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19日，瑞金市在北京举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暨改革与发展座谈会。应邀出席座谈会的有中央各部委，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中共江西省委、赣州地委等领导。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老首长廖汉生、钟辉、李真，原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原新华社副社长夏赞忠等先后在座谈会上讲话。会上还宣读了原国务委员陈俊生和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丙乾及老红军廖汉生、杨成武、刘英为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的题词。
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
2001年10月24日，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7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政府共同举办，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曾庆红主持会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胡锦涛说：“回顾党艰苦创业的历史，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业绩，重温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意义重大。”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开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新局面。
11月7日，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70周年大会在瑞金市沙洲坝中央大礼堂举行。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政府、省农工委、省军区、省人大、省政协和赣州市委市政府领导出席会议。
（原载《瑞金市志》，三秦出版社，2007年2月）
红都庆典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是临时中央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是全国红军的最高领导和指挥机关。中革军委在扩大红军队伍、壮大革命武装、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巩固苏维埃政权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印证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着名的论断。
中革军委成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诞生后，根据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1931年11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瑞金叶坪宣告成立。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祥谦（即徐向前）、关向应、王盛荣等同志为中革军委委员，朱德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
朱德，字玉阶，四川仪陇人。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1909年加入同盟会，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起义。1922年赴德国留学，在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在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官教育团，任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培养了一批革命军事骨干。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朱德参加领导了着名的“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1928年4月，率起义军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并担任军长。1929年1月与毛泽东率领部队转战赣南闽西，历任红一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他与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连续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因此，朱德同志是中革军委主席的最佳人选。
军委主席的担子一上肩，朱德便碰到令他头疼的事情：当时，由于红军大多由地方武装发展而来，“游击主义”还很严重，存在组织上松散、机关分工不明确、作战自由行动、教育训练不到位等问题。
为此，中革军委先后设置了总政治部，主任为王稼祥；总参谋部，开始时设部长，部长为叶剑英，后改为总参谋长，由刘伯承担任；总司令部，总司令为朱德；总供给部，部长为范树德；总动员武装部，部长为杨岳彬，后为滕代远；总兵站，主任为杨至诚；总卫生部，部长为贺诚；总政治部，主任为周恩来。此外，还成立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为萧劲光；抚恤委员会，主任为贺诚；兵工厂，厂长吴汉杰；军事工业局、后方办事处、保卫局、印刷所等单位。并且，健全了指挥机关，建立了系统的政治工作，加强了红军的政治、文化宣传教育，统一了红军编制，部队的纪律性、战斗力得到迅速提高。
1932年1月，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从中革军委中分离出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成为单独机构。1933年5月8日，朱德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1次常会决议“增加项英、博古同志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因朱德在前方作战，“以项英同志代理主席”。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后，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又选举朱德为中革军委主席。这时，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日趋激烈，而许多仗都要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指挥，仗却越打越艰难了。朱德知道，反“围剿”与“扩红”已成当务之急。
突破国民党“围剿”
从1930年11月起至1932年6月，国民党对苏区连续发动了四次军事“围剿”，兵力从10万、20万、30万逐渐递增，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战斗也一次比一次激烈。在第一次反“围剿”时，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前委书记毛泽东运筹帷幄，在宁都小布召开了“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会场上一副对联格外醒目：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里歼敌人。
对联对仗工整，言简意赅，高度体现了红军的作战原则，概述了反“围剿”的战略思想。
龙冈是永丰县南端的一个小圩镇，红军在这里展开了一场围歼张辉瓒师的战斗。这一仗，生俘敌前总指挥、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以下9000余人，全军振奋。毛泽东诗兴大发，写下《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面捉了张辉瓒。”以纪念第一次反“围剿”的首战胜利。
不久，国民党组织的第二次“围剿”又在红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下惨遭失败。蒋介石惊恐万状，再也坐不住了，自任总司令，亲自督战到江西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并发布《告全国将士书》，叫嚣要“剿灭赤匪”，发誓“幸而完此夙愿，当解甲归田”，否则要“舍命疆场”。
这次“围剿”，形势非常严峻。蒋介石调集了30万人马，以10万嫡系部队为主力，兵分三路，长驱直入，几乎占领了我中央苏区的全部县份，企图把红军围歼在赣江一带。
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苦战后，还来不及休整，便紧张投入了发动群众的工作，部队只有3万多人。大敌当前，红军绕道寻找战机，在兴国集结。其时，上官云相的47师和郝梦龄的54师已进驻富田，敌机已在头顶上盘旋。毛泽东、朱德根据敌人这次“围剿”的特点，分析上官云相、郝梦龄两师与第二次“围剿”时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一样，都是北方部队，战斗力不强；决定首先突破富田，然后由西向东，朝敌人的侧后横扫过去，使处于战略内线作战的红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寻求战役的外线作战，把深入根据地的敌军主力置于无用武之地，待敌回师时，已身心皆疲，红军可乘势突袭敌人，从而粉碎敌人“围剿”。
根据作战方针，红一方面军总部从瑞金壬田圩转向吉安富田。第二天上午到达于都河长河渡口，敌人赵观涛第六师已进驻宁都县青塘村，先头部队离渡口只有20里，情况十分危急。
毛泽东站在渡口的堤坝上，一面指挥来往摆渡的十几只小船，并不时回头看一看隐蔽在丛林中待渡的几万红军，一面和朱德总司令商讨着下一步行动。11点过后，为了不让敌人察觉，使部队遭到敌人阻击，毛泽东让朱德带领已渡河的红军先行一步，他自己留下来继续指挥渡河。
渡河时，战士们都很兴奋，虽然眼下正面临一场血战，但他们大都经历了前两次反“围剿”，谁也不把蒋军当回事。一走近渡口，战士们都把笑脸转向毛泽东，一边催促前面的战士，一边喊：“快上船啰！”“运输大队长等着我们去收容俘虏呢！”“着什么急呀！他既然来搞运输的，迟早会把东西送到咱们手里哩！”上了船的战士笑答。
毛泽东见到战士们嘲讽蒋介石的样子，忍不住笑了，并就势向身旁一个年龄最小的战士问道：“蒋介石带来了30万人马，你不怕吗？”
“有毛委员在，怕什么！”那个战士很干脆地回答，显然他不认识毛泽东。接着他又做了个鬼脸说：“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怕打了胜仗，拿不动缴获的战利品呢！”
毛泽东一听笑出声来，高兴地说：“那你就在战斗中好好锻炼，多长些力气。”
红军巧妙地穿过了敌人的封锁，当夜经老营盘北上，接着，莲塘、良村、黄陂三战三捷，打乱了敌人的部署，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蒋军仓猝转变战术，红军乘机追歼，方石岭一仗，“缴获敌人有2000多匹马、骡子、骆驼的运输团，驮的都是轮子炮弹药。”红军又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西南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地域发展到江西的瑞金、会昌、寻乌、安远、信丰、于都、兴国、宁都、广昌、石城、黎川和福建的建宁、泰宁、宁化、清流、归化、龙岩、长汀、连城、上杭、永定等21个县城，人口250万，红军人数也达到5万人。
当苏区人民还沉浸在当家做主的欢乐中时，刚刚成立不久的中革军委又成功地开展了兵运工作，策划了令国民党反动派震惊的宁都起义。原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26路军17000余人在赵博生的率领下，全体加入红军，改编为第五军团，壮大了红军队伍。
随后，中央苏区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灵活地根据正确的作战原则和前三次反“围剿”经验，又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开辟了闽赣苏区，打通了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
1933年10月，蒋介石再次纠集军队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左”倾路线已经统治了中央，博古等人盲从李德的瞎指挥，凭着满屋子的简易地图指挥战斗，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第五次反“围剿”陷于失败。1934年10月，中央领导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不得不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夺取政权的枪杆子，在“左”倾军事教条者的舞弄下，不仅夺取不了政权，连已经建立和发展的政权都保不住，枪杆子变成了烧火棍。
铁军洪流
193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局《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中认为“必须立刻执行下列紧急任务：第一，最大限度地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第二，号召所有工农、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加入赤卫军少先队。”在残酷的战争面前，扩大红军始终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大任务。
1933年3月，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苏区广大地区又一次掀起了“扩红”的热潮。同年夏，中革军委增设了总动员武装部，指导各级政府组建模范营和赤少队，组织兵源。“以红五月为扩大红军的冲锋月”，兴国模范师、瑞金模范师先后成立，加入红军。江西“全省在红五月扩大红军的动员中，突破了25000人，创造了四个师，强（壮）大了二十三军”。
与此同时，全总苏区执行局、少共苏区中央局组织发起了成立“工人师”和“少共国际师”运动，为反“围剿”增添了新的生力军。
1933年底，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曾一度撤销，1934年在新的“扩红”高潮中又得到恢复，改滕代远为部长，金维映为副部长。在“扩红”运动中，下肖区七堡乡第三村一家8兄弟一起加入红军；下肖区杉山乡梁秀英、梁发英等“四个女英雄”，每个人都发动了一班赤少队加入红军，同时自己也一块儿报了名。各地涌现了许许多多“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先上前方”的动人场面。“把光荣牌送给优胜的瑞金突击队”，瑞金突击队总队长金维映荣获《红色中华》报上的“红匾”。
1934年5月14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布宣言，号召苏区人民“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瑞金县委宣传部部长杨保康和副部长郭汝南、军事部部长朱学禹、少共瑞金县委书记刘忠林、县队部参谋长阙彪林、县苏军事部一科科长郭克松等干部率先加入红军，成为苏区“扩红”突击的“光荣例子”。《红色中华》在195期开辟的“红匾”，刊出“红五月”首先完成的模范县：第一是瑞金，第二是西江，第三是长胜，第四是太雷。“瑞金一个月超过了三个月的计划”，朱德亲手将“三月计划一月超过”的奖旗颁发给了红都直属县瑞金。罗迈（李维汉）在瑞金县“红五月”“扩红”总结会上，高度赞扬了瑞金。他说：“瑞金这次突击中所得的成绩超过了任何县份，甚至超过了福建粤赣一省所完成的数目”。
“扩红”工作仍在继续。根据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第54期记载，中央苏区从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15日止，一年内共“扩红“112105人。广大苏区群众，放下锄头，拿起武器，纷纷加入红军行列，成为扩充红军的不竭源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曾对红军作了这样的评价：“工农红军是中国革命中前线的先锋队，是苏维埃政权有力的武装柱石，红军的壮大与坚强是革命胜利的最主要条件之一……”作为红军的最高领导和指挥机关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所起的作用已不言而喻。
（原载《伟大的预演——中央机关在瑞金》，知识出版社，2007年10月）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1931年11月27日，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简称土地部）在瑞金成立，它以打土豪、分田地为起点，开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第一次伟大的土地变革运动。“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革命的进程得到极大的推动。
“土地老爷”
获得解放的广大苏区群众摆脱了少地或无地的困境，告别了饥寒与贫穷的命运，谈起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他们都习惯地尊称它为“土地老爷”。
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是中央人民委员会的下设机构，张鼎丞为首任土地人民委员部部长。
张鼎丞是福建永定人。在任部长之前，他在赣南、闽西一带已是家喻户晓的革命人物。他做过小学教师，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他和邓子恢一道领导了闽西龙岩、永定、上杭等县农民暴动。1929年12月，他参加古田会议后，随毛泽东、朱德转战赣南并出席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张部长上任伊始，利用他多年来在闽西打土豪、分田地的经验，一方面开展了耕田、水面、山林的调查；一方面健全了土地部的组织机构，设置了调查统计局，撤销分配局、土地建设局、山林水利局，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很快纳入正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