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后，陆先生在新诗诗人、流派方面的研究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徐志摩评传》、《冯至传》等书，大多以史为据，将传主的生平与书写文字作为依凭，总是力求做到无一字无来历。他在中国新诗研究方面的治学心得和长期积累，使得他笔下的传记和评传也都具有极强的学术风味，学术性与艺术性达到了高度的结合。《徐志摩评传》和《冯至传》，都说得上是开风气之先，将作者的生平对创作道路的影响，以及对作者作品诗美的评介和探讨作为传记的主体部分，而对于普遍传记所浓墨重彩的传主轶事奇闻，则淡然处理。
《徐志摩评传》甫一出版，其不落俗套的写作模式和极具品格、颇有见地的评传方式，便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好评，被称为是“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事实出发，于好处说好，于坏处说坏，不以其坏处掩其好处，也不以其好处否定其坏处，不因袭成见，不固执偏见的科学著作”。赵家璧先生在读后致信作者说：“你的评论，我认为既符合史实，也符合诗人的个性，可称最值得给徐志摩研究提供资料的一本好书！后面三篇评作品的查证，说明你这几年确实下了扎实的研究功夫，值得我向你学习、致敬！”《徐志摩评传》后被收入《中国20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另外由他主编的《徐志摩全集补编》（共4卷），资料搜集翔实完全，对徐志摩的生命、思想和创作做出了全面整体的评价，也可称是徐志摩研究的集大成者。
1988年他撰写的《中国现代四作家论》一书出版，《光明日报》在介绍该著时说到该书“命题新颖，论锋尖锐，材料翔实，笔力丰厚”，“作者系长期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其文风严谨，思路开阔，既占有大量的原始资料、又富有独特的学术眼光”。书中长文《冯至评传》，尤其受到广泛关注与好评。由于这篇评传的写作，借用了冯至写作《杜甫传》时候“以杜写杜”的写作方法，不仅通过传主寻得相关材料，而且通过写信、采访等方式，从其他知情人手中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以至于连冯至本人都曾经对陆先生感叹道：“我真想不到你竟然能找到《骆驼草》，这种搜集精神，真使我感动。”从1980年代初开始，陆耀东先生就计划着手开始《冯至传》的写作，“像冯至先生写《杜甫传》一样，把它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而不是文学创作来写，以作家的书面文字为依据，‘以杜写杜’，尽量接近‘无一字无来历’。”（《冯至传》“后记”）也就是这种严谨得对自己近乎苛刻的态度，《冯至传》经过了长达20年的写作，直到2003年才终于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出版。该书通过对传主诗作、学术著作的研究，将材料记录的生活与冯至的现实生活链接，来反观冯至的生平思想，以文品来观人品，将人物还原一个历史的真实，深刻揭示了诗人成长转变的创作旅程，毫无疑问是目前有关冯至的生平传记中最为优秀、可信的研究成果了。
在现代诗人中，除了用力最深的徐志摩研究、冯至研究以外，陆耀东先生还对闻一多、艾青研究史颇多关注，花了很大的功夫清理和分析这些诗人的研究现状，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同时，他还写作了一些诗歌研究文章，以求对历史上被低估或者忽略的诗人（比如王独清等诗人）进行重新发现和认识。这些都能使得现代文学史研究能够得以获得一种新的思维和视野，一种不一样的眼光和角度。
三
如果说在诗人研究中，徐志摩和冯至是陆耀东先生用力最深也持续时间最长的两个诗人，那么，在诗歌的各种体式研究中，长篇叙事诗的研究可以说是陆耀东教授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惊喜。陆先生对叙事长诗尤其是四十年代长篇叙事诗研究方面倾注了不少心力，融入了自己对叙事诗的深刻思考和理解。陆耀东先生涉猎和研究的众多长篇叙事诗，我相信对大多数即使长期从事诗歌研究的学者来说，可能都是闻所未闻，遑论研究评说了。
由于中国诗歌自古重抒情不重写实，因此古代少有长篇叙事诗，这已成为一个学界共识。但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战火连绵，长篇叙事诗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于是这种文学体裁也被得以充分利用，在特殊时期显示出了特殊的艺术价值和艺术水平。陆先生通过撰文将上世纪四十年代涌现的大量叙事诗作为一个典型例证，通过对四十年代长篇叙事诗的历史清理，仔细研究了四十年代叙事长诗的创作出版情况，追溯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细述了诗歌这种体裁样式所蕴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这种重新评价，纠正了人们由于对中国现代叙事诗了解不足，以至认为中国现代叙事长诗一直数量少、也不甚发达的固有看法，肯定了中国现代叙事长诗创作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等历史成就，并为《奴隶王国的来客》等杰出的长篇叙事诗正名，将历史上被忽略的优秀的叙事长诗的地位和价值凸显出来，使它们的价值和历史地位能够在现代文学史上得到正确对待和估量；当然，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了叙事长诗创作的缺陷和不足，如诗歌创作由于急于表达某种情绪而显得语言直露或“粘滞于物”，缺乏一种形而上的思考和对象外之旨的诗学艺术追求等。
陆先生对长篇叙事诗的研究中，不仅对各类作品类型和流派作出了详细分析解读，在对叙事长诗的创作和理论建设方面，也提出了不少中肯而切实的意见和评价。如在叙事内容方面应追求“象外之旨”，突出诗意的丰富性甚至无限性，否定“叙人民之事”的流水账式和堆砌苦难式对诗歌叙事的简单化理解；在叙事成分安置上，注重情节的跳跃性和对“虚”的蕴含抒情和诗意的成分的描写，以便给读者留下再创造的空间和美感；在刻画人物和语言要求上，笔墨细致，细节生动描绘，语言精炼精美富有张力，不能因为叙事诗的篇幅较长而放弃对诗美方面的追求；在诗歌风格方面更是肯定“百花齐放”、鼓励创作的多元性，反对将杰作奉为圭臬、样板，抑制了文学的创新和个性的生长，于文学特质和发展不利。这些理论建设有的放矢，对叙事诗发展和进步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和意见，对叙事长诗的进一步创作发展或理论研究方面，都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四
陆耀东先生1930年8月生于湖南邵阳，195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在学术和教学研究前沿数十年如一日，既有湘人的执著韧性，也有一个经过学术和生活风风雨雨老人的睿智和宽容；有在诗歌领域持续研究的专一，也有在整个文学研究领域的广泛涉猎和留意。也许一般人更多的看到的是陆耀东先生在现代诗歌研究中的显著成就，其实，在诗歌研究之外，陆耀东先生对整个现代文学的理论问题和学术发展，也多有贡献。
他曾在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方面，对传统的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问题上，一再反对“五四”文化断裂论，认为五四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的是有批判的继承，只是由于在文学转型期，任务是转型，要求创新，才不强调传统，但传统的思想是潜移默化的，不可能完全断裂；并且各个理论批判家对待传统的态度，也并不一致，个人对传统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因而是复杂的，不可以一刀切，一以视之。并同时也指出现代文学理论在对传统继承方面做的还不够，尤其对传统的不同声音还不够重视。
不少学者都已经意识到，在鲁迅研究领域，陆耀东先生更是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先后出版过《鲁迅小说独创性初探》、《鲁迅及其作品》、《论鲁迅前期思想》等著作，成就卓著。他在鲁迅研究领域，重点研究的是关于鲁迅的思想及其小说。《在鲁迅与“拉普”派》系列论文中，他将鲁迅后期文艺思想与“拉普”文艺理论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比较研究，同时还对拉普理论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
对鲁迅与尼采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试谈鲁迅评尼采》，在当时就尤其既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又具有非同一般的学术勇气。因为陆先生在1978年开始研究鲁迅与尼采课题，当时国内哲学界除个别人外，没人敢涉及这个“悬崖”上的问题。后来《试谈鲁迅评尼采》从几万篇鲁迅研究文章中脱颖而出，入选《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这种开拓创新的决心和坚持真理的勇气，终于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并引导鲁迅研究走向了一个更加广博、深刻的领域。因此张梦阳在《鲁迅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史概述》中对此评价说，“陆耀东这篇论文的学术意义在于在新时期里较早提出了鲁迅与尼采比较论的课题，系统归纳了鲁迅在三个不同时期对尼采的不同评论，理清了鲁迅对尼采的认识过程，并揭示了这一认识过程与鲁迅的整个思想发展历程的内在联系，为鲁迅与尼采比较论的纵深发展开了一个好头。”赵家壁也认为这篇论文是是继王元化1939年文章之后的一个新的研究成果，他评价论文“材料丰富，观点鲜明，分析深入浅出，是有学术价值的专论文章”，并赞扬此文是“一个大突破，是一次可喜的大收获”。
这篇论文对鲁迅与外国文学思潮的某种深刻联系进行了联系对比，使得鲁迅研究能够走出固有的研究，走向一个新的研究思路和领域。
在现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上，陆先生同样也站到了时代的前沿，大胆追求真理，较早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纠正理论偏差，率先对一些“左”的思想在学术上的遗留问题发难。1984年，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上，发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争议的作家作品评价问题》的演讲，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应。发表之后，在学术界也引起了极大反响。文章以《新月》、《现代》作家群为例，提出“有争议的作家”思想复杂，应该恰当肯定其历史地位和价值，防止一刀切。并以此为契机，提出了纠正以作家的思想分析代替作品分析等错误的评价作品的标准，倡导以文学内部标准评价作家作品的文学风气，对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和提高有着重要意义。
陆耀东先生虽然已经是79岁高龄的学者，但通读其近年来的各种著述，思想锋芒不但没有丝毫的减弱，相反倒真是老而弥坚——他对现代诗歌审美性的固执，对流派和各种主义的淡化，对现代文学、华文文学跟中国传统以及西方文学文化，甚至跟道德和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关系的认识，都显得既前卫又恰切。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期待着《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二卷、第三卷的出版，期待着这样一个智慧而宽厚的前辈学者为学界勾勒一幅完整的现代诗歌历史图谱。
［参考文献］
［1］陆耀东学术成就简介［J］，江汉论坛，2007，（6）。
［2］陈卫，严谨治学写诗史——评陆耀东先生的《中国新诗史》（第一卷）［J］，长江学术，20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