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我在失意或是高兴的时候，我总是按照自己的爱好来安排一切。一位画家爱好金发女郎，由于她们和一盘水果不相协调，硬是不把她们画进他的图画，那该多别扭啊！我只把我所爱的东西画进我的图画。
——毕加索
（一）
儿子诞生以后，毕加索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将精力放在家庭中。由于孩子还小，这年夏天他们也没有外出度假，而是到离巴黎不到40英里的一个地方度过了这个夏季。
那个地方相当大，足可以让毕加索远离婴儿的哭闹。不过，这段时间他都是耐着性子待在家里，一遍又一遍地画着这幢别墅的内部，用一只特别细的铅笔，带着一种温和的嘲讽，画下房间中每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
在这段时间里，给予毕加索大量创作灵感的，就是那个迷人的小天使。毕加索已经40岁了，他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观察着他的儿子，初次体验了做父亲的快乐。因此，他画了大量的脉脉温情的母亲与婴儿的素描，表达了做父亲的骄傲，也记录了爱子出生后的成长变化。而且，每幅画作上都题上了日期，有些就连作画的具体时间都记上。这一幅幅作品，就像是一篇篇日记一样，详细地记录了小保罗的成长足迹。
也正因为有了孩子这个催化剂，毕加索在这一阶段画了大量以妻子和儿子为模特的作品，这就是著名的《母与子》系列画作。
母与子的主题自从蓝色时期以后，此时再一次成为毕加索艺术舞台上的主角。在这些画面上，前几个月的新古典主义人物和身体巨大的女子，都流露出一种新的满足的深情，隐匿了他青年时代表达母性作品时的那种伤感。画面上雕塑一般的简练手法，使得人物具有一种平凡而宏伟的感觉。
1923年，毕加索又在巴黎郊外的枫丹白露买了一座别墅。这里靠近大海，是个著名的疗养圣地，毕加索带着妻子和儿子来到这里居住。
一家人常常到海边游玩，躺在柔软的沙滩上，看着蔚蓝色的天空以及海滩上嬉戏奔跑的人们……
汹涌澎湃的大海给毕加索带来了如潮一般的创作灵感，他也挥笔创作出了《在海滩上奔跑的女人》、《海边人家》、《泉边的女人》、《信》、《吹笛人》等作品。画中的人物巨大、丰满，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
在这些画作当中，显露出了古罗马雕刻的痕迹，也充满了古典主义的风格。
做了母亲的奥尔佳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关爱都放在了小保罗的身上，虽然家中请了保姆、仆人，但作为母亲，她时刻惦记着孩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忽略了毕加索的情感需求。
毕加索本来就是个感情奔放的人，自己又像个大孩子一样，时刻都需要人关心、照料，而奥尔佳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且，随着孩子的降生，奥尔佳的地位也日益巩固，她开始讨厌毕加索那些不修边幅的朋友，因此，她就千方百计地阻止毕加索与过去的那些朋友来往，有时甚至达到一种歇斯底里的地步。
毕加索对奥尔佳的蛮横感到十分苦恼和不安，渐渐地，他与奥尔佳的感情也出现了裂痕。就这样，充满柔情的《母与子》系列画作就这样结束了。
但与此同时，毕加索还画了两幅非常相似的大幅作品，通常被认为是综合立体主义的归纳与最高成就代表。这两幅作品都叫《三个乐师》，都是画着三个乐师戴着面具在一张桌子后面坐成一排。其中的一幅比较昏暗，一个小丑还吹着管乐器，另一个小丑则弹奏着吉他，一个僧侣拿着乐谱，还有一只狗躺在桌子下面。
另一幅画里面，两个小丑交换了位置，原来弹吉他的那个小丑现在拉着小提琴，僧侣则拿着一个手风琴，狗不见了。
两幅作品都遵守着严格的立体派教条，空间由平的、大致是直线所构成的一些画面组成，所有色彩也比较鲜明。如果不是用了许多蓝色的话，应该是比较欢快的。
这两幅作品中，有智慧，有快乐，也有黑暗与恐惧，反映了毕加索此时生活中的矛盾——做父亲的快乐，看着儿子成长的骄傲；对奥尔佳愚昧和诱惑的痛苦，他是被硬塞入这个虚拟的世界的。
这两幅《三个乐师》是毕加索1921年的最重要立体派作品。有人认为，它是介于以往的成就和其后毕加索新古典人物画之间的分界线。
（二）
1923年的夏天，毕加索结识了一位名叫布莱顿的人。他当时27岁，是个正等待出世的猛狮一般的人物，一个声誉极佳的诗人，并且是个达达主义者。
达达主义厌恶已经建立的制度，希望可以毁灭这种制度；在艺术方面，他们抛弃一切已经存在的观念，用不合理来代替合理，将思考和表现完全分开。
毕加索生性好奇，对达达主义的各种活动也充满兴趣。没多久，达达主义者就发现，他们想要用来摧毁一切心智产物的武器原来还是心智本身，这令他们张皇失措。于是，他们开始互相争吵、指责，并且感情激动地咒骂自己的前辈同道。
这是1922年的事了，但从它的灰烬中却升起了更为引人注目、更具有积极意义的超现实主义，这个运动在1924年的宣言就是布莱顿所写的。
毕加索对超现实主义充满了兴趣，而超现实主义也声称毕加索是他们的先知。他们把《亚威农少女》翻印在《超现实主义》的杂志上，并指出《穿衬衣的女人》也是他们的哲学先驱。
到1924年的夏季，毕加索的作品中除了高瘦、美丽的优雅女人以及或坐或立披着长袍的人物画像之外，那些古代的世界、乐器、牧神、半人兽等，都不再出现在他的画室里了。事实上，这一年也是他新古典时期的结束。
1925年春，毕加索的《三个舞蹈者》诞生了。这也是毕加索对人体狂暴肢解的开始，薄片一般的造型，炫目刺眼的色彩和令人错愕的动作，是画中人物的一致特点。
在画中，左边的女人头向后仰；中间的女人则高举双臂，如同一个十字架；右边的人物则像一个男人阴暗的侧影，像钉子一般的手正拉着他对面女人的手。
这三个舞蹈者就像受刑一般，面孔扭曲，被欲火或疯狂折磨的畸形身躯，肆无忌惮地跳跃着，显示出一种不可名状、撕心裂肺的暴力。令人恐怖的面容、像动物鬃毛一般的头发、铁钉状的指头——这一切都令这幅画充满了世界末日般的梦魇。
毕加索似乎想用这种结构上混乱不堪、表情神魂颠倒的人物，来表达他内心世界的愤怒，超现实主义的主张也诱发他放手表现自己潜意识中的东西。这也拉开了毕加索艺术上的一个新时代的序幕，超现实的“怪物”将成为他艺术舞台之上的另一个重要部分。
在家庭当中，毕加索与奥尔佳的矛盾也日渐加深，甚至已经到了一种尖锐的对立程度。他们相互成了对方的地狱，以至奥尔佳稍有不顺心就对着毕加索大喊大叫一通。她甚至会冲入他的画室，打断他正在进行的创作。如果毕加索夺门而出，她会不顾自己的教养而追出去尖声叫骂。
这一切都让毕加索觉得自己生活在地狱当中，逼得他发疯，最后表现在作品当中，便是暴力的迸发。
1926年，毕加索创作了《吉他》这幅画，便是他内心暴力的显现。这幅画是他用破布、琴弦、油漆和裱糊纸创作而成的，还有17颗钉子，钉子恶毒地刺穿画布，钉尖直指观众。他甚至还想在画布上粘上刮脸的刀片，谁碰上它都会鲜血直流。
没有装饰性的曲线来缓和残酷的冲力，也没有色彩的美，这幅画表现出一种挑战性的和强有力的愤怒，活像毕加索骂出来之后才能宽慰的一段咒语一般。
毕加索曾经说过，他的作品就是他的日记。因此在这个时候，他画中开始出现的怪物必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后来据了解奥尔佳的人说，奥尔佳患有慢性精神病，但又无法获悉是什么原因导致她的精神情况出现恶化。
当然，奥尔佳也并非是毕加索这股暴力的唯一源泉，另一个诱因就是超现实主义对他的影响。
（三）
短暂的幸福过去了，奥尔佳在毕加索心中的形象已经不再优雅，相反，她已经变得更加接近于一种超现实的变形。毕加索将她画到画中后，她就变成了躯体坚硬、有着锋利爪牙的食肉魔鬼。
此时，在许多以奥尔佳为模特的画作中，毕加索生动地反映出了自己那份已经发生变化的感情。
1927年1月，毕加索又创作了一幅《睡在摇椅上的女人》。画中是一个怪诞扭曲的人形，猪鼻状的脸孔向后仰，满是牙齿的嘴巴张得极大，可能正在打鼾。而这个女人的身躯仿佛是一个带有残酷死亡陷阱的变形虫，整个轮廓都是一圈强硬的线条，就像是由染过色的玻璃切片连接起来的一样。
1927年的夏天，毕加索外出度假期间，又画了几幅怪物女人画像，包括一幅怀有惊人恶意的《坐着的女人》。这幅画中的女人身体结实、呆板，又富有侵略性，看起来像用一堆石头凑成的、危如累卵的无血无肉的巨人。
这年夏天，毕加索还开始计划着做一些纪念雕像，这将是一些巨大的构筑艺术。他画了很多草图，上面的大型人物看起来似乎是用骨头做成的。有人说，这时毕加索的绘画已经进入“骨骼期”。不过在秋天回到巴黎后，他并没有着手去实行这一计划。
不过，雕像的感觉已经深入到毕加索的思想当中。1929年夏天接近的时候，“怪物”与“骨骼”人形终于合二为一，形成了毕加索最骇人也最动人的画作之一——《坐在海滨的女人》。
画中的女人身体看起来就像是用光滑的白木做成的一样，而脊椎骨的关节又历历可见。她侧着坐在沙滩上，手连在一根弯曲的膝盖上，一只紧张的手臂与地平线平行，起皱的手肘是唯一证明她有血有肉的暗示。
她没有真正的躯干，胸部也是一个单一的斜面，朝着海洋的方向突出，而腹部却并不存在。
在头部，她的鼻子呈尖锐的三角形，眼睛就像两只无色的昆虫的眼睛，脸的大部分都被颚部占据着，而颚部又是向两旁移动的，像昆虫一样，令人一下子就联想到那些可怕的猎食者——螳螂。
她背对着纯净的海洋与天空，以一种奇怪而恐怖的优雅的姿势端坐着。她看起来并不邪恶，只是天性饕餮无厌。
这幅画看起来既平静又极端猛烈：说它平静，是因为那些阳光照耀的有色平面；说它猛烈，则是因为那潜藏在里面的威胁。
作为一个画家，毕加索一定很满意自己的这幅画作；而身为一个男人，他也一定看到了那个正大大地张着的下颚。不知道毕加索是不是要表达这样一个主题：在婚姻中，该是他逃跑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