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4月，国家政治保卫队第一大队转战数千里，在福建连南武北地区与“敌人血战肉搏数月”。在攻打苦竹山战斗中，为节省子弹，保卫队员集中了投石的高手，进行石战。霎时间，大块小块的石头从敌人土围子上铺天盖地而下，只听得敌人这边一声惨叫，那角又一声哭喊，保卫队把守土围子的敌人砸得头破血流，鬼哭狼嚎。保卫队还利用漆黑的夜晚，打草人战。他们用稻草和树枝扎成和真人大小的草人，安好套绳，用竹竿挑着，队员们小心地把草人放进围子。突然间，敌人发现眼皮底下会冒出一个或几个“红军”，吓得他们目瞪口呆，慌乱地开枪乱打，消耗了很多弹药，疲惫不堪。几个回合后，保卫队趁敌人麻痹，悄悄靠近土围子，缴了大量步枪、土炮、鸟枪、梭镖等武器。“使得那些‘刀团’土匪以及自称顽强的粤军，都畏首畏尾。”恢复和巩固了边区苏维埃政权，激发了当地群众斗争的积极性，鼓舞了游击队的士气。
9月间，国家政治保卫局队还在瑞金、会昌、西江交界的茫茫大山中，搜捕了谋反地主富农，活捉了嚣张一时的“小差团”匪首许先钦。
保卫战斗力不仅在当地人民中传为佳话，而且还受到中央人民委员会的特别嘉奖。1934年秋，中央人民委员会为他们送上一面锦旗，上书“戒骄戒躁，再立新功”。
是年10月，国家政治保卫局编入军委第二纵队参加长征。红军北上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还保留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建制。到1935年，随着游击区的丧失，国家政治保卫局也随之解体。
（原载《伟大的预演——中央机关在瑞金》，知识出版社，2007年10月）
苏维埃国家的卫士
——国家政治保卫局
“舞台的幕拉开，爆发一阵壮丽的歌声，蓝衫团与直属队新剧、哑剧开演！”
这是1933年9月3日的《青年实话》登载的一段话，它描述了中央工农剧社蓝衫团举办的一次会演。
当时，苏区像这样的演出异常活跃。逢圩有戏，开会有戏，硝烟弥漫的战场也有戏；“扩红”运动有戏，节省运动支前有戏，文化卫生运动有戏。戏剧组织遍地开花，戏剧活动遍及每个角落。
戏剧演出是当时最活泼有效的宣传形式，中央工农剧社就是领导、指导全苏区戏剧运动的组织。它的建立和发展也是和革命战争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第一次成功演出
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在参谋长、共产党员赵博生等进步官兵的率领下，举行宁都起义，投入红军，全军17000余人开赴石城秋溪、瑞金壬田一带整编。这些官兵来自北方，对南方的水土不适，许多人上吐下泻，筋疲力尽，部队情绪很不稳定。
针对这一情况，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出了一个点子，让演出队去为他们演出，通过艺术的力量稳定他们的情绪。
当时的苏区已吸收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各式各样的人才，有艺术天赋的人才有一大批，李伯钊、胡底、钱壮飞、崔音波等人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李伯钊、钱壮飞、胡底三个骨干进驻由26路军改编的红五军团。李伯钊风风火火、说干就干，在红军队伍中选调了17名演员，组成一支演出队伍，赶编了一出《为谁牺牲》的戏，由李伯钊饰演一个受苦的农民、胡底则演国民党兵。钱壮飞相貌长得极像蒋介石，他原在陈果夫手下当机要科长时出入南京政府，曾出现卫兵以为他是蒋介石，向他行礼的笑话，于是就让钱壮飞演蒋介石。戏的主题是反映白军的苦楚，揭示了穷人打穷人不对的道理。戏演完谢幕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全场突然鸦雀无声，演员们以为戏演得不好，没想到刚过一两分钟，台下掌声雷动，群情鼎沸，“打倒蒋介石”“红军万岁”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这出戏演完后，红五军团的官兵很受感动，普遍认清了为谁当兵的道理，全体官兵的士气高涨。毛主席知道这一情况后非常满意，于是在百忙中写信给李伯钊他们，要大家多呆些时间，多给官兵们演戏，多做教育工作。这样，他们在军队中演出了几个月，才回到原单位。
工农剧社总社成立
这次成功的演出推动了苏区各地文艺运动的进一步兴起。1931年冬，根据地第一个剧团“八一”剧团在瑞金工农红军学校诞生，不久各地相继成立了许多业余组织。这就迫切需要一个戏剧组织去研究、指导全苏区的戏剧运动，1932年5月，中央着手筹备建立工农剧社。
1932年9月2日，工农剧社总社在瑞金正式宣告成立，中央苏区的戏剧运动从此进入新的阶段。“工农剧社是工人、农民、红军、苏维埃职员等研究革命戏剧的组织”，是“发展戏剧战线上的文化革命斗争，赞助苏维埃革命斗争的艺术运动。”凡是不脱离生产和工作，而对于苏维埃艺术运动尤其是戏剧有特别兴趣的人都可以加入工农剧社为社员。社址设沙洲坝村赖屋，张欣首任剧社社长，沙可夫、李伯钊、钱壮飞、胡底、石联星、施月娥、施月仙、施月英、倪志侠、潘汉年、李克农、蔡乾、崔音波等人为社员。
工农剧社在中央设总社，省、县设分社，工厂、工会、合作社、学校及各级苏维埃政府机关、群众团体设立支社。支社隶属各单位俱乐部，分社隶属省、县教育部社会局领导。中央工农剧社负责剧本的征集、编纂和审查，推荐到各分社、支社和剧团，并派骨干辅导排演。在党的领导和工农剧社的指导、推动下，苏区戏剧有了蓬勃发展。瑞金、汀州、博生、兴国、石城、于都等地和红军部队、红军医院等单位先后成立了工农剧社分社。《红色中华》曾报道了瑞金县俱乐部对各大支社大检阅的情况：“各区抱着竞赛精神，所以越演越好……到了第二晚，各区来参加检阅的也多了，看的人也特别踊跃了，所以第三晚虽表演到凌晨两点，而看的人有两千多人，没走掉一个，直到完毕，才热热闹闹地散会。”
1933年3月5日，工农剧社召开第四次大会，通过“今后接受全总执行局的领导，并举行改选，成立编审委员会及导演、舞台、音乐、歌舞等各部”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分工。1933年8月，剧社又改属中央教育部，倪成侠、洪水、赵品三等先后任剧社社长。
剧社所属的“蓝衫团”颇有传奇色彩，此名是从苏联传来的。苏联的工农群众剧团，演员不脱产，他们的演出服装就是平日所穿的蓝衫。根据地的“蓝衫团”，每人也备有一身蓝衫，剧团因此得名。1934年1月，“二苏大会”后，据说为避免与国民党法西斯特务组织“蓝衣社”名称相混，遂将“蓝衫团”改为中央苏维埃剧团。
艺术当作武器
剧社的剧本取材新颖，针对性强，处处洋溢着饱满的革命热情和旺盛的革命斗志。许多党政要员都亲自参加演出，出现了许多将演将、兵演兵、自己演自己的热闹场面。据潘振武将军回忆：“红一军团李卓然同志曾编写一个话剧《庐山之雪》，剧情是说蒋介石在庐山训练军官，在指挥白军围攻江西苏区时，接二连三被粉碎，最后只会像庐山上的雪，在火红的太阳照射之下，融化净尽。李卓然同志只写了个剧本大纲，情节和对话都是演员自己编的，活像上海的文明戏。军团的负责首长都参加了演出。罗瑞卿同志当导演，聂荣臻同志、罗荣桓同志都扮演了角色。”1934年5月1日，工农剧社为瑞金模范赤少队2000多人的大检阅演出了《五一》《武装上前线》《扩大红军》等歌舞，“大大振奋了全体队员武装上前线的情绪”。邓颖超曾撰文写道：“经过戏剧表演，化装演讲、活报、唱歌来解释当红军是每个工农群众的任务……使他们在活泼兴奋的动员中，能够忘记他的家庭和一切，集中到阶级仇恨与为革命而牺牲的一切热情上，能潮水般活跃勇敢继续不断地投身当红军，出发上前线去！”
剧团的演出让干部战士喜闻乐见。“当剧团公演时总是挤得水泄不通，老的，小的，男的，女的，晚上打着火把，小的替老的搬着凳子，成群结队地来看，最远的有路隔十五里或二十里的。”戈丽在《苏维埃剧团春耕巡回表演纪事》一文里记录了一个动人的场面。“沿途群众非常欢迎我们，送我们很多礼物，肥美的青菜，露珠还在滚着；菜干，橙皮干；番薯干，豆腐渣饼；玉荷干，猪肉……挑着，抬着，拿着，一刻（下）子，堆积成一个小坛（山）……”演戏在宣传发动群众方面也起了很好的作用。
1934年秋，主力红军长征后，工农剧社的领导和骨干李伯钊、胡底、钱壮飞等随军北上，工农剧社便在瞿秋白同志的领导下，组成火星、红旗、战号三个团，分赴游击战斗的前线，在战区内伺机进行演出活动。
“我们是工农革命的战士，艺术是我们的武器。为苏维埃而争！”在残酷的革命战争中，工农剧社的每一位演员战士始终以此作为剧社的宗旨，丰富了军民的文化生活，推动了当时的革命斗争。中央工农剧社犹如一朵鲜艳的奇葩，在革命战火的映衬下，显得绚丽多姿，大放光彩。
（原载《伟大的预演——中央机关在瑞金》，知识出版社，2007年10月）
战火映红的奇葩
——中央工农剧社
长征是人类史上的伟大壮举。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从江西瑞金、于都，福建长汀、宁化出发，开始长征。至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结束长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红军纵横10余个省，历经艰难险阻，长驱二万五千里。毛泽东同志评价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长征的胜利，不仅完成了战略转移，实现了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也为党和红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红军长征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留下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在长期的工作中，深深感到长征这一革命精神的珍贵，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竭动力。下面着重从两个方面来谈谈这个问题。
什么是长征精神
1996年10月22日，江泽民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指出，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江泽民同志对长征精神作了精辟的阐述，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不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
长征精神与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脉相承，本质是一样的。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政治上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长征精神不仅具有其深厚的蕴涵，也有它显着的特征。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长征精神的灵魂。红军长途转战，历尽艰险，无所畏惧，勇猛如虎，靠的就是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邓颖超在《漫谈长征》一文谈道：“不管如何凶恶的敌人，不管如何难渡的天险，不管如何艰苦的生活，这一支团结坚定的队伍，就凭着他们钢铁般的意志和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履险为夷，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终于战胜了一切难以设想的困难”。
百折不挠，艰苦奋斗是长征精神的特点。红军横跨山岭，四渡赤水，跋涉高耸入云的千里雪山、荒无人烟的草地，粉碎了敌军的围追堵截，克服了自然条件的险恶，使中国革命转败为胜，转危为安。“苦不苦、二万五”，是对红军敢于征服一切困难、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主义精神的真实写照。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长征精神的精髓。红军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一心为国，一心为民，“大草滩、哈达铺一带的群众，亲眼看见我们把平日压迫他们的军阀队伍，象赶鸡鸭一般赶着……心里说不出的高兴……，他们中间有人听说过东边的陕西有红军，专门给穷人办好事，却没有人料到从腊子口的隘口里会涌出一支强大的红军来。……看了我们的行动，很快就变得非常亲热了。”“群众从多方面把我们包围起来，问长问短，问个没完，好象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红军的一言一行使各族群众感受到党的温暖，党与群众结下了鱼水情。
由此可见，是红军用热血和生命铸就了长征精神。坚定的理想信念、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构成了长征精神的主要内涵，是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
为什么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弘扬长征精神
长征对中国乃至世界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正如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言，“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长征胜利已70年了，重温长征的历史经验，对于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前告诫：“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一直强调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肩负的任务不同，但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涣散革命意志、懈怠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是对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几个历史阶段历史任务作出的深刻总结。
回眸中国近现代史，对毛泽东和邓小平论述将有更为深刻的感知。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谐社会，则是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长征精神同样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来的，对此邓小平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实践证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弘扬长征精神也是历史的必然，是由党的性质和历史赋予的任务所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