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手术方案很快定下来了，可周恩来还不能躺到手术台上。他还有两件大事要做：一个是外事，筹备基辛格访华，商谈两国建立联络处事宜；另一个是国事，他要力排众议，争取邓小平尽快复出。
一九七三年三月八日，周恩来放下了所有工作，离开西花厅，来到玉泉山接受检查。这是周恩来从去年五月发现四个红血球以来，患病将近一年之后，第一次接受专项检查。
此前，吴阶平和医生们已经在北京西郊中央领导人“别墅区”玉泉山的一座小楼里，布置了一个治疗室。专家们正在这个临时布置的手术室里做着最后一道术前的准备工作。再过一会儿，他们的特殊病人周恩来就要接受检查了。
医生们准备了好几种治疗方案，第一首选方案就是变“两步走”为“一步走”。如检查癌症病灶很小，就一次烧掉，检查治疗一次完成，但是这个方案只能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掌握。如果癌症灶很大，这个方案就不能采用，只好先检查，后治疗，按毛主席所说的“两步走”了。
当周恩来躺卧在手术台上后，膀胱镜终于照见了发病部位，大家通过透视镜也看到了癌症灶。直径还不到一公分，表面仅有些毛茸茸。这说明癌症还在早期，治愈的可能非常大。
吴阶平一声不吭，立即用电烧手术器械烧掉了病灶，只有几秒种，癌变病灶消失了，不再出血了。
医生们摘下口罩，连忙把手术成功消息报告给门外的办公厅主任，同时也将手术情况向毛泽东汇报。不到半小时，毛泽东住处就回电话过来：“医生们做得好！感谢他们！看来一步比两步好！”大家心头悬着的石块，总算真正落地了！当时邓颖超也守候在手术室门外，在得知毛泽东打来电话祝贺时，她无声地落泪了。
一九七三年六月，我国驻希腊王国大使工作粗疏，不仅将科威特国庆招待会日期搞错一天，而且还误入以色列使馆去庆祝科威特的国庆节。这起事件令人震惊，很快就汇报给了刚刚从延安返京的周总理。周恩来对此特别恼怒，因为我国外交在受到“文革”破坏多年后，在他主持下才有所起色，如今却出现了这么一个荒唐透顶的大笑话。不久，总理办公室以外交部名义发出通报，措辞十分严厉，认为此次事件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
但出乎意料的是，毛泽东在以外交部名义上送的报告中大笔一挥，将“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删去，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并把希腊周大使对错误的认识从“较好”改为“很好”。
一个月后，毛泽东召见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从批评外交部的报告谈起。毛泽东对这两位“笔杆子”说：“你们两位是负责搞十大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大概你们也知道吧？大家说好，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主管外交部的周恩来自然而然成了政治局会议上被江青等人重点攻击的对象，即使是这样的人身攻击也披着一件动人的外衣，美其名日——“帮助恩来同志”。
被“帮助”的周恩来不得不中断正在进行的化疗，整日闷在办公室里写起“大文章”。从此失去了最佳治疗时期和最佳环境，失去了宝贵的健康。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准备做第四次大手术。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来到医院手术室外守候。
到此为止，两年多的时间，周恩来一共承受了大大小小十多次手术。这次手术前，医生为他注射了术前麻醉剂，推车都停放在他的床前。而周恩来却走进卫生间，将门反锁，把自己关在里面，竟然一个多小时也不见他出来。邓颖超非常着急，几次敲门，他也不回答。
知夫莫过妻，邓大姐自言自语：“唉！
又在写东西。”
写东西？大家暗暗猜测，也很意外。难道总理真的挺不过这一关了？这是不祥之兆啊！
终于，他走了出来。原来他在进入手术室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一九七二年六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自己一人在卫生间，用很长时间仔细地看了一遍，用颤抖的手签上了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周恩来所写的不是遗言。他要为自己五十年前的一段历史作最后的申辩，为国民党制造的所谓“伍豪启示”澄清早已澄清的事实。
推车将周恩来推到手术室的门口，他突然说：“张大夫，你叫一下小平同志。”
这时政治局的委员们已经和总理一一握过手，正站在走廊里，目送总理进入手术室。
“小平同志，总理叫你！”
邓小平连忙上前几步，一把握住了总理的手。
“小平同志，你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强得多啊！”周恩来用最大力气高声说。
邓小平抿着嘴，使劲地点了下头。
身后的人都清楚地听见了总理的这句评价。
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
长达五个小时的手术，对极度虚弱的周恩来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但他坚持了下来。手术过程中，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体内的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一个月后，即十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又做了第五次大手术。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能从病床上下来，再没有能站立起来。
十二月底，周恩来进入了断断续续的昏迷状态，大家都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毕竟伴随生病的总理两年多时间，心理也一点点地增加了承受力。进入病危后，有一次他的呼吸突然停止，连心跳也骤然停止搏动。医务人员以为总理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们一边不失希望地奋身抢救，一边通知中央领导人来医院和周总理最后告别。
没有想到周恩来是被一口痰堵住了，把痰吸出后，他又恢复了知觉，慢慢睁开了眼睛。他一见身边围着的中央领导同志，颤巍着伸出手，和大家一一相握。
张春桥是最后一个和总理握手的，他刚转身，周恩来就叫他的名字。周恩来身体太虚弱，说话的声音太小，张春桥没有听见，站在那里没有反应。周恩来有点着急，又连叫了两声，这次身边的人听见了，急忙告诉张春桥：“总理叫你。”
张春桥来到总理跟前，俯身听到周恩来微弱的声音：“你和文元同志要好好帮助王洪文同志，他还年轻。”
张春桥一边重复总理的话，一边表态：“总理，你放心！”
毛泽东重见光明
毛泽东身患病症不少，对他来说，众多病症中，眼疾最令他痛苦不堪。
最后几年，毛泽东的眼睛基本失明，因为是白内障，还有手术的可能。然而，这个手术的对象不是一般人，普通手术变得重大且复杂起来。手术前经过专家们反复研究病历才确定了手术方案，最后决定主刀的医生是北京广安门中医院眼科主治大夫唐由之。
这一年，唐由之才三十八岁，但是打开他主刀的病例记载，却令人不敢相信，截止一九七四年，唐由之已成功地做过六干例各类白内障切除手术，其中，难度最大的是柬埔寨亲王宾努的手术。宾努的头时刻都在神经性地摇动，一分钟大概六十几下，一旦紧张摇得更凶。如果给他做眼部这样精密的手术，摇头这一动作他无法克服，而且什么麻醉都不起作用。国际上很多知名的眼科医生都对此知难而退。宾努只好来中国，将最后的希望放在了唐由之身上。唐由之想了一个办法，用夹板夹住他的脸，手术时随着宾努的头摇动的方向为他成功地完成了眼部手术。
为毛泽东做手术的任务也就历史性地落在了唐由之的肩上。决定下来时，正值春节放假，唐由之还在家中。警卫局的同志专门前往，要他第二天乘飞机外出执行任务。
在飞机上，有人对他们几位医学专家说，这次来是给毛主席看病。
大家一听，简直惊呆了，个个激动万分。原来毛泽东在杭州啊！
第二天，唐由之跟着汪东兴来到西湖畔毛泽东下榻的汪庄。
在房间里，他看见一位头发蓬乱且花白的老人坐在沙发里，眼睛睁着，却没有什么神采。他穿着一件旧睡衣，上面打着补丁……唐由之不敢相信，难道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现实与他们心里的落差太大了。根据最近报纸上的描述，所有人都以为他老人家身体非常健康。
这时唐由之不禁想起一九七四年底几次专家组织的会诊，那时他们专家们得到的只是病历，根本不知道病人是谁。唐由之当时断定，这个病人一定是个很不一般的人物：但绝没有想到这个病例会来自毛泽东。
毛泽东见医生来了，努力地要从沙发里站起来迎接大家。但他那一天正患感冒，怎么站也站不起来。
专家们开始为毛泽东检查眼睛，诊断的结果和以前其他医生得出的一样——老年性白内障。唐由之他们还了解到毛泽东有慢性肺心病，两年前休克过，咳嗽，痰多。检查的时候发现他仍咳嗽得很厉害，咳嗽以后没有吞咽反应。要靠地心引力的作用，头老是朝下低垂着，才能把痰倒出来一些。
几位眼科专家在杭州市反反复复地讨论手术方案——如果西医摘除白内障，手术切口大，毛泽东的咳嗽可能会造成手术意外、导致切口破裂、角膜脱离，非常危险。只能选择唐由之当年所用的方法——我国古老的金针拨障术。金针拨障术在唐朝便用于治疗白内障，但近百年来，医学实践中已没有人运用这一方法。否定的理由是睫状体部位是危险区，做了很容易引起感染，容易发生青光眼、内膜炎等。据说印度曾做过五百五十二例此类手术，两年内病人全部失明。唐由之要突破这一禁区。因为他深得中医精要，运用解剖学研究、实验，使湮没在岁月中的金针拨障术重现辉煌。
这一手术只需几分钟，切口仅有两毫米，不需要缝合，技术成熟，它更适合年老体弱的患者。
夏天到了，中央决定眼科医学专家在北京组织了一个七人医疗小组，由唐由之负责，为毛泽东做手术。这个决定是由周恩来和邓小平作出的。为了此事，中央政治局还开过许多次会议。周恩来还专门把唐由之叫到三〇五医院的病榻前，详细地询问情况。周恩来对毛泽东无微不至的关怀，令唐由之感受深切。他甚至要唐由之从上海专门带回一副最好的人体骨架，要亲自研究毛主席的病情。
医疗小组的专家们把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腾出来辟为“阳光屋”手术室，进行消毒准备。唐由之提出要大家注意毛泽东的生活习惯、作息时间。准备时间为十天。
为期十天的术前准备期间，毛泽东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同意接受手术治疗。
唐由之没有催促，而是与毛泽东慢慢拉近距离。
一次毛泽东用餐，唐由之悄悄进去察看。毛泽东耳朵特别好，马上问谁来了。服务员告诉他是唐由之，毛泽东嘟囔着说：
“吃饭也要看啊？”唐由之第二次去看毛泽东吃饭，毛泽东就不反感了。他高兴地说：
“唐由之又来了？快，坐下一起吃！”
十天过得很快，手术临近了，但还是要根据毛泽东的作息来。毛泽东的作息很奇特，战争年代开始就不分昼夜，累了就睡，醒了就工作。
七月二十三日这天晚上八点，毛泽东一觉才醒来。晚上十一点左右，唐由之进去请示毛泽东是否做好了手术的准备，他沉思不语。
过了一会儿，唐由之再次去问：“主席，您考虑好了没有？”
毛泽东反问他：“你都准备好了？”
唐由之回答：“准备好了。”
毛泽东还是不放心，再问：“是准备好了。没有缺点？”
唐由之想了想，决定实事求是地回答：“有，我给您冲泪道的时候，您的头在沙发上动了一下，我知道有一些疼，因为麻醉没有弄好。”
毛泽东哈哈一笑，一挥手说：“做！”
于是大家忙了起来。有人去通知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当即周恩来就从医院里出来，与邓小平等人一起，隔着窗往里观察，以防手术发生意外。
手术前，毛泽东叫秘书打开留声机，提出要聆听岳飞《满江红》的弹词。
他从居室走向隔壁的临时手术室，这首歌正好唱到高昂处，毛泽东用手有力地握紧搀扶他的工作人员的手，平静地走上了手术台，等待医生的手术。音乐声在手术室回荡着，唐由之一边手术一边问毛主席：“我给您加盐水，可能盐水流到嘴里，有一点咸的，都是消过毒的，没有问题。”
毛泽东这时很配合，一声不吭也不动。
其实，唐由之已经做完了难度最大的晶体剥离术。他将纱布放在毛泽东的眼睛上说：“主席，已经好了。”
毛泽东有些意外：“已经好了？我还当没有开始做呢。”
唐由之搀扶毛泽东出来，看见周恩来邓小平都在等候，就向总理汇报。周恩来却说：“我都已经看见了，你不要汇报了，我看你很沉着，手也没有抖，都挺好。”
手术完成得很顺利，大家都非常高兴。
五天后，毛泽东的一只眼睛能看见东西了。那天，毛泽东别提多兴奋！他叫工作人员扶他出去，他要看看中南海的湖水，看看广阔的天空。
蒋经国观看《血战台儿庄》
顾育豹
大陆首部反映国民党军队抗战的电影《血战台儿庄》，竟然影响了两岸政治，蒋经国观看了这部电影，此后，采取了一些新的政治措施。《人民政协报》刊登的《（血战台儿庄）影响两岸政治》一文介绍了有关情况，现摘录如下——一九八五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广西电影制片厂将抗战初期震惊中外的台儿庄会战搬上银幕，令人耳目一新。电影《血战台儿庄》的上马，不只是抗战题材影片上的一个突破，还对两岸政治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血战台儿庄》的编剧是田军利和费林军，剧本刊登在《八一电影》杂志上，发表三年却无人问津。一九八五年三月，陈敦德在北京见到了两位编剧，用当时的高价——三干元买走了剧本，并从八一电影制片厂“借”杨光远出任导演。
一九八五年五月初，两位作者携带剧本第六稿来到南宁。原来的剧本，主要写的是张自忠。张自忠的事迹戏剧性强，而且他没打过内战，审查容易通过。经陈敦德提议，剧本改为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为主线，按照历史事实来写，使影片具有宏大的历史感。
投拍《血战台儿庄》之初，有些人就认为，“共产党怎么能去表现国民党抗日？而且还打了胜仗呢？”也有人担心，“拍这样的影片不仅经济上冒风险，政治上恐怕也难得通过的。”
十一月一日，电影局局长石方禹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血战台儿庄》剧本座谈会。中宣部、文化部、军事科学院等一些负责人、专家，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李宗仁秘书的程思远以及郑洞国、覃异之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应邀出席。
程思远在会上说：“未来的这部影片，将拍出两个人物的形象：一个是在银幕上拍出国民党官兵当年抗战的形象；另一个是在银幕后的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博大、高瞻远瞩、实事求是的形象。”
当时，适逢已八十岁高龄的荷兰着名电影导演伊文思访华。他向主创人员介绍了自己四十七年前在台儿庄的情况：台儿庄战事接近尾声时，他和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一起探访台儿庄，用摄像机为中国抗战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