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行就行，你觉得不行就不行——这是条不可改变的定律，无可置疑的法则。
——毕加索
（一）
1906年的春天，毕加索带着奥利维亚回到了巴塞罗那。
奥利维亚的到来，既没有让霍塞一家感到惊讶，也没有使他们不高兴，他们都很喜欢奥利维亚，并奇怪她为什么不嫁给毕加索。
奥利维亚拒绝了毕加索的求婚，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坎坷经历，还因为她了解毕加索的多变性格。相对于结婚来说，她更愿意这样宁静地、浪漫地生活下去，不受任何约束。因为，毕加索是约束不住的。
毕加索把奥利维亚带回家后，希望父母能做通奥利维亚的思想工作，让她同意嫁给他。但霍塞夫妇俩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未能让奥利维亚改变主意。霍塞只好叮嘱儿子，一定要坚持到底。
在巴塞罗那，毕加索带着奥利维亚参观了他以前的画室，以及昔日经常光顾的酒吧和经常散步的街道，并拜访了过去的亲戚和朋友们。大家都对毕加索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并赞美奥利维亚的美丽、大方。
在巴塞罗那住了几天之后，毕加索就和奥利维亚就出发去了高索——一个位于比利牛斯山高处的美丽的小村落。
这里山路崎岖，骑着骡子才能抵达。村里的房屋都是用石头砌成的，这些石屋经过风雨的洗礼和阳光的照耀之后，呈现出一片金色的光泽。在远处，卡迪峰上的白雪在天空的映衬之下，简直就是一幅绝妙美丽的风景画。
刚开始在这里作画时，毕加索还是延续了以往的古典作风，画一些柔和的形体，而且大多都采用粉红色调，有些作品则只使用这一种颜色。其中，有一幅奥利维亚的裸体人像。画中的女子手举到头上，正对着镜子整理头发。镜子则由另一个女子拿着。
但不久之后，毕加索的画风忽然又变硬了，粉红色不再那么艳丽，人的形象也开始变得像雕刻，脸部毫无表情、犹如面具一般。
在一幅名叫《送面包的人》的油画上，就显示出了这个画风的变化。画中是一个戴着头巾的女子和两大块黑面包，面包下面垫着白色的垫子。而在毕加索返回巴黎后，这种变化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高索的这几个月是十分美妙的，毕加索不仅创作了很多作品，身心健康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样惬意的日子本来可以持续到秋天的，可是他们居住的客栈中有个小孩忽然得了伤寒病。毕加索一向害怕疾病，因为他觉得这是死亡的前兆。为此，他马上决定赶回法国。
两个人回到巴黎后，毕加索就用他从高索带回来的画作重新填满了他的画室。在离开巴黎之前，唯一留在画室里的是一张尚未完成的赫特路德·斯坦因的肖像，面孔的部分还是一片空白。
由于一时没有机会见到她，毕加索就凭着记忆完成了这幅肖像。在这幅画中，美丽的脸蛋被一个面具所取代，凝固而专注，并有着一双严肃的、高低不平、大小不等的眼睛。
后来毕加索的朋友们看到这幅画后，简直都被吓坏了，但斯坦因本人却十分高兴。至于是否相似的问题，正如毕加索所说的那样，随着年岁的增加，她的面孔会越来越像这幅肖像画的。
在斯坦因的所有肖像画中，她只将这一幅终生带在身边，逝世前献给了纽约市立艺术博物馆。这时，所有熟悉斯坦因的人都说肖像和她本人已经神形合一。今天，我们还能够欣赏到这幅精彩的肖像，它有一个绰号：
“毕加索的蒙娜丽莎。”
这时的毕加索已经有了充分的经济能力，但这种富裕的生活却让他感到自己的想象力受到了限制。为了寻找创作的灵感和激情，毕加索又只身一人来到了美丽的“风车王国”——荷兰。
在郁金香和异国风情的熏陶之下，毕加索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和活力，他把荷兰看到的风土人情全部用画笔描绘出来。
在荷兰，毕加索惊讶地发现，那些在田里劳作的农妇和挤牛奶的姑娘们，身材都高大而丰满，几乎人人都要比他高出一头来。
根据自己的见闻，毕加索创作了《三个荷兰农妇》、《戴帽子的荷兰姑娘》等画作。
从荷兰带回来的作品，与毕加索前期的作品有着明显的不同。画中的人物都从以前的瘦小变得粗大、笨重。
此后，毕加索又画了一幅自由像和两个裸体人像，画中的人物都显得巨大、粗壮，如同雕像一般，像古铜色一般淡红。如果用传统的标准来看，这幅画中的人物可谓丑陋，而且不带丝毫的情感，整体感觉与“玫瑰时期”的风格完全不同。
（二）
1905年，爱因斯坦在科学史上树立了一座划时代的丰碑——《狭义相对论》的发表使长期以来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规律、定理、公式等等，都成为昨日黄花。包括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内，整个世界都被卷入一股变革的洪流之中。
这年在巴黎的“秋季沙龙”上，马蒂斯、迪菲、马尔克、德兰、弗拉蒙克和费里兹的作品都集中在一间展室内。评论家路易·沃克赛勒看到在一片色彩狂野的绘画中间，有一件模仿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雕刻家唐纳泰罗的雕塑，便喊道：
“唐纳泰罗被野兽包围了！”
于是，这个画家群体就被冠以“野兽派”的称号。
1906年的春天，马蒂斯又在“独立沙龙”上展出了自己的新作《生活的欢乐》。这幅画五彩斑斓，浓淡不分，舆论界对此不知所措。但是，这幅画马上就被斯坦因兄妹认购了。
这时，毕加索刚从高索回到巴黎，在斯坦因兄妹那里看到了这幅画，他的胸中便隐隐产生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在这个时期，毕加索也注意到了野兽派的画作，但是，此时毕加索知道，“野兽派”的表现手法与艺术风格不是自己想要寻找的答案。
不久，画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塞尚逝世。
毕加索一直很欣赏塞尚，他越是看塞尚的作品，就越是发现塞尚与自己一样受着同一个问题的困扰。塞尚曾经说过：
“要用柱体、圆形和角锥去处理自然，并把它们都纳入配景……”
这句话即刻引起了毕加索的同感，两个相似的心渐渐产生了共鸣。
1906年秋天到第二年的春天，毕加索一直都在酝酿。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和许多草图的尝试之后，毕加索要创出一幅极具野心的作品。
在这幅作品当中，毕加索要将他的绘画、雕刻的概念和许多其他的东西结合起来，这是关于空间、体积、质量、颜色、平面和线条的所有概念。
1907年春天，毕加索完成了这部作品。作品中是五个女人，她们所有的人性和感觉都被抽象化了：她们那粉红色的身体几乎没有任何修饰，在画面上排列成从左下方到右上方的对角线，其中的一个则蹲踞在右下方。左边的三个女人有着“高索”式的面具脸孔，其中一个头部的轮廓上可以看到一只占据全部面孔的眼睛，另外两个脸上可以看到鼻子的轮廓，就像楔子一样尖利，身体的部分大多都是由直线和有角的平面构成。
她们站在蓝色的背景前面，而右半边扭曲的力量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蹲着的女人脸部转向右方，形状被野蛮地打乱了；而上方站立的女人脸孔上是一个长脊、突出的鼻状物，十分像刚果的某种面具。
这幅作品，就是毕加索十分著名的《亚威农少女》。这是一张很难看懂，或者说不需要看懂的画作。它的外在形象和深层含义既模糊又复杂，也由此产生了许多见仁见智的解释。
就通常的解释来说，《亚威农少女》所表现的是在一个想象中的、烟雾弥漫的妓院内，五个妓女坐立着等待客人的情景。
然而，在画中，人们根本看不到表现这种情节的明显特征，因为毕加索已经将作品中那种叙事性成分的描绘抛得一干二净，而是专注于纯造型意味的表现和追求。
为了创作这幅作品，毕加索曾经做了许多的习作。他充满信心，极其细心地为这次战役做各种准备。而且为了完成这幅画，毕加索不分昼夜地创作，从构思到草图完成，整整用了四个月的时间，画了17张草图和上百张相关的素描。
尽管后来许多研究者对这些草图之间的变化关系，对这幅画的原型和意图都作了各种各样的猜测，但毕竟是画面上那种强烈而奇异的形式，和它所表现出的令人震惊的意味和力量，掀起了一个世纪的艺坛波澜。
毕加索创造了立体派的第一件成品。一幅革命性的可怕画作，连带着它的全部潜力和全部审美观，如同一颗巨大的炸弹，投入到了西欧的绘画界。
为了让这幅作品得到人们的认可，毕加索邀请一些朋友来他的画室，希望能够传达这个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信息。但很遗憾，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弄懂它、掌握它，唯一的反应就是震惊、慌乱，甚至是一些神经质的笑声。即便是最富有鉴赏力的画家，也摇着头叹息这是“法国艺术的一大沦落”。
这枚炸弹没有马上爆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亚威农少女》最终被证明是这个时代最具力量、最具冲击性的一幅作品。
（三）
对于《亚威农少女》所遭受的非议，毕加索虽然提前有些预料，但没想到会遭到众口一辞的责难。这简直让他惊呆了，他发现，自己将再一次面临挨饿的威胁，因为现在又没有人肯来买他的作品了。
这一回，毕加索才是真正站到了十字路口上。当然，他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恢复到原来的画风上去，那种画风和他目前的创作水平，也足以让他成名，进入优秀画家的行列。相反，如果继续往前走的话，那无疑将是一条孤独的冒险之路。
不过，也不是每个人都鄙视《亚威农的少女》，有两个人就是例外。一个是德国评论家兼收藏家威廉·伍德，另一位是与他持同样看法的朋友亨利·肯惠拉。肯惠拉也是德国人，28岁，十分喜爱塞尚和高更。他本来能有一个飞黄腾达的财政家的前程，但他爱画成癖，不顾一切来到巴黎做画商。
刚到巴黎时，肯惠拉并不认识什么法国画家，后来就拜老画商保罗和富拉尔为师，并在玛得连附近的威农街开设画廊。
当肯惠拉得知毕加索创作了一幅叫《亚威农少女》的新作品时，便在一天凌晨找到了毕加索。刚好富拉尔也在那里，他们昨天刚刚见过面。肯惠拉后来叙述了这次对他来说十分重要的会见：
毕加索所过的日子，贫困得令人吃惊。他以难以置信的勇气生活在那种贫穷和孤独的环境之下，他的身边只有奥利维亚这位美丽的女人和他们俩养的狗弗里卡。
我并没有发现我想要的亚述特色的绘画，但我却发现了我无法加以称呼的奇特作品，这种近乎疯狂的风格让我深深地感动了。我立即预感到，这将会成为一幅很重要的画作，它就是《亚威农的少女》。
由于对《亚威农的少女》的真知灼见，肯惠拉与毕加索成了好朋友。64年后，法国总统蓬皮杜在毕加索的90岁大寿宴会上，还盛赞了肯惠拉，因为是他第一个发现了《亚威农的少女》的真正价值。而后来肯惠拉之所以成为西方艺术市场的大腕，也是毕加索为他奠定了基础。
后来有人问肯惠拉：
“究竟是什么令你感到那是一幅很重要的作品？”
肯惠拉回答说：
“我也不知道，但我当时就强烈地感受到了这幅作品其中的戏剧性和故事性。”
后来，肯惠拉从毕加索那里买下了《亚威农的少女》的全部草图。可惜的是，当时的画作还没有完成。
此后，这幅画就一直放在毕加索的画室里，毕加索再也没有动过这幅画，也没有把画卖给肯惠拉，不知是因为肯惠拉出的价格太低，还是因为毕加索在一片嘲笑的声音中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了。如果从一般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应该是后者的可能性大一些。因为从毕加索的生活经历中，我们也能看出他作为世俗之人的一面。而且对一个年轻的画家来说，这也是很自然的。
直到1920年，这幅画被雅克·杜凯买去，并将它挂在陈列馆的显要位置。
1925年，布列顿将它刊登在《超现实主义的革命》杂志上，使它第一次向公众展示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