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至老母亲下至三个年幼的孩子．都把我当成自家人，后来经常邀请我节假日到他们家欢聚。我在他们家中感到了寒冬中的温暖和苦难中的快乐。两夫妇常说我受的苦太多，眼下一定要做最后的坚持，世道会有变化，会有出头之日。我也乐于在闲暇时去他们家帮忙，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好像已经成了他们家的一员。在红色恐怖的形势下，很多人回避或远离我，生怕受到牵连。而他们却能为我敞开家门，不顾政治和舆论的压力．公开和我往来乃至公开关心照顾我，这在当时是多么难能可贵！一九七五年我右手中指骨折，他们非常关切，到医院来看我，送来滋补食品，又为我出院后作出安排，一是受伤（伤筋动骨）后不要回家探亲，二是出院后到他们家养伤和过年。我出院后不久，被他们接到家里，他们住房很紧张，三代六口住两间屋，还要专门为我铺设床位。当时已是寒冬，屋里生起火炉给我保暖，比我们集体宿舍暖和多了。绍鑫家里经济并不宽裕，当时又都是凭票供应，物资匮乏，他们就四处赶集买东西，为我改善伙食，增加营养。我的右手中指虽然保住了，但活动功能很差，他们便带我四处求医，他打听到有位济南来的老中医是他的老乡，就多次和我上门就医，然后每天给我煎汤药烫手，让我锻炼活动手指，逐渐恢复功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锻炼，手指基本能正常活动，但还不能完全伸直．用劲时也搭不上力．能恢复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多亏他们夫妇俩的关怀和呵护。为了给我保暖，王老师还专门给我缝了一只大棉手套．把我的右手从手指到肘部全套起来。我在他们家过了一个山东传统的春节，昼夜蒸煮酥茶，做各种喜庆馒头、各种包子饺子。他们给我以极大的鼓励，要我努力坚持。在他们家度过的一两个月，是我苦难历程中最美好的记忆，我铭记终身，感恩不尽。
患难伴侣
我家在四川省成都市。父亲是退休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一九五七年后，我把在校定为右派的简单情况告诉了家里，父母亲原来对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现在失望了，他们十分难过。这是我的不孝株连了父母。到山东以后，我很少给家里写信，即使写信也是报报平安，不想让父母为我再添忧愁。一九六二年以后，我的劳动和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我经常寄钱粮回家。
他们以为我还不错，一九五七年的事似乎已经过去了。我也没有明说。他们见我已年过三十，就张罗在成都给我找对象，要我在成都安家，以后总可以调回来。父亲有两个老朋友，我称呼为段伯伯和林伯伯。老哥儿三个每周固定一天下午在茶馆聚会，摆龙门阵（聊天），几十年相知，无所不谈。一九六七年谈到儿女婚事。父亲说我在山东，想回成都安家。林伯伯谈到长女林竞蓉一九六六年成都川大附中（重点高中）毕业，因“文化大革命”失去高考机会，目前在家准备下乡。段伯伯说，你们两家，大男大女的，为啥还要在外面找对象？
我来当媒人，给你们两家说媒。娃娃从小看着长大，诚实可靠。但是有没有因缘，要看他们自己了。两家都没有异议。先互通情况，交换照片，决定一九六八年初我回来探亲时见面。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造反派内战正酣，无暇顾及我们。一九六八年初我回来探亲还延长了时间，回来后由段伯伯安排在他家见面，双方家长都参加了。见面初始印象还不错，然后由我们约会摆谈。当时也没有电话，由段伯伯跑路，在两家之间传递信息。正值成都武斗闹得正欢．城区是武装割据．白天经常听到枪声，公共汽车常不通车，出行很不安全，约会地点唯有家里安全。有一天下午，我护送她从我家到她家，途经二号桥附近，突然听见枪声，只见前面几十米远，有几个人正拿着枪向我们跑来，后面几十个人拿着枪追赶，边跑边开枪，连枪口的火光都看得清楚。我们急忙拉着手，在街边的水沟边上趴下，等了一会儿，枪声渐远，我们赶紧离开。在兵荒马乱之中我们见了几次面，谈得还算投机。彼此约定以后通信，继续笔谈。我回山东后不久，矿上武斗结束，获胜的造反派掌权成立了革委会。上台的第一大仁政，就是暴力清理阶级队伍。经过这场暴力洗礼，我在身体上精神上受到摧残，有时对自己的前途几乎失去信心。
但是人的精神境界十分微妙，哪怕是身陷囹圄或者处于绝境，仍然怀着一线生机的强烈渴望，这一线生机的生长素是林竞蓉的来信。她的语言真诚朴实，反复看着她的信，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然后又充满激情地给她回信。这是我在苦难生活中最大的乐趣。长期通信使我无望的心中逐渐产生强烈的渴望，使我无论如何也要不惜一切，去争取获得自由和幸福。在劳动改造上我能尽上最大的努力，但是主要是等待国家形势好转、“文革”早日结束、还我自由之身。我很想回家探亲，很想见到她，但是又怕见到她。我怕她知道我现实的情况后，我会永远地失去她。在十分矛盾的心情中，探亲一再推迟。父母来信催我回家。看来全国形势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文革”也没有底．我总不能长期拖下去，拖累耽误人家终身大事。一九六九年十月，我决定回家探亲，向她说明实情，放下就心安了。回去后，我先问父亲，我一九五七年的事对他们说过没有，父亲说，过去在茶馆里谈过此事，我们还以为你已经解决，在正常工作了，而且他们并不在意此事。我向父母亲说明了现实情况，他们听了也很难过。我说，这一切都怪我不好，让父母为我担心，是我造成的苦因，只有我来承受苦果，让我来了结。我去向林家说明现实情况，只有听天由命，不行就快刀斩乱麻，免得拖累人家。我先找到林伯伯，他在一个较偏僻的乡镇卫生院当医生，解放前曾在国民党军队当军医，街上很多人仍称呼他为林医官，其中既带贬意，也带褒义，因为医官是旧军队的称呼，但另一方面，又说明他的口碑很好，医术高，医德好，乐于助人。我想，像他这样的人．也难逃“文革”的劫运．林伯伯可能也受了不少苦。我和他在医院里谈了较长时间，把从大学到劳改和“文革”的情况如实讲了，他很感动，握住我的手，慢慢地说了两句话：“你上当了，你受苦了。”我感到一股暖流从头到脚。十几年来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他也谈到一九五七年反右，领导上反复号召大鸣大放，给党领导提意见，他早就看准了，多次动员，就是一言不发。后来，提意见的人上了大当，他总算躲过了那一关。“文革”是在劫难逃，现在还未过去，但只是一般历史问题，已作了交代。“我一直没有做过坏事，能把我怎么样？至于你和林竞蓉的事，我赞同你同她的结合，但条件还不具备，她刚下乡，知青回城恐得几年，你回山东，也有个努力的过程。你要好生努力，争取早日解决。你们的结合可能要等几年，你们各自努力吧。林竞蓉和她母亲的工作由我来做，她们不懂政治，我会说服她们，请你放心。你们的关系就算确定下来，你们一起去照一张相片作纪念。”听了老人家的一席话，我感到暖流涌遍全身，热泪盈眶，我虔诚下跪，向他三拜。这是我平生遇到的唯一长辈知音。林竞蓉小名同生，即和父亲同一天出生，从小最受父亲疼爱，也最听父亲的话，父亲的意见对她的婚事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她对政治无知，对反右运动不理解，但是她完全信任父亲的话。接下来我考虑该如何向她开口为好。
一九五七年她还在上小学，听到的都是老师的话和舆论宣传，如何让她了解历史的真实呢？我约她去逛田坝，说给她讲一个我最亲近最了解的同学的故事，一个优等生运交华盖，从大学到劳改、“文革”经历的苦难。还没有最后讲完，她就说：“你该不是讲你自己吧。”我说你真聪明。如果你能理解我，这是我苦难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我的一切苦难都得到了补偿。关于我们的关系今后如何发展，你先慎重考虑，不要立刻回答，但要在我返回山东之前告诉我。探亲时间短促，还有几天就要启程了，她终于约见了我。我想他父亲可能也和她谈过了，见面之后我问她考虑得如何，她沉吟了一会儿，说了一句我意想不到的话：“我认命了。”多么朴实而真切的语言！我全身热情涌动，情不自禁，把她抱在怀里，亲亲她。多么难得的道合知音，患难伴侣。在这个世界上，我从此有了一个和我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我应邀来到她家。全家非常热情地接待我，她还领着我去拜望老爷爷、姑妈等亲属。最后我们去照相馆照了一张双人照。我怀着幸福而喜悦的心情，恋恋不舍地回到山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