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粉碎蒋介石连续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在中国农业工人代表大会和中国店员手艺工人代表大会上倡议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得到了广大苏区工人的积极响应。在陈云与刘少奇不懈努力、周到细致的工作下，有1万多名工人参加了红军。1933年8月1日，在红都瑞金举行了誓师成立大会。“由于整个部队全部是工人阶级的成分，在每次战斗中，都发挥了工人阶级的先锋模范作用，因此，领导上很重视这支工人阶级的武装。”红军工人师的成立，为中央苏区增添了一支生力军。
陈云在鼓励工人因陋就简、自力更生、创办军需和民办工业的同时，要求“工会干部要学会做生意”。他敏锐地感觉到，要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必须打通与白区的贸易往来。中央国民经济部还设立了对外贸易局，吸引了白区物资、资金、技术为苏区经济建设服务。江口贸易分局“先后在赣州同大大小小的商家签订了不少贸易合同”，有力地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陈云还把开展工人劳动竞赛等活动作为工会的着力点，充分发挥苏区工人的带头、示范作用。中央苏区工人在“节衣缩食，支援前线”活动中，仅1934年5月，就捐赠“布草鞋4.3万多双，麻草鞋9000多双，菜干8900余担，衣物3900余件，鸡鸭猪肉2.1285万斤，大洋1141元”。苏区工人对于中央苏区巩固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使工人阶级成为当时中央苏维埃革命政权的坚强柱石和战斗堡垒”。
抵制“左”倾政策，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
陈云在深入基层、深入职工后了解到，中央苏区不少工作已经受到“左”倾错误影响，脱离实际，甚至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推行过“左”的政策。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在1932年1月生效实施后，虽然明确了改善工人劳动条件、改善生活待遇等问题，但由于忽视根据地闭塞、落后的现状，“对工资、工时、社会保险，以及其他社会福利待遇等方面，都提出了超越当时苏区经济条件所许可的过高要求”，硬性规定“实行8小时工作制，每个工人每周经常有42小时的连续休息”等等。不少企业不堪重负而关门倒闭，加剧了工人失业，经济一度萧条。1933年1月，陈云刚到中央苏区，在福建长汀县城水东街主持召开了省工联干部座谈会，在听取省工联干部汇报后指出：“要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不要机械地执行劳动法和劳动合同，不要过分强调8小时工作制，对商店作坊也不要提出过高的经济要求。”同年4月，陈云经过调查研究，在中共苏区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了《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提出：“在领导工人经济斗争中，还存在着另一种极端危险的‘左’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只看到行业的狭小的经济利益，妨碍了发展苏区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利益。”{11}严厉批评“机械地执行只能适用于大城市的劳动法，使企业不能负担而迅速倒闭。”{12}认为上述错误，“主要来源于政治上的工团主义，同时也由于我们在领导工人经济斗争中间，采取官僚主义态度，并不深入群众，不去估量商店、作坊各种不同的实际情形，只是提出一般的并不适合企业的笼统的要求和纲领。”{13}
陈云为纠正工人经济斗争中“左”的错误，1933年6月，来到时称“红色小上海”的长汀蹲点调查，发现中央苏区的职工合同“都是照抄劳动法和江西、福建两省工会所发的斗争纲领，所以大半是千篇一律，没有地方性，没有企业的特殊性，没有时间性”{14}。他指导汀州果业店员重新订立了劳动合同，并撰写了《怎样订立劳动合同》一文。这篇文章“既坚持了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立场和原则，又调动了资方人员的积极性；既纠正了一些工会干部工作的教条、机械、呆板的工作方法，又调整了当时的劳资关系，繁荣了汀州的经济。”{15}
在陈云的推动下，1933年3月28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38次常会讨论，决定修改《劳动法》。1933年10月15日，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联合签署，颁布了《关于新颁布劳动法的决议》。修改后的《劳动法》，不仅变通了劳动时间，也减少了休假时间，改变了付薪方式，减轻了业主负担，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左”的思想，已基本适应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环境，激发了工人的革命热情。《劳动法》得以修改，与陈云的务实工作密不可分。
陈云在领导苏区工人经济斗争中，在反“左”的同时，注重纠“左”。他在1933年8月发表的《克服工会工作的落后》一文中，明确指出要“丝毫不放松纠正经济斗争中‘左’的倾向，反对一切命令强迫群众的方式，因为这种‘左’的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另一方面。”{16}就如何纠正“左”的错误，陈云认为“纠正‘左’的倾向，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决的，不是容易的事。如果没有耐心的说服工作，没有充分准备工作，没有去解除工人实际上所遭遇的困难，一切企图用‘命令’的方式通过一切，这实际上丝毫不能解决‘左’倾错误，而且在工人中间，可能发生更坏的不满意工会领导的情绪。”{17}
陈云还主张，“工人阶级一方面要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必须把发展苏区的经济，巩固工农联盟，巩固苏维埃政权，看成自己解放的根本任务。要使工人了解，不彻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工人阶级就不能解放自己。因此，要把争取日常利益的斗争和争取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最密切地联系起来。”{18}并且提出了正确的苏区经济斗争的方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引起了苏维埃政府决策层的高度关注。随后，毛泽东连续写下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系统阐述了苏区经济工作，极大地推动了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全面发展。
转变斗争策略，巩固了苏维埃中心区域
面对国民党蒋介石连续的军事“围剿”，来到红都瑞金出任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的陈云，总结从事白区工作的经验，经过深思熟虑撰写了《建立白区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这份具有纲领性的文件，体现了党对白区斗争的路线和原则，也标志着对白区斗争策略的转变。
陈云在该文中阐述了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党在白区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如“反对苛捐杂税，要求减捐减税，要求自由买米买盐，反对抓丁筑路，要求筑路给工资等等。”{19}对于领导斗争的策略“不是要提出许多要求，不要提出过高的群众还不了解或不能立刻为这些要求而起来的斗争口号。在提出要求时，必须倾听群众的意见，适合他们的需要，并估计争取每个日常斗争胜利的可能性。我们领导的艺术，不在于口号提得多，提得高，而在于每个口号为当时当地所能接受，并立刻起来斗争。”{20}
中央白区工作部是党设立适应当时统战工作的机构。陈云围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创造性地宣传、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策反国民党军队，开展赤白贸易，争取和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实际斗争中实践和形成了“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21}的统一战线理论。要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取得显着成效，实属不易。应该说，陈云能够在当时的环境下，进行大胆探索，走出了一条马列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统战道路，无疑对根据地建设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有着积极的意义。
陈云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在多方收集游击区斗争资料的基础上，1934年9月撰写了《游击区域的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剖析游击区的游击战争没有广泛开展的主要因素和存在的问题，针对性提出应采取的原则与策略：“应该加强游击部队的政治上、军事上的教育，加强党的领导，派遣政治上最坚定的干部，健全党的支部，在政治上，军事上，党的领导上，保证这些游击部队能够坚持执行党的路线去开游击战争。不仅加强游击部队的领导，必须使游击战争成为群众的游击战争。”{22}这篇文章发表在第72期《斗争》上时，正值处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紧急关头，不仅指明了当时的斗争方向，也为红军长征后，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坚持并开展游击战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密切联系群众，倡导了苏区干部好作风
中央苏区频繁反“围剿”和在打破经济封锁的战争环境中，如何动员和依靠群众，成为党和苏维埃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陈云多年来在中央苏区倡导的工作作风。
早在1933年4月，陈云刚到中央苏区不久，在《关于苏区工人经济斗争》一文里就郑重提出了“党和工会对经济斗争的领导，必须纠正官僚主义”{23}，批评“忽视工人经济斗争，忽视改善工人生活”{24}的倾向。很多事实正是这样。陈云在《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一文中，批评了这个巡视员对工人提出的实际困难充耳不闻，对“如何解决没有饭吃的问题，如何向政府要求免土地税的问题”{25}，不加以讨论，而一味命令式地要求大家加紧查田运动、扩大工人师、退还公债、退还谷票等七大工作。陈云提出“要从工人最高兴的工作做起”，使苏区干部认识到领导方式、领导艺术的重要性，他深入浅出地分析说，“好比锁着的两扇大门，我们要进屋子去，一定要个锁匙来开那把铁锁。做这个锁匙是什么呢？就是拿住工人愿意做的那个工作做起，不要呆板照我们自己所想的来做，因为只有工人愿意做，他感觉需要做的工作做起，才能把他推动起来，只要他们推动起来工作了，只要我们及时的活泼的领导，许多工作都可联系起来，逐渐完成。”{26}中央苏区正是运用这些方法，创造出“苏维埃第一等工作”。
1934年1月，陈云在给江西省于都县岭背区突击队队长谢绍武一封信中，对岭背区的工作现状提出了质疑：“为什么岭背区的工作落后，不是岭背区群众不好，不是全区各个组织不好，也不是所有突击队员要不得，问题却是你的思想与这一思想所支配着你的领导要不得。”{27}他强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指出“你是否在干部中兜圈子，深入了群众没有”{28}。陈云认为在工作方法上，“动员干部是必要的，但不是停留在干部，而要深入群众”{29}。
陈云在这方面率先做出了榜样。从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到1934年10月离开中央苏区，这期间他频繁深入基层工会和企业，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1933年9月，他调查了离瑞金城近50公里的冈面兵工厂，“亲自找了许多工人和干部谈话，并且对生产质量、成本计算、节约、发明创造、克服困难，以及加强民主管理等方面作了重要指示”{30}。另外，在塞上机械厂，他了解到该厂的厂长不时刑罚职工、作风霸道时，当即在厂职工大会上，“提出了该厂存在的严重问题，提议必须给厂长撤离处分”{31}。工人对陈云体察群众疾苦、秉公办事的作风非常钦佩，纷纷称赞说：“这是哪里派来的‘包公’！”陈云求真务实，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树立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在人民群众当中的良好形象，对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和塑造起了重要的作用。
（入选科学发展观与陈云思想，第二届“陈云与当代中国”研讨会，2008年6月）
陈云在中央苏区的历史功绩
毛泽东在谈起中国革命进程中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时，曾这样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而洛甫（即张闻天）的分化出来，却是发端于瑞金。当年在红都瑞金，毛泽东和张闻天曾经有过分歧与斗争。但是，在战火硝烟中，在思想的碰撞交锋中，两位历史伟人的目光终于凝聚在一起，从而使中国革命掀开了新的一页。
初到瑞金
1933年2月，红都瑞金春意正浓。
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胜券在握。苏维埃的各项事业也进入巩固发展时期，处处呈现勃勃生机。
此时，一本别致新颖的杂志《斗争》正在苏区传开，让人刮目相看。
这是苏维埃区域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机关刊物，是由苏区中央局原来出版的《实话》和《党的建设》两种刊物合并后改名出版的。主持实施这一改编动作的，就是一个月前刚刚从上海来到瑞金的张闻天。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党报委员会主任。从此，《斗争》就在他的领导下编辑出版。
来到心中久慕的红都，来到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张闻天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很想大干一番。谁知一开始就陷入了反“罗明路线”的泥沼。
原来，早在1925年，张闻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与王明、博古是多年的老同学。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进入中央领导层，成为当时以博古负总责的党中央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因之，张闻天在思想上难免打上“左”的印记。
进入中央苏区后，张闻天较多地接触和了解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从理论与实际的冲突中逐渐察觉了“左”的和“右”的错误，并有所反对与纠正。刚来瑞金，他发现在苏区党和政府机关里，经常找不到一个领导，或只有一个领导在那里忙这忙那，唱“独角戏”，搞“一言堂”，影响了正常的工作。
这是怎么回事？带着疑虑，张闻天抽空走访了其他工作人员，问到他们的去向，都回答说：“下乡了！”张闻天又问：“都下乡了，这里的工作又怎么办？”他们认为“只有大家到外面去巡视，才能了解下面的情形，才能去实际地领导下面的组织。在领导机关内的领导只能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领导”，还振振有词地说：“这是新的领导方式！”这暴露了党和苏维埃政府机关里存在的问题。
这种现象已非常普遍，并且没有受到批评。张闻天却敏锐地看到这是一种取消领导、放弃责任的危险做法，他严厉指出：“这绝不能算是新的领导方式，新的领导方式绝不是取消领导，而是要加强领导。”“要加强领导首先要把领导机关健全起来，必须有一个领导的集体，把一切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集体内讨论、决定，然后负责执行。只有这样集体的领导，才能同包办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作有力的斗争。”
他为此写了四篇关于新的领导方式的文章，用“洛甫”的笔名，分别在《斗争》第二、五、二十、二十八期上公开发表。他告诫大家要“切实地去了解下面的情形，耐心倾听下面同志的意见，使党的指示具体化，具体帮助下面同志执行党的指示”。这些文章，对改善苏区党政干部的工作作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