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画家将太阳画成一个黄斑，但有些画家则借助于他们的技巧和智慧，将黄斑画成太阳。
——毕加索
（一）
1916年时，第一阵战争热潮已经消退，许多巴黎的市民开始安顿下来准备新生活，因此，巴黎也很快就变得热闹起来，餐馆和剧院都挤满了人，大批的金钱在市面上流通。对于画商来说，这是个好兆头，黑暗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在这一年，毕加索认识了作曲家艾瑞克·萨提和诗人戈科多。萨提当时是50岁，可能是那一时代最为前进的一位作曲家了；戈科多则只有27岁，颇负盛名，但因为平时为人趾高气昂，没有人太喜欢他。
戈科多对别人的天赋极具鉴赏力，因此他想方设法说服毕加索和萨提与他合作一出巴黎舞剧。
戈科多对芭蕾舞很在行，俄国芭蕾舞团首次在巴黎演出时，他就与舞团老板迪亚基列夫有所接触。迪亚基列夫所领导的芭蕾舞团，被认为是20世纪最为卓越的古典芭蕾舞团。
所以，戈科多就说服毕加索，要毕加索为芭蕾舞画布景和设计服装。这对于立体派的画家毕加索来说，简直是一种亵渎。
不过，戈科多还是成功了，他说服了毕加索。
1917年2月，俄国芭蕾舞团正在罗马表演，因此戈科多就带着毕加索匆匆赶往意大利。这时，由戈科多编导的舞剧《游行》即将上演，毕加索承担了舞台装饰、布景、服装的全部设计工作。
在设计过程中，毕加索不是一味盲目地向观众推销立体主义，而是根据剧情的需要，同时使用了立体主义与古典主义的画风，将舞者设计成人们易于接受的平面人物，并用强烈的色彩画出舞台缎帐、丑角和马背上的舞者，但却将舞台设计成为具有立体感的空间，从而将观众带入一个现实与非现实的矛盾世界中，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极好。
毕加索的到来，也是剧团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兴奋点，他很快就成了青年人的核心。在这其中，就有两位才华横溢的人，他们是斯特拉文斯基和马希尼。
趁着在罗马的机会，毕加索还顺路访问了佛罗伦萨、米兰等地，他再一次受到古希腊、罗马艺术的熏陶。在那些原始拙朴而又富有生气的作品当中，毕加索领会到了“宁静的伟大与崇高的单纯”的深刻含义。从古典艺术中所获取的灵感，也令毕加索的创作前景更加别开生面。
在罗马，舞蹈演员们都住在万神殿后面的女战神饭店，而毕加索和迪亚基列夫则住在波波罗市场里的露西饭店。毕加索很快就对剧团里的每个人都了如指掌了，尤其是一些面貌姣好、身材高挑的女演员。她们每时每刻都来来往往，刮起一阵阵美丽的风，驱散了毕加索心头浓重的愁云。他自豪地在信中告诉斯坦因说：
“我有60名舞蹈演员……”
不过，有一件事他还是保密的，那就是他和芭蕾舞演员和奥尔佳·柯克洛娃的暧昧关系已经渐渐成为团里公开的秘密了。也许这时的毕加索还没有足够的信心让奥尔佳爱上自己，所以才不想先在斯坦因面前吹牛。
每天，毕加索都要花很多时间奔波于女战神饭店和露西饭店之间，并且乐此不疲。奥尔佳·柯克洛娃是一位俄罗斯帝国军队上校的女儿，1891年生于乌克兰的涅金。她从小就热爱芭蕾舞，直到1917年才在舞剧《贤良淑女》中有了精彩的表演。但此时她已经26岁了，这个年龄对舞蹈演员来说，已经是即将退役的时候了。迪亚基列夫之所以还将她留在团里，并不是因为她的舞蹈专长，而是因为她的贵族血统可以提高剧团的社会地位。
在毕加索的潜意识中，少年时与表妹的初恋遭受挫折，就是因为他那庸俗的“出身”在作怪，这也令奥尔佳在毕加索的心中除了美貌之外，还增添了一层“贵族”的神秘。
奥尔佳长得很漂亮，长发披肩，从任何角度看，她都非常迷人。一开始，奥尔佳对毕加索的进攻就猝不及防，所以很快就被毕加索俘虏了芳心。
（二）
由于对奥尔佳的迷恋，毕加索对那个遥远的俄罗斯帝国也开始变得充满了兴趣，热衷于俄罗斯的各种文化。
1917年春天，俄国爆发革命，沙皇的命运、人民的希望等问题始终牵扯着毕加索的注意力。但是，奥尔佳却一点都不欣赏那些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对美术也毫无兴趣可言，最多也就是喜欢那些可以装饰在房间里的小玩意。
对于毕加索，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并不反感。奥尔佳的俄国味法语，毕加索的西班牙调法语，让他们彼此都觉得对方说话很有趣。
因此，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奥尔佳还是答应了毕加索的求爱。毕加索十分高兴，他在奥尔佳的卧室里为她画了一幅《阳台》，将他的喜悦心情体现在这幅画中。这幅画也成为新古典主义与立体主义相结合的代表作之一。画中充满了阳光，立体主义风格的小提琴象征着充满了生命力、富有诗意的美好生活。
毕加索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十分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做不完的工作，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有美丽的女主角和优美的意大利风光。所有的这些，都足以让毕加索流连忘返。
1917年5月18日，《游行》一剧在沙特来剧院上演。虽然闹哄哄的剧情令观众反感，但那富丽堂皇的布景和演员漂亮的服装却受到了观众的喝彩。如果是这场芭蕾舞剧是成功的话，那么也是毕加索的成功。看过首演的观众，都将毕加索捧为世界美术界的人物，并将他介绍给具有极大购买潜力的上流社会人士。这场游戏令毕加索沉浸在一种节日般的气氛之中。
在罗马演出期间，毕加索与斯特拉文斯基还成了好朋友，这位伟大的俄国作曲家以《春之祭》和《火鸟》震惊世界。其非凡的创造力和卓越的才华也深深地吸引了毕加索。毕加索曾经声称讨厌一切音乐，一听到交响乐就头疼，只不过会哼唱两首弗拉门科舞曲。但现在，他却迷上了这位作曲家，并且为他画了大量的速写。
他对斯特拉文斯基的面孔十分感兴趣，厚厚的嘴唇，大提琴似的鼻子，一对突出的大耳朵。不久，斯特拉文斯基就带着毕加索为他画的肖像离开意大利去了瑞士。
然而在意大利的边境，哨兵在检查他的行李时，却扣下了这份肖像，不许他过境。他们坚持认为，这不是肖像，而是一幅军事地图。斯特拉文斯基哭笑不得，他解释说：
“不错，这是地图，但是是我面孔的地图。”
可是哨兵却不听他任何解释，坚持扣留了这幅“地图”。
几个月后，迪亚基列夫率领舞团“南征”巴塞罗那，毕加索也带着奥尔佳随团回到阔别5年的家乡，受到了昔日老友的热情款待。
奇怪的是，此时此地，毕加索的创作完全没有了立体主义手法的痕迹，而是更加接近传统，似乎他根本就不曾画过立体主义的画作一样。画中的景物都是用极其写实的手法创作的。
毕加索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给奥尔佳画像，而且都是用写实的手法，画得可以说是优雅而高贵。奥尔佳也坚持让毕加索将她的画像画成写实风格的，有时她还坚持要披上一条披肩。由于手头没有现成的黑披肩，毕加索就干脆找来一条黑床单代替。
在1917年所画的《座椅上的奥尔佳》中，画中的奥尔佳手持西班牙折扇，悠闲地坐在绣花布椅上，俨然一位西班牙化的俄国女郎。她申请肃穆，那双黑色的眼睛中流露出一种不肯妥协的神情；一张平直而小巧的嘴，微微露出一丝笑意，掩盖了这种坚毅的表情。
一直以来都将毕加索看成是古典美的破坏者的人们，在看到这幅画时，不得不佩服毕加索那种以最富有人情味和最准确的形式来运用这种传统表现手法的熟练能力。
可能是因为母亲很喜欢奥尔佳，毕加索将这幅作品献给了母亲，老人珍藏了好多年，直到自己逝世，才托交给女儿继续保存。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