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要看墙壁的长短，来布置长短标语，墙壁长写长的标语，墙壁短则写短的标语（或写小点），不要一个标语写两垛墙壁。
四、墙壁上如有原来的标语，是从右边认起，从左边写去，是从左边认起，便从右边写去，若顺方向写去，则使看者不容易看清白。
五、标语（标）点符号不可省写。
六、每条标语写完之后，一定要写出各机关的名称来。
七、无论墙壁、桥板、渡船、堂屋、房间、茅房、树林、石壁，只要可以写的地方都要写好。
八、要发动每一个同志写一个，把下列十八个标语写完……自然特别的画壁队是不可少的，同志们要注意，一个标语抵得上一支红军啊！
标语如下：
1．欢迎白军士兵打土豪分田地！
2．白军兄弟们！你们在山东河南苦战得了什么？为什么又来打工农！
3．白军弟兄自己举出官长成立红军！
4．欢迎白军士兵下级官长来当红军！
5．白军士兵要求发清欠饷，只有暴动起来！
6．医治白军伤病官兵！
7．优待白军俘虏兵！
8．白军士兵是工农出身，不要替军阀杀工农！
9．红军中官兵夫薪饷穿吃一样，白军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
10．士兵不打士兵！
11．穷人不打穷人！
12．白军士兵的枪要向压迫你们的官长瞄准！
13．红军是工农的军队，白军是军阀的军队！
14．反对军阀压迫士兵当土匪抢劫工农粮食！
15．白军士兵兄弟不要帮豪绅清乡来压迫工农！
16．红军捉到张辉瓒进攻蒋介石就是为白军弟兄谋解放！
17．白军弟兄不要替军阀档［当］炮灰！
18．军阀打仗升官发财，白军弟兄打仗白白送死，红军打仗分得田地！
这些宣传活动，直接为反“围剿”战争服务，鼓舞了红军士气，动摇了敌军军心，为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随后，红军连打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等5个胜仗，从5月16日红军转入反攻起至5月31日止，红一方面军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在苏区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横扫700里，歼敌3万余人，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毛泽东曾作《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词，颂扬了红军英勇顽强、克敌制胜的英雄气概。
蒋介石在前两次“围剿”惨败后，自任“围剿”总司令，设立南昌行营党政委员会，又兼任委员长，组织了第三次“围剿”。
这一次反“围剿”，政治宣传工作得到蓬勃发展。中央苏区中央局在7月4日发表了《动员准备三次战争的问题》的特别紧急通知，提出了七项准备工作：（一）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政治动员；（二）整顿地方武装，加强政治军事训练；（三）肃清反革命，巩固苏区内部；（四）实行赤色戒严；（五）整顿赤卫队、交通队、侦察队、运输队等组织；（六）实行坚壁清野；（七）动员群众作打扫战场工作的准备。同样，把宣传动员工作作为反“围剿”首要任务。
在第三次“围剿”开始后，蒋介石煞费苦心，从南昌到南丰，亲督参战，积极“进剿”。为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军总前委仍采用“诱敌深入”的方针，避免同强敌做正面战斗。经过莲塘、良村、黄陂三战三捷，红军扭转了战机，由被动转为主动，敌军由主动转为被动。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战斗，给敌以沉重打击，敌军纷纷逃窜。
第三次“围剿”打破后，敌军转入防御。红军乘胜追击，恢复和加强了地方武装，发动和争取了几十万群众，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方石岭战斗结束后，在东固六渡坳指挥部队转移途中，不幸被敌军空袭中弹牺牲。毛泽东在1930年7月所写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词中，曾以“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词句，赞誉黄公略坚持湘鄂赣斗争的卓越功绩。为纪念黄公略，1933年8月，在瑞金叶坪兴建了公略亭，同时，把黄公略牺牲的东固地区更名为公略县。
从7月1日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围剿”，到9月15日方石岭战斗，红军击溃敌军7个师，歼敌三万余人，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
毛泽东曾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在反“围剿”过程中，对红军和群众的广泛动员，是争取战争胜利的保证。
中央苏区开创时期的宣传工作，适应了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内容丰富而突出，涉及政治宣传、军队建设、文化教育、人民生活等方方面面，形式也极为多样，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广泛的群众性和强烈的战斗性，为中央苏区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组织与推动作用。
（原载《中央苏区宣传文化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1月）
中央苏区开创时期的宣传工作
1931年11月7日，瑞金叶坪村张灯结彩，人山人海，多日不见的阳光也冲开了阴霾，给古樟掩映的村庄增添了几分节日的气氛。
当日下午，来自各苏区和红军、全国总工会、海员的代表以及朝鲜的贵宾，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手捧着材料，涌向村内的谢氏宗祠。这一天，人们盼望已久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会）在这里胜利地召开了！
毛泽东、项英、朱德、张鼎丞、王稼祥、邓广仁等先后登上主席台并作了重要报告。会场上，不时传出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代表们兴致勃勃地听取报告后，畅所欲言地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举手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关于经济政策决议案》。
大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设人民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人民委员会由下列工作部门组成，并任命了各部部长：
外交人民委员部部长王稼祥
军事人民委员部部长朱德
劳动人民委员部部长项英
土地人民委员部部长张鼎丞
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邓子恢
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瞿秋白
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周以栗
司法人民委员部部长张国焘
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 部长何叔衡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
大会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
瑞金沸腾了！整个中央苏区沸腾了！山坳里的国都，缘于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必然。
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朱德研究决定，红军分兵石城、长汀、会昌、于都等县，消灭地主武装，拔除白色据点，从而使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得以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9月，苏维埃区域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从永丰迁驻瑞金。
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对瑞金并不陌生，瑞金位于江西省东南部，贡水源头，是入闽进粤之要道。从瑞金到长汀，步行仅有一天的路程。长汀又是闽西的重镇，定都瑞金，也便于对闽、赣两省的领导。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给瑞金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八一”南昌起义军途经瑞金时，播下了革命种子，帮助建立了瑞金第一个党支部。1931年8月，精明强干的邓小平接任县委书记，后来他又成为首任红都“京官”，顺利开展了各项工作。政通人和的瑞金，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一苏大会”后，瑞金就成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红色都城。
政权建立了，共和国诞生了，这是一部完整的国家机器。然而，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新的“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要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使这部机器能正常运转，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将经受更加严峻的考验。为此，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探索了一条治国安民的新路，在经济、文化、军事、政权等方面的建设中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实践。
经济是基础，革命战争离不开它，人民群众更离不开它。临时中央政府于1933年8月，相继在瑞金和博生（今宁都）两县召开中央苏区南部17县、北部11县经济建设大会，“号召全苏区的劳苦群众，团结在党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之下，大规模地开展经济建设，保障革命战争的物质需要……”，制订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在短短的时间里，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日益红火起来。
随着土地革命的不断深入，乡村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愿望，求得了解放，获得了土地。对此，他们如获至宝，珍惜、爱护、辛勤地耕耘着得来的土地。可是，刚刚翻身的农民却面临耕牛奇缺、劳力匮乏的窘境。苏维埃政府急群众之所急，很快领导组织了帮工组、耕田队、劳动互助组、犁牛合作社等各种互助组织。一时间，农民那紧锁的眉头展开了，你帮我，我帮你，家家户户喜气洋洋，互助合作热火朝天。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他们精耕细作，种粮食、植棉花、栽大豆、产烟叶，还积极开垦荒地，重视基本建设，开展生产竞赛。小脚女人也不甘示弱，迈开双脚步入竞赛的行列。在1933年的春耕生产竞赛评比中，瑞金武阳区和石水乡名列前茅。中央政府召开现场表彰大会，毛泽东亲手将题有“春耕模范”的奖旗颁发给武阳区、石水乡，热情洋溢地鼓励大家：“继续发扬春耕成绩，在夏耕运动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由于政府的重视和农民的努力，苏区的粮食、农副产品连年获得丰收。1933年，农产品产量增加了15%。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自豪地说：“现在农民的生活比较国民党时代是至少改良了一倍。农民的大多数，过去有许多时候吃不饱饭。困难的时候有些竟要吃树皮，吃糠秕，现在则一般不但没有饥饿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丰足了。过去大多数农民每年很少有吃肉的时候，现在吃肉的时候多起来了。过去大多数农民衣服穿得很烂，现在一般改良，有些好一倍，有些竟好两倍。”
就这样，苏维埃政府领导人们开展生产自救，发展了经济，改善了军民的生活，获得了群众的交口称赞。农业发展了，农民得到了实惠，同时也为苏区的工业生产创造了条件。
苏维埃政府因地制宜，因陋就简，下决心创办自己的工业，迅速发展了以军需生产为主的国营工业，规模最大的有中革军委兵工厂，生产枪支、弹药。在瑞金还创办了九堡兵工厂、被服厂、叶坪新院的卫生材料厂、洋溪造币厂等，共计有20多个军工厂。民用工业有中央钨砂公司，下属铁山垄、盘古山、小垄等矿场。1931年至1934年秋，盘古山一个矿产值就达200万元，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同时，民间的制糖、做豆腐、雨伞、木器等手工业与国营工业如双龙齐飞，生机勃勃。
通讯、运输是战争的重要保证，发展交通是苏维埃政府作出的重要决策。1933年11月12日，中央政府趁冬闲发布训令，指出：“为了红军行动便利，为了运输的迅速，为了发展经济、流通商业，为了群众往来方便，均必须修理道路。”为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瑞金县苏维埃政府修路队冒着严冬，挥镐荷锄，扛石运土，修通了瑞金至会昌、于都、博生、石城、长汀等干道。1931年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在瑞金应运而生，从1933年起，统一了根据地邮政，同时发展了中央苏区交通、邮电事业。
保障供给，为战为民，苏区的商业在反对敌人经济封锁和反对中间商人过分剥削的斗争中不断发展，日趋活跃。苏区的公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三位一体”，互为补充，相互竞争。1933年2月，中央政府在瑞金南门岗成立对外贸易局，开展赤白交易，保证物资供应，出口谷米、豆子、菜油、烟叶等，进口盐、洋油（即煤油）、药品等。此外，中央政府还创办了粮食调剂局，调剂和收购粮食，通过购、存、调、销，打击奸商，平抑粮价；本着自愿互利，利益兼顾的原则，大力发展以粮食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为主的合作社商业。到1934年2月，中央苏区粮食合作社增至10712个，社员243904人，股金242079元；消费合作社发展到1140个，社员275993人，股金322525元。瑞金壬田区消费合作社，成绩斐然，被毛泽东和中央政府誉为“中央苏区合作社的模范”，多次受到表扬。
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必须要有自己统一的货币，要有自己完善的金融管理体系，这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一环。在根据地初创时，苏维埃的财政来源主要是靠打土豪没收和战争缴获；中央政府成立后，有了自己的国家机关，应该有可行的金融方略，那就是必须发展国民经济，这成为中央政府的指导思想。为此，在税收征管、勤俭节约、反对浪费、发行公债、统一货币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1931年11月，颁布了《暂行税则》，开始在苏区建立人民税收制度，并成为财政收入的经常性来源。财政支出以节约为原则，积极倡导“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警示人们“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依靠群众的力量解决革命战争经费和经济建设资金。中央苏区先后发行了3次公债。1932年6月发行60万元短期战争公债，同年10月又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120万元，1933年8月发行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在金融上，建立了国家银行，统一苏区货币，促进金融流通，有力地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战争频繁的情势下，往往难以顾及文化知识的教育。然而，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也没有忘记文化的普及、人才的培养。就在那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各种新型的学校从无到有，遍地开花。村有列宁初级小学，区乡有列宁高级小学，规定7~15岁儿童，除地主、富农、商人子弟外，均免费接受义务教育。1934年1月，江西、福建、粤赣3省统计，在2932个乡中，列宁小学达3052所，学生89710人。此外，还开办夜校、识字组、业余补习学校，进行广泛的社会教育，扫除文盲。1934年1月，江西、福建、粤赣3省共办补习夜校6462所，学生94517人，江西、粤赣两省有识字组32388组，组员155371人。另外，还创办了苏维埃大学、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中央党校、红军卫生学校、列宁师范、高尔基戏剧学校等，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文教等各方面的人才。
苏区的文艺是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艺队伍是革命战争的一支生力军，对苏区的各项建设和革命战争起到推波助澜和鼓舞斗志的作用。1932年9月，正式成立了中央工农剧社；1933年3月，又组织了蓝衫剧团，设立了编审委员会、导演、舞台、音乐、歌舞等部，创办了蓝衫团学校。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兼艺术局局长瞿秋白，亲自编辑了《号炮集》苏区剧本集，创办了《苏维埃文化》月刊。那些文艺战士披星戴月，经常出现在田头地角、机关学校、医院部队，为他们演出，为他们鼓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