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的和风温煦，清晨的阳光温柔
长沙往西三十公里是我们的目的地
下了省际公路，还要绕过一小座青山
在一片水田与另一片水田之间行走
田里的禾苗刚插，水里的蝌蚪还小
最显农家匠心是水田的一角再挖个小池塘
一汪清水里养着几条草鱼、鲢鱼和鲫鱼
一面镜子里反映着天上的美丽
我们觉得一切似曾相识又好像从未见过
对面农舍的小狗一听到脚步声
就冲上山坡冲着我们狂吠
下面的狗一叫，上面的狗也叫
叫声中，五六家散落各处的农舍渐渐清晰
狗叫声此起彼伏，空气也显得有些异样
我们的后背微微渗出了细汗
路边的树阴给了我们三分钟的清凉
正午的鸡叫又加重了闷热难耐
进退两难中迎面而来两头低头走路的水牛
牛背后还跟着一位老人和他可爱的孙女
牛眼看人时，我们也已经认出这小学同学的父亲老人邀请去家里喝茶的殷勤，像杨柳又吹来了清风“真的连茶都不喝一杯？”
“不了，我们还要赶去白若铺。”
——叙事、口语与草根性：《探亲记》赏析
少君的《探亲记》一诗综合了许多诗歌美学质素，具有诗学上的创新与启导意义，在一个并不算长的篇幅中，它分别触及到了叙事、口语以及诗人自己倡导的“草根性”等众多诗学范式，我们可以通过对诗歌中所显现出的这些诗学内涵的细致剖析，梳理一下中国新诗在90年代以来的发展态势，并提炼出这首诗在当代诗歌艺术探索中的示范性意义。
叙事是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不同于新诗中‘叙事诗’的文类划分，指的是诗与现实关系的修正、新的诗歌建构手段的增强以及诗歌新的可能性。它建立在诸如时代的变动、现实的压力以及由此带来的诗歌范型的转换等背景上。”（陈均：《90年代部分诗学词语梳理》）按照批评家陈均的分析，叙事在90年代诗歌中的增强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诗人摆脱过去那种意识形态幻觉的集体叙事，而趋向写作的主体性，即如王家新、臧棣等人所说的“历史的个人化”或个人对历史的敞开。二是通过叙事在诗歌中包容了大量日常场景和对旧的诗歌材料进行新的处理，从而获得了一种对现实发言的能力，并形成新的诗歌美学。三是表明诗人对诗歌本体认识的加深。从这段分析中我们不难得知，90年代以来叙事因素在新诗创作中的不断强化，给新诗文本注入了许多崭新的审美元素，也使90年代以来的诗歌在文本构造和诗性特征上与80年代拉开了一定距离。
《探亲记》的叙事倾向是比较明显的。“探亲”本来就是一个故事性很强的交往活动，尤其是一个远离家乡多年的游子重回故里寻亲访友，此中的曲折性与趣味性值得追味。诗人描述了从大都市出发，回到处于农村的故乡时一路所见，在对沿途景物的一路辨认和鸡鸣狗叫声的听闻之间，找寻着昔日故土留存在记忆深处的蛛丝马迹，最后通过与小学同学的年老父亲的短暂会晤，顺利与乡邻接洽上关系，尽管诗歌写到最后，诗人一行并未达到最后的目的地，然而在与乡邻接洽上后，熟悉而亲切的故乡已经近在眼前，举步可趋了。此诗中最能凸显叙事性效果的地方，我认为至少有两处，一是细节描写的精心设置。“狗叫声此起彼伏，空气也显得有些异样／我们的后背微微渗出了细汗”，“路边的树阴给了我们三分钟的清凉／正午的鸡叫又加重了闷热难耐／进退两难中迎面而来两头低头走路的水牛／／牛背后还跟着一位老人和他可爱的孙女／牛眼看人时，我们也已经认出这小学同学的父亲”，这些细节性场景的描绘，有效强化了诗歌的叙事效果，真切地勾勒出久疏故乡的游子还乡探亲时的微妙心理活动。二是戏剧性对白的添设。诗歌的最后几行：
老人邀请去家里喝茶的殷勤，
像杨柳又吹来了清风
“真的连茶都不喝一杯？”
“不了，我们还要赶去白若铺。”
简短的几行，既生动刻画了乡民淳朴憨厚、热情好客的性格特征，又使“探亲”这一事项具有了明确现场感和真实可信性。细节的描画与戏剧性对白的设置，使诗歌的叙事功能得到了比较完满的实现。
口语写作是第三代诗人为了颠覆朦胧诗的美学原则而自觉采用的一种诗歌语言策略，其所具有的艺术潜能在韩东、于坚、伊沙等人的诗歌创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与发挥。在90年代末的一篇文章里，于坚高度评价了口语写作的美学优势，他指出：“口语写作丰富了汉语的质感，使它重新具有幽默、轻松、人间化和能指事物的成分。也复苏了与宋词、明清小说中那种以表现饮食男女的常规生活为乐事的肉感语的联系。口语诗歌的写作一开始就不具有中心，因为它是在普通话的地位确立之后，被降为方言的旧时代各省的官话方言和其他方言为写作母语的。口语写作的血脉来自方言，它动摇的却是普通话的独白。它的多声部使中国当代被某些大词弄得模糊不清的诗歌地图重新清晰起来，出现了位于具体中国时空中的个人、故乡、大地、城市、家、生活方式和内心历程。”（《诗歌之舌的硬与软：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不得不承认，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口语写作在中国新诗创作中的日益浓厚，中国新诗从长期以来高悬半空、不食人间烟火的虚浮状态重回踏实的大地，从一味追慕西方、言必称希腊的诗学认知回复到对于民间力量与精神的找寻。因为日常口语在新诗中的大面积渗透，新诗恢复了鲜活的本色与活力无限的元气，从而一定程度上接续上由陈独秀等人倡导的“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的五四文化理想。
《探亲记》一诗在语言的运用上也多依赖口语，全诗自然顺畅，行云流水，没有欧化句式和古奥语词，几乎都是日常语汇的组合与串接。且不说戏剧性对白的日常生活化，诗行中的大多句子都极为通俗明了，“长沙往西三十公里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觉得一切似曾相识又好像从未见过”，“牛背后还跟着一位老人和他可爱的孙女”，等等，都是探亲之际诗人所见所感的直接录写。另外，诗歌中的诸多动词，都是从口语中直接采撷而来的，例如“下了省际公路”的“下”，“田里的禾苗刚插”的“插”，“挖个小池塘”的“挖”，“清水里养着几条草鱼、鲢鱼和鲫鱼”的“养”，“下面的狗一叫，上面的狗也叫”的“叫”，这些动词都是老百姓日常使用的普通语汇，自然是一种颇为亲切而自然的口语了。朴实自然口语的大量使用，与诗人描写的农村风貌是一致的，言与意之间因此构成一种天衣无缝的亲和关系。
为了纠正观念性写作中对中国新诗的误导，李少君于2005年专门撰文提出“草根性”的诗学策略，引导新诗朝正确方向有效拓展。什么是“草根性”呢？按照少君本人的解释，“所谓‘草根性’，就是，一、针对全球化，它强调本土性；二，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三、针对观念写作，它强调经验；四、针对公共化，它强调个人性。其实，一言以蔽之，它强调‘根’，强调来自‘灵魂’的原始的活生生的切身感受、感觉。”（《诗歌与诗人的归来》）本土化、传统、经验和个人性，组成了“草根性”的四大要素，其宗旨就是希望诗人恢复对世界的直接体验与感受能力，从而增强中国新诗的原创性和个性化。李少君不仅是草根性诗学的提倡者，同时也是草根性写作的身体力行者，他的所有诗歌都可以说是其诗学理想的艺术再现。《探亲记》一诗从题材选择到语言组织到主题呈现，都可以说是诗人真实心迹的语言化演绎，个中没有丝毫生硬理念的渗入，反映出的是一种依恋故园、亲近乡土的纯真质朴的思想情调。也就是说，诗中所述均出自诗人的内在心灵泉眼，是诗人对现实世界的个体感受与经验的直接呈示，而非借助某种外在的观念来推衍的产物。《探亲记》是草根性写作的典型文本，充满着气韵生动、真切自然、清新而亲切的美学魅惑。
《探亲记》一诗较为熟练地使用了叙事技巧，也通篇大量选用口语入诗，同时体现出尊重个人生活体验的草根性特点，它可以说是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学重要范式的最集中体现之作，我认为是当代诗歌史上不可多得的文本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