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为苏东坡的《永遇乐·夜宿燕燕楼梦盼盼因作此词》所倾倒，这首不朽杰作的结尾是“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怀古伤今的同时，清晰地表明了一种人生代谢但异代同心因此情怀不灭的认识。这种认识既悲凉又温暖，是大无奈，也是大通透。我们读到这里，不但准确地发出苏东坡所预感的那种浩叹，而且又产生了“后人也当如此，为今日浩叹之人浩叹”的预感。所谓“思接千古”，文学就是这样可以打通古今，连接起不同时空的。
不知不觉写了二十年，这不能说明任何资历，也没有给我带来足以安慰自己的果实，只说明时间流逝之快之无情。但是，毕竟是二十年，而且是一个人生命中最好的二十年。我虽然仍然远远没有成熟，但也不好意思一直无知懵懂下去，渐渐也开始寻找自己写作的理由。
今天我觉得我找到了，或者是我愿意将这个当作写作的理由：有一些人对我的写作和内心极其重要，他们写过所以他们在，而我写着故我在，我一直写下去，是为了和他们一直交流下去，为了永远、永远不告别。
那些人，那些书，那些事——围绕“大象人物书系”的点滴往事
成艳
编辑部来了个新人，每逢给作者打电话时，她总是酝酿再三，然后手里拿着标上了一、二、三……注意事项的纸条，小心翼翼地与作者通话，一副唯恐冒犯、唯恐遗漏的模样。瞧她那样，我总会想起自己大学毕业刚进出版社里那年，和作者们打交道的情景。
在出版社实习期间，第一次接触到的稿子，就是“大象人物自述文丛”里的一本——《邵燕祥自述》，书的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但书中所记北京老城的各胡同巷子却印象深刻，诸如礼士胡同、灯草胡同、翠花胡同、麻线胡同、门楼胡同……后来我听老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百六，无名胡同似牛毛。北京曾有胡同六干多条，若把这些胡同连起来，长度不亚于万里长城！”嘿，常言“北方的胡同南方的巷”，这北方中国特有的胡同文化，也就因着这些文章、因着这本书，由着作者的笔传达到我的心里，传递到每一个读者的视野里。
因为学的是中文专业，所以在半年的实习期后就分到了出版社科类图书的综合编辑室，开始负责“大象人物聚焦书系”
和“大象人物自述文丛”的编辑工作。自然，负责“大象人物书系”主编工作的李辉老师，就成为我第一个打交道的对象。而自此，我的电话本上的第一个联系人就未曾改变过。第一次打电话，我记得是件小事，似乎是从主编那打听一个作者的联系方式。原本是向领导汇报了这一需要，希望领导能和主编联系，然后把作者的联系方式给我，结果领导当即写下主编的电话号码，让我直接和主编联系。我究竟是如何的忐忑，如何的谨慎，大抵也就如上面的新同事那般。幸甚！李辉老师也是湖北人，如此想来不觉就亲近了许多，加之其爽快的性格，顿时让我舒了一口长气。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这让我在后来的工作中和作者打交道时信心增加不少。而负责“大象人物系列丛书”的排版工作的但汉琼居然也是湖北人，因为她住在北京，送拿校样，和北京的文人作者们的联系，往往就由她跑腿了。谈及我们三个湖北人共同围绕这些人物系列图书的制作时，常常有人会说：哟，这么巧翻看工作使用的Yahoo信箱，发现收件箱中最早的一封是二〇〇三年六月十二日，来自苏州大学的王尧老师——《余光中：诗意尽在乡愁中》（“大象人物聚焦书系”）一书的作者。来信的内容相当简洁：
成艳：
你催得我喘不过气了。没有见过的朋友，最近好吗？
王尧
而附件的内容则是《（余光中：诗意尽在乡愁中）写作札记》。从来信内容判断，我当时一定隔三岔五就催作者交书评文章。现在想来，真是惭愧不已。高校任务原本琐屑而繁重，而我当时却不曾设身处地想过，只想着为图书作宣传，一个劲地催人家。这位苏州大学的朋友，至今未见面，但同事出差苏州时，却带回来他送我的特色豆腐干，色香味美，鲜甜可口。
接着往下，一边翻一边读着，竟然也回忆起不少有趣的往事。比如在二〇〇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的信箱里存有一封题为“二〇〇三年工作总结之书评登记”的信件。打开附件内容，里头登记的全是二〇〇三年作过宣传的图书，其中有一篇是贾植芳先生的文章《历史的见证》（《致胡风书信全编》的序文）。
其实之前我已知道“贾植芳”这个名字，这源于我们社刚出版过的一本《贾植芳：老人老事》。但我读的时候完全是把他当作某风云人物来看待的，想着那是个遥不可及的人物。直到这篇序文，才让我和贾先生有了第一次联系。因为要给先生开稿费，所以，打电话过去向先生要银行账号之类的信息。通话时的神态、语气等已忘却，印象深刻的却是先生的回话：我与银行素无往来，稿费你就通过邮局汇给我吧。这让我诧异不已，在电子银行悄然兴起的二十一世纪，居然有人竟然和银行没有打过交道？！于是，“上海国顺路××弄××号”就成为日后我与贾先生联系的地址。
二〇〇四年上半年，我开始负责贾植芳先生的日记——《早春三年日记》的编辑工作，因为书稿中的疑点询问、校样往返、日常的电话问候，和贾先生联系较多，甚至还通过好几封书信。可惜，因为办公室和住家先后搬迁，昔日的书信再无影踪。如今想想，懊悔不已。只记得先生凡事都很认真，具体到写信这样的小事也是如此。先生的字写得大而有力，但因为年纪大了视力不佳，有时会有串行的情况，而有些字不熟悉的人又难免认不清，于是，信后往往还附一份保姆（印象中先生在电话里提过，可能有误）誊写的信。先生和夫人伉俪情深，先生曾在电话里提及任敏先生的往事，还赠送我两册他亲笔签名的书——《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肖像：贾植芳画像》和《做知识分子的老婆：任敏女士纪念集》。如今先生已驾鹤西去，又得与夫人同处。而想起编书时同先生一段时日的交往，不胜唏嘘。
自从二〇〇四年书简、日记类系列图书开始推出后，我的工作重心也开始由编辑传记类图书转向史料价值更强的资料性图书。首次接触的日记是《巴金日记》和《聂耳日记》，两位均是中国现当代史上人所皆知的人物，但日记记录的内容无非是上班、开会、买书、创作、会友、宴请等等。
那是一个对我而言很陌生、很隔阂的年代，一种对我来说有些乏味的生活，实在无法引起我的兴趣。现在看来，只是因为我从未认真体会过那些文字，所以其中透漏的很多信息都无意中被忽视了。
后来，陆续出版了《北大荒日记》、《早春三年日记》等，再后来，又有了《施蛰存海外书简》、《延安四年》的加入，然后才真正引起我的注意。我开始比较电视剧、小说里的北大荒和日记中真实的北大荒，开始审视上世纪四十年代女性在延安的地位、生活以及人生观等，甚至从《刘节日记》这本学术气息比较浓厚的日记里看到了“除四害，打麻雀”的真实记录。有些内容是时时出现在日记中的，而有些就是那三两句，一笔带过而已。从名人到民众，从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到谈恋爱、结婚……貌似一本本呆板的日记、一封封家常的书信，贯穿起来，展示的就是一幅幅真实的生活画面、一个个如在眼前的鲜活的人物。
转眼间到了二〇〇四年六月十九日，这是在我的编辑生涯中值得珍藏的一个日子。那天，北京百年翰林府举行了一个文化展示会。那天，在这家翰林府摆上大象出版社推出的“大象人物系列”图书。不少文化老人和记者朋友都来参加了。我第一次那么近地见到那么多的文化老人：王世襄、丁聪、方成……会上郁风老人发言的一段话，在我后来编辑近现代文化人的传记或书信、日记时常常在耳边响起：
有些特别精彩的人物，我们的历史源流、文化的传承，恰恰在他们身上开了花结了果，如梁思成、巴金、丰子恺、聂耳，在座的王世襄先生等。然而这套书系中也有特别不幸的人物，被历史的车轮，错误地出了轨的车轮，碾死在轮下，如邓拓，如老舍，他们永世不会被人忘记。通过这小小的但又初具规模的人物聚焦书系，他们再一次被人们痛心地纪念，也引发人们的沉思。
一个质的转变需要量的积累，也需要一个突破口。这需要一种机遇。那些自述的作者们，几乎每个人都亲身历经了一个命运坎坷、起伏跌宕的年代，那些幸或不幸，总让今天的人感慨万千。而对于我而言，这一次近距离地聆听老人们的讲话，真正触动了我的心灵，我第一次从阅读者的身份跳出来，开始走进现实去思考出版这些图书的意义：真正地、能多层面地呈现行走在历史沧桑中的知识群体。
四
随着“大象人物系列”图书的陆续推出，二〇〇六年一月，由大象出版社主持的一场名为“一个出版社和一个文化人”
的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大家对史料性图书的出版以及文化人与出版社的合作等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了一些探讨。
亲耳聆听这些出版界、学界的文化人对人物系列图书的深刻理解，面对面地旁观他们之间的辩论和探讨，让我也不由得从理论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这些图书。它们并非只是一种自传、一种记录，折射的其实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具有着更深远的意义。
我偶尔想，在这个不写信、不记日记的年代，以后的人们拿什么来证实、来研究往昔。尽管今天的人们热衷于E-mail、博客、微博等，依然能沟通、能交流，但我总是觉得没了提笔前的凝重、思索，没了那种淡淡的笔墨书香，似乎一切都仅仅只是为了交流，而少了些雅致。因为从事的这份编辑工作，我还能收到一些传统人士的来信，比如浙江桐乡的叶瑜荪先生，每次的来信总是工工整整，赏心悦目。而我最喜欢的，是编《劫余古艳》时黄裳先生的来信，寥寥青竹做底的薄薄信笺，几句简单的话语，却尽显出老辈文人的传统文化底蕴和谦虚。
围绕在现当代的文化老人以及作者们身上的故事还有不少，比如，曾向方成致电而获得先生对《打渔杀家》这一经典剧目的详解，因错失去福州冰心文学馆参加冰心老人的纪念活动而耿耿于怀，和现代文学馆的傅光明先生对书稿意见相左而闷闷不乐，与古吴轩出版社的王稼句兄偶尔相互赠书，还有与诸位江浙老文人关系密切的钟桂松先生的古道热肠、多次相邀……偶尔我也想，这些趣事也罢，乐事也好，或许在多年以后，也会成为一段段值得回忆、值得回味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