞台的中心，注重观照社会权势人物在推进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以及其所创造的历史伟绩。于是描写帝王将相历史功过的小说，逐渐占据了历史小说创作的主体地位，皇帝系列依序排列几乎可以覆盖整个中国历史，在湖北有杨书案的《秦娥忆》（秦始皇）、《半江瑟瑟半江红》（隋炀帝）。胡晓明、胡晓辉的《春秋五霸》、《唐宗》，还有映泉的《楚王》三部曲，以当代人的想像去激活历史的意象，从楚武王写到楚庄王，将两千多年的楚史碎片连缀生发成一部恢弘的文学巨制。
将相系列也蔚为大观，如熊召政的《张居正》、胡晓明、胡晓辉的《天鉴》、《满江红》（岳飞），彭友元的《末代名臣张之洞》，余耀华的《大唐财相刘晏》等，《张居正》以其史诗性的品格，不仅在湖北文坛引人瞩目，而且也获得了全国性的声誉。
中华历史上的文化精英人物因其在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一直是作家所关注的重点，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后，更成为创作的聚焦点，同一人物反复被多种小说文本所书写。在湖北创作历史小说比较早、作品也比较多的是杨书案，从八十年代起，他就曾有《九月菊》等八部长篇历史小说问世，九十年代转向写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古代哲人，着力为古代圣哲立传，1990年他出版了《孔子》，其后陆续完成了《老子》、《炎黄》、《孙子》、《庄子》等“诸子系列”长篇。这些距今已有数千年之距的春秋战国时代的人物，留存于传世文献中的记载极其有限，遍寻史册，钩沉典籍，所得仅是稀疏的段落和寥寥数言，尤其是老子，轶闻传说更是虚无飘渺，相对来说创作上有相当难度。杨书案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兼收民间野史，并且将自己的理性认知和情感之流与历史巨川相贯通。他在历史小说的构架中主要偏重于对人物的文化审美观照和对其思想体系的引申阐发，探寻儒家、道家及兵家的历史渊源及理论观点，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去把握叙写对象，以自我文化知识的沛然底气去生发艺术想像，不仅以具体的故事情节填补历史所留下的空白，并且在小说叙事上形成了自己古朴、典雅的语言风格。
写历史文化名人的作品还有宁发新的《屈原》，万文武《亘古男儿陆放翁》（陆游）、《旷代女杰梁红玉》，李叔德的《孟浩然新传》、《月落乌啼——乱世诗人张继传奇》、《风流倜傥米襄阳》，当然也有写另一类人物的，如杨书案的《风流武媚娘》、刘章仪的《枭雄吴佩孚》。由以上梳理中可以看到，能进入历史小说叙事视野的，都是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为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小说的观照尺度中，个人价值必须建立在社会价值的基础之上，写人叙事，常常紧扣社会功用，这既是塑造人物的起点，也成为评判历史和人物的终极目的，体现出很强的社会功利性。
湖北作家在历史小说的取材上大多都与地域有关，像《李自成》、《张居正》，刘亚洲的《陈胜》（古时楚国人），宁发新的《屈原》、《王昭君》，李叔德的《孟浩然新传》、《风流倜傥米襄阳》（米芾），彭友元的《末代名臣张之洞》，牛维佳的《武昌首义家》，望见蓉的《铁血首义路》，刘章仪的《施洋大律师》，曾宪德的《老通城曾家》，邓斌的《烈烈巴人》等，这些在湖北历史上都真有其人其事或是留下过历史踪迹。而有的如熊明昌的《章华遗梦》则是从考古发掘章华台中找到灵感，于是以楚灵王建造离宫章华台为背景，以“楚王好细腰”的历史典故为线索，来演绎两千多年前楚国盛衰兴亡的历史。湖北作家这种刻意的选择有几方面的原因，既存在着空间选择上的某种限制，也有时代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作家的情感倾向性。
需要提一笔的是蒋敬生的《鸳鸯秀》、《禁城黄昏》，是长篇历史通俗小说的范本。作品中透达出一种个人的文化气度和品位，在故事的日常化叙事中，凸现出一种中国古典传统美学的情趣和韵致，寄至味于澹泊，含气韵于言外。
在湖北历史小说创作中还有一类特殊的类型，以少量历史传说记载为因由，凭空结构，撰为故事，像胡晓明、胡晓辉的《洛神》，把史实、神话和曹植的《洛神赋》糅合在一起，演绎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张璞的三卷本神话小说《桃花源传奇》。彭友元的《千古奇人鬼谷子》。周濯街的长篇神话小说《鬼中豪杰——钟馗》、《造字之神——仓颉》、《小儿之神——项托》系列，《玉皇大帝全传》等，把历史上的神话人物编成了自己笔下的神话。
除以上类型的长篇历史小说外，湖北长篇历史小说创作中还有一部非常特殊的作品，不能按内容划类，但又的确是历史小说，这就是骆文的70万字的巨著《桦树皮上的情书》（上、下）。这部作品以一种开放性的视野，将目光投向了欧洲大陆，聚焦于波兰，从1793年10月开始写起，描写了波兰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塔代乌士？科希秋什科和扬？基林斯基等人领导的，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新生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和不屈不挠的斗争。
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与建构影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陆续问世的《李自成》，是建国后第一部具有宏大时空构架，并被认为是当时最成功的一部历史文学作品。《李自成》发行量超过百万册，读者之多，评价之高，是建国后出版的长篇小说中少见的。小说不仅获得了文学及文学史意义上的成功，给姚雪垠带来了巨大的创作声誉，而且“李自成热”所产生的社会反响，以及对文坛所产生的冲击力，都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历史小说创作，以至后来从事历史小说创作的作家，几乎在不同年龄段都读过《李自成》，所以将其视作影响历史小说创作的主要源头之一，可以说是不为过的。中国当代历史题材的小说所刻意追求的史诗的规模，以及将宏大叙事作为历史小说的一种普泛的创作模式等，《李自成》可说是起到了开先河的作用。
一、开创范式与仿效认同
姚雪垠的《李自成》在当代长篇历史小说创作上应该算是一个起点，不过这个限定应该以“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划界。中国旧传统文学有长篇历史小说，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范式，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在长篇历史小说这一领域几乎可说是空白。新中国建国后在50年代中后期，长篇小说创作形成了一个高峰，但真正地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却很少见。而姚雪垠则在1957年开始了《李自成》的创作，他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动笔对他意味着什么，1957年至1999年，这是一个长达42年的创作与成书的历程，《李自成》最终成为一部5卷本、篇幅高达320万字的超长篇巨制，展示了明朝灭亡前后8年的社会历史的宏阔画面。
姚雪垠当时的创作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1957年他被错划成右派，在武汉被下放郊区劳动改造，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创作《李自成》。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出版，译成日文后获日本文部省、外务省颁发的文化奖。但在国内，第一卷出版后虽然在社会上引起一定的反响，却很快在“文革”中受到批判。70年代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李自成》的写作曾遇到很大的阻碍，姚雪垠通过特殊方式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在特殊关照下，姚雪垠去了北京，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继续创作《李自成》。1976年《李自成》出版了第二卷，1978年出版了第一卷修改本，小说在社会上获得了广泛的好评。1982年《李自成》第二卷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这不仅对《李自成》是一种肯定，而且对姚雪垠的创作也是巨大的鼓舞。
姚雪垠写《李自成》，实际上是开创了一种长篇历史小说的史诗范式。对姚雪垠来说，他对历史小说的创作是开创性的、探索性的，很少有可以进行参照的现当代读本，完全是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进行探索，边写边总结，这种写作之慢也可以从他创作延续的时间中去做出判断。
《李自成》的创作，充分继承了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创作传统和古典文学的优秀遗产。姚雪垠在创作之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查阅史籍，深入地研读历史，为小说创作寻找依据。此外，实地考察在中国历史文学创作中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司马迁为写《史记》，曾以广泛地游历获取第一手材料。姚雪垠在历史小说创作中也十分重视对历史遗迹的田野作业，注重实地考察，多次亲临事发现场，考察历史遗迹，将身心融于历史的环境中去感知历史，感觉人物。他去过湖北通山三次，如他诗中所写，“为写英雄悲壮史，三年五拜闯王坟”，深入实地考察李自成殉难通山的有关地方史料，认真仔细地翻阅《九宫山志》，查览朱、程族谱，考究文物古迹，走访村翁野老，与洞悉通山史料的原县政协副主席王致远相访长谈，前后征集和掌握了大批史料史证，并在通山做了一万多字的资料卡片。这为他的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石。在其之后，这种传统在其他作家身上也得到承继和体现，这种实地考察不仅可以充实写作素材，而且对历史有了一种感性的触摸，可以增强作家的历史实感，对在作品中复原历史环境和历史氛围，描摹物化形态的历史文化，重组感性的历史空间，的确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也是凸现作品历史感的一种有效方式和手段。
由于《李自成》在当代文学中是创作较早的长篇历史小说，并且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的轰动效应，读过《李自成》的人很多，这对后续的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肯定会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对读者的阅读，也会起到一种参照比较的作用。事实上，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可以看到《李自成》的写作范式对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影响，诸如创作观与题材取向、人物塑造上的英雄化等。在小说结构上，《李自成》的多条线索主复线推进的结构，几乎成为后来的历史小说的主导式结构，还有在小说的叙事中加进大量生活化风俗化的历史场景描写等，甚至在小说开头先铺叙整体局势，从时世从宫廷写起，然后再让人物出场，把人物放在刀光剑影、绝路恶仗、屈辱失败的困境中，去做出最为出色的亮相和证明。《李自成》的这些创作路数，被后来的许多历史小说作家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地认同和仿效。以至于一时写农民起义领袖成为风气，英雄主义统摄了塑造历史人物形象的主导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