烨．一九七九·耀眼的火光
一九九〇年代一个冬天的夜晚。晚饭后杨宪益、戴乃迭在位于百万庄的外文局寓所对饮。酒酣之后他们唱起了年轻时喜爱的歌曲，两人放下酒杯，拍着手，一曲接一曲，唱到《丹尼男孩》，眼泪顺着宪益的脸颊静静地淌着，他声音哽咽了，“我真想我们的儿子……”乃迭拿起自己的酒杯，又把另一只杯子搡给宪益，“咱们喝酒，喝酒！”乃迭边说边大口喝，白兰地溅湿了她蓝地白花的粗布中式棉袄前襟．她那曾像地中海般湛蓝的眼睛无光无泪……二〇〇九年，又是春寒料峭的三月，杨家屋外的二月兰已傲寒待放。
我每周一次叩访小金丝胡同转眼已经一年有余。每个周三上午，我进门后右顾，便会看见坐在绛色沙发上的宪益先生，从正在阅读的报刊抬起头，笑眯眯地望着我。
范玮丽银丝般的白发把老人慈祥的笑脸衬托得无比灿烂，我心里感动着，也向老人报以一个会心的微笑。然后，把自制的八宝粥交给护工小薛，把洗好的智利无籽葡萄和十四岁的小女烤的香蕉麦芬或巧克力蛋糕摆在老人身边的茶几上。落座后，小薛必定给我递上一杯红茶。然后，我们开始聊天。
我早已不再拿着录音笔，捧着笔记本，同宪益先生一问一答地对话。虽然是随意聊，但我会注意尽量不提杨烨。我知道那是老人的心痛，我不忍触及。
我问，您这一生有什么让您后悔的事吗？我自作聪明，满以为当年谢绝哈佛大学的邀请，错过一个会改变他和乃迭、乃至全家命运的机会确是一件值得后悔的事情。
他沉思片刻，轻声说道：我打过乃迭一个耳光。
我愕然。
老人轻轻举起左手（右手在2003年中风后不再听使唤），轻轻一扫：就这样，我打了乃迭一个耳光；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打了乃迭。因为她不停地喝酒……
我无语。
望着老人噙着泪花的双眼，我触摸到的岂止是后悔。
故事始于一个善意的预言。
一九三九年，在牛津大学读中文的戴乃迭向父母郑重宣布，她爱上了一个中国同学，准备毕业后同他一起回中国，在那里结婚安家。母亲又惊又恐，极力反对。作为传教士在中国生活工作了近三十年的母亲，深谙两国在经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也亲眼目睹了许多跨国婚姻的失败。
她的第一反应自然是要扼杀女儿的跨国之恋于蓓蕾。
“如果你同一个中国人结婚，你会后悔的，”母亲耐心劝导着刚满二十岁的女儿，“你们的婚姻维持不了四年，”母亲断言，“如果你们有了孩子，他们也许会自杀的。”母亲以过来人的姿态预示这段异国姻缘的将来。母亲认为女儿少不更事，女儿则认为母亲观念陈旧，无法理解他们的爱情。母女俩各执己见，谁也无法说服对方。
乃迭暗自下定决心，她只需再等上一年，就到了法定成年年龄；届时她就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
一九四〇年初始，刚刚步入二十一岁的乃迭独自做出了改变她一生命运的重大决定——她同中国男友杨宪益订婚了。
他们后来的婚姻远远超出了母亲预言的四年。事实上，他们的异国姻缘持续了整整一生，尽管他们的婚姻道路上不乏或预料之中或始料不及的种种障碍与困境。
一九四〇年的夏天，欧洲战火纷飞，中国也备受日军铁蹄蹂躏。这对热恋中的情侣从英国的南安普敦出发，乘俄罗斯女皇号邮轮，取道加拿大回国。
她带着儿时对北京童话般的记忆和重归故里的兴奋，他怀着一颗对战乱中的祖国的忧虑和赤子之心，双双情笃意深，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在柏溪和贵阳，他们虽然住茅屋、点油灯、汲井水，但云集在大后方的文人学者，思想自由，谈古论今，撰文吟诗，针砭时事。活跃的思想与自由的精神弥补了物质的匮乏与战乱的流离。
一九四二年八月，宪益、乃迭离开英国整整两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一个男孩儿，取名烨。
虽然生于战争的动乱与困顿，杨烨却成长得聪明伶俐、阳光可爱，恰如其名。因为喜欢教父迈·萨利文①寄来的美国玩具，“他强烈地向往美国，对任何美国的东西都有一股超乎寻常的崇拜，”乃迭在给萨利文的信里如此描写杨烨。“但在世俗之事上他又是一个十足的小傻瓜，常常把自己的玩具送人，或把家里的饼干、糖果偷出去送给小朋友。”杨烨那时仅只三岁，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解放战争又已开始，生活的困顿与战争的动乱仍在继续。
三年后，乃迭在给萨利文的信中把杨烨描绘成一个“小书虫”，吃饭都不肯放下手中的书，“极不善于交际”。六岁的小杨烨已经熟读了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儿童文学。一天，他听到妈妈给三岁的妹妹讲小红帽和大灰狼的故事，他听出妈妈讲的跟自己书里读的不一样。“妈妈错了，不是那样的。”他打断妈妈，指出妈妈的错误。
杨烨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妈妈同别人的妈妈不一样，“妈妈不要来接我。”他有时会这样央求妈妈：“我不想让小朋友们都来看妈妈。”但有时他也会眨着大眼睛，不无骄傲地对妈妈说：“妈妈真漂亮！”
这个生性敏感的小男孩儿是随着新中国一起长大的。
一九五二年，杨宪益、戴乃迭应邀加入了外文局，十岁的杨烨跟随父母从南京搬到北京。他很敏感自己与别人的不同，长相异样，妈妈又是外国人；但他努力与同学们打成一片，保持一致。在学校里，他表现出色，学习优异，很快戴上了红领巾，又戴上了两条杠。在五十六中和后来的五中，他当上了班长，加入了共青团，尽管他入团的时间要比别人晚一些。按他的表现，他本应一满十五岁就被吸收入团的。
但他没有怨言，认为自己的母亲是英国人，团组织对自己的考验长一些是应该的。
真正的考验是在一九六三年。
学业优异，踌躇满志的杨烨报考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二志愿清华大学数学系。他不仅轻而易举地通过了高考，初、高中的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更是无可挑剔，还是出色的长跑运动员。他坚持不懈地在腿上绑着沙袋训练长跑，不仅是训练体力，更为了锻炼毅力。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杨烨想象不到前面的道路上有何障碍。
六月的北京燥热，杨烨的心情却像北京周边的樱桃园里晶莹剔透的果实一样期待着丰收。发榜的日子到了，杨烨既没有收到北大，也没有收到清华的录取通知书，收到的却是来自刚建校不久的北京工业大学录取通知书。
杨烨懵了。该不会哪里出了差错？是不是张冠李戴了？他期待着也许几天后会收到另一通知，告诉他搞错了，北工大录取的是另一个同名同姓的年青人。然而他失望了；糊里糊涂地失望了。不仅杨烨想不到，就连他的父母也想不到，杨烨报考的北大物理系研究的是原子物理，他的出身——身为英国人的母亲，出身于官僚资产阶级的父亲，是无法让他通过政治审查的。
杨烨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现实，但并没有气馁。他越发更加积极地表现自己，尤其在政治上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在那个政治决定一切，时时处处都要填写家庭出身的年代，杨烨深知自己的家庭出身就是他的“跛足”，他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大的努力。
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读大三的杨烨迅速加入了红卫兵，积极投入了这场红色风暴。他用自己的零用钱买了一部油印机，为红卫兵组织印刷传单；还加入了学校广播站，为宣传“文化大革命”撰文组稿。当红卫兵们四处抄家，大破四旧的时候，杨烨也对自己的父母采取了革命行动。他回到家把妈妈的古典音乐唱片掰碎，甚至摔了一个家传的古董花瓶。从不骂人的杨宪益骂了儿子“混蛋”。又气又急，杨宪益拨打了外文局办公室的电话；外文局派人前来制止杨烨，说你对父亲造反可以，但戴乃迭是外国人，毁坏她的任何东西都是外事问题。杨烨这才扬长而去。
杨烨选择了妈妈去友谊宾馆游泳的时候回家造反的。他莫非在采取革命行动之前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计划？他想革命，想造反，想以实际行动宣告他与家庭划清界限；然而他又难以横眉冷对自己的父母，尤其不忍面对深爱着自己的妈妈。也许他想与其让别人抄家，不如自己先下手为强，自己终归会手下留情吧。我们只能猜测杨烨回家造反抄家的动机和矛盾心理，他的确在外文局来人的几句劝说下停止了行动。也许他以为自己的主动革命已经明确表示了自己的革命立场及对伟大领袖的忠诚。
然而不管杨烨多么努力，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就像他无法改变自己的西方面孔。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文革”中推迟了的大学生毕业分配开始了。杨烨听说自己的去处可能是湖北，表示坚决听从党的分配。乃迭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他愿意接受任何工作，主动要求去外省……我们当然会很想他，但他想离开生活舒适的首都，到条件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我很支持他的这种动机和决心。”宪益、乃迭都表示了对儿子的选择的支持。“尽管政府有政策，不主张把独子分配到远离父母的地方，我们不想干涉儿子认为正确的选择。”乃迭这样告诉自己的母亲。“有不少家长大闹”，但杨烨为父母的理解与支持骄傲。
他们推测杨烨很有可能被分配到武汉，因为那是湖北的主要工业城市。但谁也没有料到杨烨被分配到偏僻的鄂城农机厂做技工。杨烨再一次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党的分配，决心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对党和国家的赤胆忠心。
鄂城是长江边上一个闭塞的小县城，杨烨的西方面孔一下子就成了众人指手划脚、观望议论的对象。杨烨装作视而不见，尽量不去理会。但在一个没有文化可言的小县城，杨烨是孤独的。他写信要妹妹杨炽，让她给寄些书籍来，不料却惹火烧身。
妹妹把哥哥的书籍一股脑打了包，寄走了。书籍到后革委会先开箱检查，竟发现一本摩斯密码小册子。杨烨中学时曾积极参与当时流行的“国防体育运动”，学习发报、练习跳伞等等。这本摩斯密码小册子就是当时学发报留下的。而此时，已经以间谍罪名锒铛入狱的父母和这本摩斯密码都顺理成章地成了杨烨间谍嫌疑的铁证。
逼供、审讯自是当时流行的伎俩。我们无从知道杨烨经历了何种逼供、审讯，甚至体罚，因为他从未对人讲起这些经历。我们只知道他开始自闭，疑神疑鬼。一次他同师傅一起外出修电线，他爬到电线杆顶端作业，但张贴在电线杆上的标语碍手碍脚，师傅在下面高嘁：“杨烨，你把标语撕了，不然怎么干活？”杨烨便把电线周边的纸撕了。待他检修完毕，从电线杆上下来，才看清标语原来是“毛泽东思想万岁！”而他撕掉的正是“毛泽东”三个字。
他吓出一身冷汗。在那个人崇拜鼎盛的时期，有多少人因为失手摔碎毛主席石膏像，或无意撕毁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而付出了惨重、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杨烨此举足以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投进大狱。他不仅害怕，甚至怀疑他的师傅是有意陷害。
尽管事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杨烨的臆想、多疑愈加厉害了。
一九七〇年三月，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把全国范围内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推向高潮。杨烨作为来自北京的昔日红卫兵又首当其冲地成了鄂城的“五一六”分子，受审查，被批判。
一九七二年三月底，杨宪益、戴乃迭先后出狱。四月，四分五裂的杨家在分别四年之后终于团聚，虽然短暂，却幸福无比。乃迭在给姐姐希尔达②的信中说：“在小妹炽经济上没有自立之前烨每月给妹妹寄生活费”；又说：“三个孩子原本就关系密切，这几年的困境使他们越发亲密了，尽管他们天各一方。”
乃迭出狱后给希尔达的书信大多是谈孩子们，毕竟作为母亲的她整整四年没见到孩子，也没有听到孩子们的任何消息。五月，乃迭写道：“几天前收到烨的甜蜜来信。他在小县城，小工厂的工作经历对他是有益的，他已不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知识分子了。作为那里唯一的技术员，他不得不解决各种问题。”但是乃迭也感到儿子身上似乎有某种失落或忧郁，“我常常感到他更渴望能去大一点的企业，能在有一定的文化生活的城市工作，或者能有机会使用他的外语知识。”没过多久，乃迭和宪益就发现了儿子精神异常。
一九七三年一月，乃迭给友人大卫·霍克斯③信中说，我们的儿子“在‘文革’
中由于我们的牵连而受到冲击，工作生活都不顺心……如果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们的儿子能调回北京，他也许就不会太敏感多疑，情况会大大改善”。
一九七三年九月，两个女儿已先后调回北京；杨烨的调动也大局已定。“这完全是因为党的政策对外国人的特殊照顾，”
乃迭在给霍克斯的信中写道，“我们儿子的心理状态仍然不够正常，但他还能工作，医生们说换了环境他就会好起来。”
在给另一位英国友人约翰·吉廷斯的信里，乃迭说杨烨对许多事物的看法太“古怪”，“他不打扑克，不听西方音乐阿尔巴尼亚音乐除外），不看英文书，也拒绝往国外寄信。”
一九七四年十月，乃迭给霍克斯夫妇的信中更加忧心忡忡：“我们的儿子被拘留了。他在‘文革’中心理失衡，起初他极左，怀疑外国的一切……当然他工作不顺，所分配的工作既不对口，也乏味。今年夏天他突然一反常态，认为自己是英国人，应当回国。”杨烨从七月开始三次闯英国大使馆，要求“回国”。第三次他终于成功闯进大使馆，并拒绝离开。英国大使馆不得不要求有关部门把他带走，所以杨烨被拘留了。“尽管这是一起严重事件，但当局对杨烨很宽容，对他进行再教育和治疗。他们说他已经有所改善，但我们不可以见他。”
拘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当局是如何对他“再教育和治疗”的？为什么父母不允许见他？人人都只能猜测，因为杨烨回家后更加自闭，拒绝说话，整日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甚至吃饭都只在夜深人静时到冰箱里找一点西式食品充饥。
乃迭在十二月的一封信里写道：“我们的儿子回家了，本应很快就回工厂工作，但他拒绝去上班，仍然坚持出国。”他们担心杨烨的心理状态，即使出去了也难以适应社会，想尽量打消他的古怪念头。
“这是我们全家为之头疼的事”。
一九七五年三月，乃迭给友人的信里称杨烨是家里的主要问题，他有严重的精神障碍，拒绝工作，一心想“回国”；他拒绝承认宪益是自己的父亲，拒绝同家里的中国成员说话，拒绝与他们同桌吃饭。“他只讲英语，如果我同他说话时偶尔夹带中文，他便问‘你什么意思？’这实在令人头疼，是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但杨烨总算接受了“回国”也必须办理正常手续的现实。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杨烨终于拿到护照。乃迭匆忙购机票，整理行装。母子俩于十二月初经香港赴伦敦。
杨烨一路沉默。
在伦敦的希思罗机场，他们顺利地通过海关，杨烨仍然缄默。
取行李时，杨烨主动搬行李，装手推车，尽量不让妈妈动手。然后妈妈推车，儿子随后，走向出口。乃迭马上在接客的人群中见到前来接他们的好友费·格林，拥抱问好之后乃迭回身介绍杨烨，却发现儿子已经无影无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