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献给你们家，才知道幸福就是吵吵闹闹这首由郑进一、陈维祥作词的《家后》，不就是李夫人最好的写照吗？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默唱这首《家后》，一直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这终归是最难过的时候了，我不敢注视李夫人的眼睛，却在李泽厚和海立握手道别的时候，感觉到了他的忧郁。我别转了面孔。这时候，我看到沙发上放了一份影印本，那是美国权威出版社出版的诺顿文学理论批评文集。
在这本最新出版的书籍里．添加了三位非欧美批评家的作品，他们是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的批评家，李泽厚就是代表中国第一次入选的。可以把这本影印件顺手放在身边，看起来，李泽厚还是在下意识里，并不如他自己先前所说，对什么都无所谓的了。于是我安心了，因为在这本影印本上，我又看到了他对生活的激情和希望。
回程的路上，我们在高速公路旁边的休息区里停下车来。无声地仰躺在后车盖上。眼面前，科罗拉多辽阔的天空上，寂静地升起了繁星，那么贴近，就好像天和地融化在一起一样。想起李泽厚最爱的康德的名言：“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这大概也就是在他心底里，美的体验，美的情怀，美的道路，美的历程。
写于费城近郊2010年3月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
上世纪三十年代．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学生连士升，于勤修学业之余经常投稿《食货》杂志，为在燕京兼课的先父陶希圣所赏识，两人建立起亦师亦友的关系：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又共事于香港‘国际通讯社”，公私关系更臻密切。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连士升携眷逃离香港隐居越南，战后几经播迁，于一九四九年举家定居新加坡，迭任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主笔、总编辑，南洋学会会长，新加坡写作人协会发起人、政府公共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六三年荣获新加坡元首颁赠功勋章。连士升毕生笔耕不辍，着作丰硕，计出版书二十三本，包括游记、散文、传记（《甘地传》、《尼赫鲁传》、《泰戈尔传》）、信札（《海滨寄简》八本）等，是南洋一九五。至一九七。年代声誉卓着的报人及文学家．享有‘南洋鲁迅”之美誉。
陶希圣的“亲兵”
父亲陶希圣于一九二九年在上海与友人合开新生命书局，一九三四年在北平创力《食货》杂志《食货》
半月刊自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创刊，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停刊的两年半中，前后共出版了六十一期．刊发一百五十多位作者的论文三百四十五篇《食货》作者群中的何兹全、鞠清远．武仙卿、曾謇，和未在刊物上出现的沈巨尘、萨师炯等人，都是父亲北大时期的学生，他们自称是陶希圣的“亲兵”。父亲那年应聘来北大任教，开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两门课。他又轮流在清华、燕京、师大、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等校兼课，很是叫座。何兹全说：“当时，北大最受欢迎的教授有胡适之、傅孟真、钱宾四和陶先生四位先生。北伐战争之后，青年学生中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反思和前途问题，由中国革命性质而联系到中国社会史的发展。最受欢迎的研究历史的方法是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陶先生就是运用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社会史问题的。陶先生讲课声音不大，而分析深刻，鞭辟入里，生动有层次，循循善诱，引人人胜，教室里挤满了人。”
另外一位《食货》的长期作者连士升，福建福安人，生于书香世家，七岁起在家乡私塾启蒙，继而就读教会办的霞浦作元汉英学校及福州英华斋，打下良好的中英文基础。一九二七年高中毕业，北上考入燕京大学，初习理化，次年转入经济系。
他上过父亲在燕京社会系的课，也间或来家中和父亲讨论翻译西方经济史名着的事。泰来哥告诉我，连士升跟那几位山东学生不一样，他比较严肃，不像他们会开玩笑，会闹。连士升比何兹全等人年长四五岁，一九三一年就从燕京本科毕业了，嗣后留校续念研究院，国学大师顾颉刚介绍他进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在特别研究室中得一席位读书写作，同时为着名报章杂志如《东方杂志》《大公报》《申报》等撰写或翻译有关中外经济史的文章。他日后回忆道：“在七七’抗战前的几年间，我几乎无日不和这间图书馆接近，假如燕京大学给我以结交几个师友的机会，那么北京图书馆可以说是给我带上治学的门径。”毕业那年，连士升与燕大同学郑侃嬨结婚。
一九三五年，连士升开始为《食货》
撰文。父亲在一卷八期（1935年3月16日）“编辑的话”中写道：“连士升先生是燕京大学研究院出来的专攻经济史的笃实的学者。他在北平图书馆阅览室里已经两年，他正在翻译世界经济史几部名着，有工夫还调查北平的庙会等经济现象。经济史名着译毕以后．他将根据他的素养．从事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他在二卷十二期（同年11月16日）中又写道：“连士升先生埋头于各种经济史方法论的研究与经济史名着的翻译，工夫的深苦是通常以一知半解自封自足的人想象不到的。不久他将有长文介绍经济史名家名着给我们。”连士升陆续发表于《食货》的文章，计有：译桑巴地《经济理论与经济史》、译克拉判《经济史的纪律》、着《重商制度略说》等十一篇。
连士升并非所谓‘亲兵”的一员，父亲与他在燕京和《食货》结缘，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早年学界有‘食货三‘升’”之说，指的是全汉昇（北大）、杨联陞（清华）、连士升（燕京）三位长期为《食货》撰稿的青年经济史研究者，他们日后都成为声誉卓着的一方学者。连士升后来在香港工作时与父亲过往甚密，一直称父亲为老师或‘先生”。《食货》于一九七一年在台湾复刊为月刊，已成大名的全、杨二人仍勤于为月刊撰稿，这是后话。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父亲阴错阳差地蹈入了政治漩涡，连士升则带着妻子侃嬨和两岁女儿侨思辗转逃出北平，经天津搭船去了香港。
上海去来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父亲随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从昆明飞往安南河内，年底转往香港，住九龙太子道，与正在香港岭南大学教书的连士升取得联系。第二年八月，父亲去上海参加汪精卫领导的对日和平谈判。鞠清远、武仙卿、曾资生、沈巨尘四人也追随去了上海。四个月后，父亲同高宗武潜离上海回到香港。父亲之决心离开汪组织，并顺利到达香港，除了黄溯初、徐寄廎、杜月笙、万墨林等有力人士多方协助营救之外，连士升向母亲提出的真诚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起，汪精卫等人和日本军方代表在虹口六三花园及愚园路举行了十二天正式会议及会外商谈，双方歧见甚深。父亲与众人困居警卫森严的愚园路楼房，形同软禁，乃密派鞠清远回香港，告诉母亲自己的处境和痛苦。鞠清远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港，母亲和琴薰姐请连士升前来共同商量。连士升得知汪、日可能年底在密约上签字后，非常激动不安，认为事态危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在签约之前把老师解救出来，必要时他愿意亲赴上海设法营救。母亲几经思量，决定带儿女去上海，先设法让父亲脱离愚园路再想办法。
十二月二十六日．汪方决定三十日与日方共同签字。高宗武和父亲见事已不可为，遂决定离开上海。在许多人的帮助下，十二月二十二日抵达香港。轮船徐徐航进维多利亚港之际，正是香港《大公报》以头条揭露‘日汪密约”之时。船靠九龙码头，我们已远远看到连士升在码头上挥手，一下船，连士升便飞奔过来，双手把我们三人紧紧围住，连声说：“回来了！回来了！”此刻他已泣不成声。
国际通讯社
一九四〇年六月起，父亲在九龙创办“国际通讯社”，编印《国际通讯周刊》，分寄国内各地，以供战时首都重庆领导人士参考，以及关心世界局势及国际问题的机关和个人用作材料。这份刊物选译国外报章杂志的论文，间亦刊载社友们的国际时事评论。
“国际通讯社”的编译者，有连士升、戴杜衡、林一新等先生。每期所载的论着都出自各人手笔，译稿则取材自几十种英、美、日、俄等国出版的书报刊物。
连士升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从北平携妻带女逃来香港．经由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介绍进入《港报》，十月开始工作，不料不到三个月，报馆即因负债累累而倒闭。为缩小开支，只好把妻小搬到澳门亲戚家暂住，趁此机会完成未翻译完的哈佛大学格拉斯教授的《工业史》下半部，于次年（1938年）二月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五月，妻子郑侃嬨从澳门搬回香港，因为逃难贫困及操劳过度，患上心脏病，医治无效，不幸于八月三日与世长辞。
一九四。年，连士升与燕京同学罗牧的胞妹罗梅结婚。他们的婚礼，在香港中环德辅道‘告罗士打酒店”(GloucesterHotel)举行。父亲担任男方主婚人，罗牧为女方主婚人，证婚人是鼎鼎大名的文学家许地山（笔名落华生）。我们全家都参加婚礼，新娘很年轻，大家都叫她‘罗小姐”，她是越南华侨，随兄在香港岭英中学求学。一九四一年，连士升担任港大校外考试委员。连家的男孩亮思这年在香港出世。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星期天清晨（夏威夷当地时间）．日本突然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八日上午，日本轰炸机三十多架飞临九龙上空，向启德机场投弹，九龙城起大火，黑烟滚滚，延烧数小时不熄：布阵于深圳边境的日本陆军也同时向九龙新界发动攻击。晚上港九实行彻底灯火管制，港湾两岸一片漆黑死寂，行人绝迹，前线枪声不绝，甚为恐怖。
连士升一家住在港岛。从十二月十一日到二十五日，港岛居民生活在日军从九龙射过来的猛烈炮火之下。二十五日英军投降，在日军接管港岛治安之前，全香港也跟九龙一样变成无政府状态，发生抢劫、掠夺、乃至自相残杀的事件。更加恐怖的是日军登陆后，为报复部分英军顽强抵抗而公开虐杀战俘。
连家决定离开香港，设法办好去越南的临时通行证，听到日本疏散船“白银丸”从九龙开往广州湾的消息，连忙设法为罗牧、戴淮清和自己三家买到十四张船票，一早便过海去九龙码头，可惜等船的队伍实在太长，手中有票也上不了船。连家一行人只好搭上去澳门的“泉兴丸”，从澳门到广州湾。
连士升带着怀孕的妻子罗梅，七岁的女儿侨思和不足周岁的儿子亮思，在广州湾流落了两星期．终于搭上了日夜盼望的‘多宝”号货轮，于三月十一日抵达海防，第二天坐火车到河内，转往西贡，住入永安客栈。为躲避占领越南的日军耳目，几天后迁到湄公河三角洲茶荣省，开始长达四年的隐居生活。
在茶荣，连士升经朋友介绍，当上一间华侨小学——福建学校的校长，暂时得以安定下来。在穷乡僻壤，简单拮据的生活环境下，他并不气馁，利用课余时间完成翻译克拉判的《现代法德经济史》，接着又翻译克拉判的一百五十万字巨着《近代英国经济史》，不过这本书只翻译了大半，日本投降了，此后再也没有机会完成。
在越南的另一大收获，便是二女儿仁思(1942)，三女儿藩思(1944)，及四女儿文思(1948)的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