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恺的帝制思想究竟起于何时？袁为何对国内反袁、讨袁无动于衷，一意孤行，帝制自为呢？洪宪帝制为何反历时83天即宣告失败呢？
袁世凯的帝制思想究竟起于何时，乃一历史悬案。但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他从1912年窃取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以后，疯狂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镇压革命势力，解散国会，毁弃《临时约法》，一步步集中权力，便都是为复辟帝制做准备的。特别是1914年颁布的袁记《中华民国约法》和修订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了有皇帝权力的总统制，更可视为洪宪帝制的前奏曲。为了实现早日黄袍加身的美梦，从1915年起，袁世凯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步伐。当年8月3日，他的美籍法律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宣称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
23日，杨度等6人组成筹安会，发表《君宪救国论》等文章，大肆鼓吹只有改行帝制才能“固国本而救危亡”，激起舆论愤慨。有着文抨击者，有致函袁政府询问者，有呈请取消者，亦有申请成立反对团体与之对抗者，但袁氏均不加理睬，唯对筹安会会所和杨度等6人私宅均派军警荷枪守卫。于是，袁世凯称帝之心便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此后，复辟帝制活动便公开进行，筹安会四出活动，积极策动湖南、吉林、奉天（辽宁）、湖北、安徽等省组织分会，同时通电全国，要各地文武官吏和商会团体速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打算讨论出结果（即赞成君主立宪制）后，即向参政院发起改变国体的请愿。筹安会的呼风唤雨，还仅仅是帝制运动的表面现象，站在筹安会“六君子”背后参与策动帝制的，更具决定意义的，是大批北洋军阀封疆大吏和政府要员。就在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8月24日，上将军段芝贵及袁乃宽等在石驸马大街袁宅召开秘密军警大会，讨论所谓“筹安”事宜。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北京步兵统领江朝宗、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北京军警督察长马龙标、察哈尔督统张怀芝、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等44人，都是北洋系军警要人。段芝贵在会上介绍了古德诺和杨度等人的主张，公然提出要军警界一致赞成改行君主国体。在段芝贵带动下，全体当场一致赞成君主国体。会后，中央军事机关及将校级以上军警官员、海军舰长等数百名上密呈给袁世凯，请愿实行君主制。与此同时，段芝贵又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策动他们一致拥护，奉天将军张作霖第一个直接密呈袁世凯，要求“速定国体，以安大局”，表示如各省有敢反对者，“作霖愿率所部以平乱”，一“虽刀锯斧钺加身，亦不稍有顾怯也”。至9月2日已有广东、湖北、陕西、山西、河南、四川、湖南、浙江、江西、云南、安徽、山东、吉林、黑龙江、甘肃、察哈尔、绥远、福建、贵州等省将军、都统、护军使、巡按使19人回电表示赞成。段芝贵即据此领衔缮写密呈.面呈袁世凯，谓“合词恳清元首改君主国体、以固国本，而救危亡”，此即盛传一时的“十九将军联名劝进电”。参与策动帝制的政府要员有交通系首领梁士诒、参政院参政张镇芳、内务总长兼交通总长朱启钤、农商总长周自齐。其中梁士诒为最活跃，他依仗交通系雄厚的财力，筹集巨款，收买各方，组织改变国体的请愿活动。
由于筹安会的鼓噪，北洋疆吏的密电策动，政府要员的幕后奔走，帝制运动的发展呈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各省文武官吏函电交驰，大都阿附“君宪救国”之说，纷纷派代表进京，加入筹安会组织的国体“讨论”。速度之快，使“讨论”来不及从容进行，于是取消“讨论”，改采投票决定国体；后来投票也来不及，又改为直接组织请愿。很快，在京各省文武官员的代表分别组成“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请愿改变国体。紧接着，北京出现了各种名目的“请愿团”，如“商会请愿团”、“教育请愿团”、“社政进行会”、“妇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这些“请愿团”纷纷使用筹安会代办的内容千篇一律的“请愿书”，一致恭请参政院“早定君主立宪”、“复尊君亲上之本”，掀起了改变国体的请愿风潮。
9月1日，参政院开始审查各方呈进的“请愿书”。6日，开始“讨论”国体问题，准备一鼓作气，将变共和为君宪国体作成参政院的决议，让袁世凯速登皇帝宝座。但是袁氏突然于此日派其代表、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到参政院发布宣言：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他有维持共和国体之责，认为改变国体“不合时宜”。但又说“国民请愿，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办法”。语意含混，皂相予胃，在当时一度使人迷惑不锯、但参与帝制密谋的袁氏党徒深知其意：一是客观情势需将帝制运动再放慢一点；二是暗示改行国体需通过“民意”。
当时的客观情势，一是指北洋派内部及政府要员中有人反对改行帝制，未能步调一致；二是指列强态度上不明朗。仍需稍假时日，做好这两方面的协调工作。北洋派内部，各省军阀从保住地盘、巩固既得利益出发，大多阿附袁世凯，积极劝进。而一些北洋派头面人物，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等，从维护北洋派统治的长远利益着眼，从反对建立袁家王朝、避免对袁氏父子称臣出发，颇不以帝制为然。身为国务卿的徐世昌虽不公然反对，但拒绝劝进；段祺瑞则称病退居西山，袖手旁观，以致被袁免去陆军总长职务。江苏都督冯国璋曾于当年6月与梁启超一起进京探询袁世凯有无称帝打算，袁对他说了一番堂而皇之的漂亮言词后，一口否认有称帝野心。两个月后，筹安会成立，帝制活动公开进行，使冯感到寒心，以为袁已不把他当作“自家人”。因此，对筹安会不予理睬，暂作壁上观；同时又与驻徐州的定武上将军、长江巡阅使张勋联络，希望采取一致态度。张勋一直图谋清室复辟，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反感。所以冯、张在接到段芝贵的密电后，均不肯列名“十九将军联名劝进电”，反而致电政事堂，提出改国体事应由国务卿徐世昌“定稿领衔”，联合京外文武官吏联名提请参政院公议，“以召公正”，并将此电咨发各省，征求同意。直隶都督朱家宝和一向不满袁世凯武力统一政策的广西将军陆荣廷、云南将军唐继尧均表示附和。贵州巡按龙建章更正面反对帝制，致电徐世昌，要求取消筹安会。在政府要员中，副总统黎元洪、财政总长周学熙主张总统世袭，反对君宪。教育总长汤化龙、平政院长周树模、水利局长张謇等则以辞职抵制。在这些反对者中，袁世凯极看重北洋元老徐世昌，特派袁乃宽去劝说其参与劝进，此老不仅仍拒绝，而且辞职出京而去，袁氏只好由他。袁世凯最顾忌的是冯国璋等封疆大吏，采取了多种手法，争取他们转变态度：对龙建章施以压力，对朱家宝极力疏通，很快迫使二人转变了态度；对冯国璋、张勋，则特派内史监阮忠枢南下劝说，反复对冯、张强调北洋派团结的重要性，要求他们即使不赞成，亦“不必正当反对”。冯、张见帝制已是大势所趋，至9月下旬，终于转变了态度。北洋派表面上取得了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