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徒期”之后有什么人和诗对你产生了影响？
死去的宇龙对我的帮助比较大，和他的交往让我加强思考诗的技艺，对诗歌的形式特别关注。张曙光的写作对我直接产生了影响，《小镇黄昏》和他的一些诗产生了呼应。96、97年后，明显加强了诗歌中的叙事，我特别青睐这一点。诗友们也在默默做着这个工作。张桃洲说我发展了九十年代诗歌的宣叙调因素，我承认这一点。
我青睐的于坚、张曙光、孙文波，他们的创作对我的写作影响慢慢弱化，叙事应该是给诗歌增加了难度，宇龙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我和他在形式问题上做了很多具体的交流，给我的写作在文本上带来了自觉。
美国诗人唐纳德？霍尔的东西让我印象很深，他的长诗《踢着树叶》让我想到诗歌的构成，诗歌容纳其它文体形式的可能性。喜欢的美国诗人我可以说出一大串。像惠特曼、弗洛斯特、艾伦？金斯堡，罗伯特？克里利、毕肖普等。
北京
你是什么时候来北京的？
第一次是1999年3月，到北京来看一看。觉得好像在潜江的生活已经过完了，想换一换生活的地方。
来北京是为了诗歌吗？
想在诗歌中发展下去，突破一下，在小城呼吸很困难了，用兰波的话说，人们在他自己的故乡被流放。潜江当时没有沟通对话的人，买不到好书，太闭塞的文化环境对写作是一种伤害。我离开家乡到北京，就像弗罗斯特到英国去一样，为诗歌寻找好的环境。
99年你返回潜江，呆了半年。
那次离开北京是迫于生存压力。来北京没有给诗歌写作带来期盼中的效果，只是感觉到谋生对写作的伤害。
克里玛在《布拉格精神》里谈过这种伤害。许多捷克作家在政治运动中失去了工作后，为了谋生很多活都干过，西方一些评论家认为这对写作是有帮助的，就像我们常说的增加了生活体验。克里玛说，如果一个作家20年的精力都花在为生存而奋斗，那是对精神的折磨，甚至是摧残。那些评论家可能是美化了那种他们没有体验的生存经历。
捷克作家和中国作家的境遇特别相似。作为一个诗人对自己的命运很清晰，对附加在诗歌之外的东西是抗拒的。
仅仅只是为了写作而到北京来？
在湖北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经济上的压力，还安定，但是从精神生活从写作上考虑，想换一种生活了，当时强烈的愿望就是想出走，40岁以前再不出来，感觉生活就完了，看不到任何希望，生活没有奔头。长期潜江的生活，精神的孤单，整个人文环境平庸，如果在省城，我不会出走。但现在对在哪里生活都无所谓了。
小时候我就渴望出门，见识外面的世界。在小城看到浙江人到学校里推销教学用品，我就激动，他们带来异地的空气，还有我们不理解的方言。来到北京后，没想到这么多人漂在这里，就在北京停下来了，没有物质上的准备，没有考虑生存的严峻；长安居不易，京城米贵，那时我忽略了，生存是第一要义。如陶潜说的：“人生归大道，衣食固其端。”
99年3月来北京前，我没有辞职。住了一段时间后，压力大了，感觉不对劲，房租、吃喝、交通费用交出去，衣袋就所剩无几了，后来在地坛一家公司找了份工作，但是也很无聊，编一些乱七八糟的书稿，人成了机器。精神一高蹈人就容易踏空。
你比较恐惧这种踏空状态？
在地坛那个公司上班，没有遭遇到生存的威胁，但是我渴望过自己的写作生活，就离开了地坛，租房子写作。原来，我想象外面世界精神性成分很浓，其实外部世界是很日常性的，不带有任何理想光环；人在哪里都是活着，首先要活下来，然后才可能从事想做的事情。原来我对异地生活总是抱有幻觉。其实我们在哪里都是过日子，能活下来了写作就行了。在北京租的房子里，读《兰波全集》，他的生活感动了我，他到巴黎去，后来为什么住不下去离开了呢？最后身不由己离开，到越来越远的地方，干了很多苦活，包括做采石工，去淘金，几乎放弃了诗歌写作。他到巴黎后没有人帮他，他感到整个城市对他的拒绝，他面对的首先是活下去的问题，最后他只有离开。回去是不可能的，他一直走在远离故乡的异国他乡。当我读他与家人的书信，心里酸透了。
那些漂在北京的诗友、朋友们呢？
都是孤立无援的，他们也在艰难地谋生。你会感到整个生活对你的冷漠，没有多少温暖的东西。布罗茨基流亡到美国去，奥登帮助了他，提供了衣食之助。
享受了一个诗人的“待遇”。
回去后呆了半年，但是难以甘心，我斗争了很长时间，决定第二次去北京。2000年过了春节我又来了，首先解决生存问题，找份工作，稳定下来。我做过图书发行员，为的是想以后过自己的写作生活……在北京看到很多人在为生存挣扎，不少人抱着美好的愿望来北京，一些画家在北京的生活一团糟，这样的生存对他们的艺术是一种伤害，没有出路，回去也没有希望，就死守在北京。我从城里搬到郊县，在画家村住过，住农民的院子，把生活降在最底线，守下来再寻求发展。最后钱也快用光了。有个星期我写报告文学，赚了四千块钱，我决心死都不回去了。撰稿已经进入状态了，但那是非文学写作。后来还是文学援助了我。
来北京后一直在为解决生存奋斗，写作受到了伤害，但是某种程度上又成全了我，人的身份变得复杂了。我不再是一个单面向的人，多重身份出现了：诗歌编辑，期刊发行主管，某公司顾问，经济保守主义者，爵士乐迷和京郊居民。在漂泊最艰难的时候10块钱的盒饭我分两餐吃，特别苛刻自己。有一次空着肚子去地安门领稿费，路过一家涮羊肉的饭馆，通过落地窗户看进去的时候我想，什么时候有钱了把老婆孩子带来吃一顿。当时手上不是完全没钱，是特别紧张，放着不敢用。
你在潜江的时候我去过你家，生活不错。在北京你是因为尊严而不愿向朋友要帮助？
都很艰苦，处在孤立的状态，都在寻找出路，我对漂在北京的人蛮有感情。现在很多人混得不好，我因为有了一个平台，才有表现自己的能力。在文学圈子呆了这么些年，对所谓文学上的名声看得清楚，但对写作保持一份纯洁的感情，做编辑也很敬业，对外在的荣誉越来越淡泊了，包括发表作品。有个时期，我觉得在北京的生活不真实；我一直想着去过个人生活。
这里面应该有很真实的东西。
现在还有生存压力，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有时我问自己：你为什么还不满足呢？那么困难的日子都过来了，现在我在慢慢调整，要解决精神问题。外在生活的繁杂与混乱，必须用内在的秩序来平衡它。有时连书都难以看进去，偶尔看看也飘忽，不细致深入，事务太多了，我烦自己这种状态。
阅读像镇痛剂。有时在非常烦躁的时候，拿起书来看进去就感到安静，活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有种撕裂感啊，被外在的事务牵扯着，又想钻进精神世界里。在三联书店，每次去都能感受到精神和身体被撕裂的痛苦。人有看不完的书和急于要做的事，但为了挣钱为了尽各种责任，你不得不流离失所在城市的街头。
原来经济上的压迫总会留下阴影，即使你境遇好了，阴影还在起作用。
现在我把钱看得很重，可能是漂泊生活培养出来的，我理解兰波在他流浪的时候将8斤重的法郎绑在腰间以至让他得了痢疾，那时金钱成了他流浪生活惟一的帮助。现在我有时看看自己的存折才获得某种安慰，有了一点储蓄你就不怕下岗不怕别人歧视，你就会无所畏惧。——这都是漂泊生活带来的病态。
但我也把钱看得很淡很虚幻。有时报复性地对待它，另外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我会去帮助。过了艰难的漂泊生活，你会培养出悲悯之心。
感觉到了你的悲悯感和同情心。在大街上走路的时候，很少有人像你昨天那样指着路边躺着的人对我说：你看看这是过着怎样的生活。有些人像蚂蚁一样在城市里活着，没有任何尊严，随时都可能被踢上一脚……有时我会问自己的悲悯感是否真实，有些人对别人的悲悯和同情是伪善的。
居高临下的。
还有就是藉此来感动自己，美化自己，从而获得纯洁感。
北京生活对我的写作有伤害，但丰富了我，打开了我的世界，这也给我的写作带来了难度。它让我看清了文学场上的虚名浮利。我慢慢恢复着对生活的诗意感受，精神力量也在恢复，想慢慢再进入。外在的很多幻觉丧失掉了，内在的东西就更坚定。
写作的浪漫性被剥离了？
不，原来附加在写作上的功名幻觉、价值感和规则消失了，然后建立起自己对写作的新的信念和价值体认，而且这种热情来得更彻骨。在北京的漂泊，使我对这个时代、国家、文学制度看得很清楚，更加坚定地回复到艺术本身上来。剔除了个人文学理想中的杂质，回到个人内心的对艺术的尽情，我所有的生活都是为了能够写下去。原来写作可能是为了一些花哨的东西，现在是为了能安慰自己和个人的一份文学理想。
有时在生存的奔走中忘记了文学，突然又听到它的呼唤，想接受它的抚慰。我依旧看轻外在的物质生活，对精神的要求看得比什么都重。
这几年来，在武汉的几次见面中，我总在掂量你在谈话中显露出来的精神状态，包括你只是谈到生活的时候。我感觉到你的饥渴感、躁动感，那种精神状态是这个写作者必须经历的。
你看这次我是不是比较安定。
潜江
谈谈你的家乡潜江吧。
我生在那里，就是被抛在那里了。
曹禺是潜江人。
……实际上他不会觉得自己是潜江人，祖籍是那里，但他不在潜江出生，对那个地方可能没有感情。
假如我不写诗，潜江也不会牵动我那么深厚的感情。潜江的很多风物，像燕子、栀子花、雨水、莲蓬、道路、村落、那里的风俗，都进入了我的诗歌。
写得最集中的一首是《母亲之歌》。
我没意识到。
除了景物，你写的那些人是潜江的，他们的感情是潜江的。当你在其它的诗中写潜江的景物的时候，有没有感到相对要缥缈一些？而这一首中有复活感。
我没有刻意去写，它们自然地就在场景里头了。不过在写作的时候我有意将出席母亲葬礼的人：我的亲戚的名字过去的学生和同事朋友的都列在了诗中。当我写下那些名字，还有那些地名，我充满了感情。
正是因为你关注的是为母亲送葬这个事件，而不是潜江，反而让你对潜江的情愫、体验都自然出场了。
你的诗歌里有两个潜江：一个是你完全融合其中的潜江，比如早期你平静地在那里生活的潜江；第二个是你在异地回忆中的和你从异地回来后打量的潜江。
从异地返回后的潜江，这个在诗歌中表现得不多。你看《下雨》和《嗅着栀子花香》这两首，是我在潜江对早年生活的记忆，在诗中直接呈现。我说过我是个存在主义诗人，诗中的意象自然来自我日常所见，它与我置身于其中的环境和记忆是契合的，在诗中我不会将艾菲尔铁塔写进来，我写到的是湖中的莲蓬，乌驳船头的伯父，从小随我们长大的栀子花，就像弗洛斯特的诗中只有他农场的土豆、河水和开岔的小路以及他劳动的场景，比如夜间提水。
在抒情比较单纯的时候，对于那些景象、意象来说，如果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由另外一个诗人来写，也是诗意充沛的。
在那里从出生、求学到工作，我生活了39年。在那里我呈现了早年的记忆，特别重要的是我还写了我在那片土地上的游走，在故乡流浪的状态。
在故乡流浪？
对。你看《小镇黄昏》，感到故乡在流逝，自己在流离。离开潜江也是诗歌的需要，诗歌的外部和内在空间都太窄小，想通过漂泊来增加它的意象，拓展诗歌的空间，那时，对我来说，故乡已经在诗里写尽了。热爱着故乡，但是又感到一种隔离，自己也不太清楚是什么原因。我在散文里写到童年到火车站去抚摸铁轨，一直想离开故乡。只有在离开后归来，一个人才能打量故乡。我上学、工作都在那片土地上，外部世界对我的诱惑很大，总想出远门。
在荆州师专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回家，再重新看故乡，感觉神奇得很，路变小了，整个村庄收缩成一幅风景画了。
后来我经常旅游。我在青海戈壁滩上给潜江的家人打电话，在异地打量或想念故乡的时候觉得特别遥远，听到家人的声音变得很远很远，微弱，甚至陌生。我一直想同故乡构成某种距离感。
想从故乡出走再回望？
这种愿望很强烈，人总是置身其中，是永远无法打量的。有时我设想过在潜江住在旅馆里，从旅馆里打量自己生活的地方。
卡夫卡随笔中说，没有目标，离开，出门就是目的。
在散文中我曾写过夜归，有一天晚上我从异地回来听见同事们的鼻息声。在静夜里，一个人扛着旅行包，望着下弦月，回到宿舍楼的院子……你原来是在寻求一种流浪的感觉，但那只是暂时的感受，不是真正的漂泊，没有现实的谋生内容在里面，所以比较超越。
99年离开潜江，曾以多种方式回去，在异地的梦中，在感觉自己特别疲惫的时候——故乡就在身体里。今天中午我回想起童年的记忆，想到故乡。但是回去后又无可奈何，连再住下去都很困难。
为什么会这样？
再回去感觉同故乡的环境隔离很远了，成了一个陌生人。一首诗中我写过这样的句子“我们的故乡不是在过去／就是在天堂／要不就是在天涯某处／或者故乡隐在你的身体里”。
来北京后你好像很少写故乡。
故乡是我的一个遥远的存在，一个背景，我更关注个人游走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