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言·一张便笺·一颗心——巴金与《文教资料简报》的情谊
俞润生
巴金先生(1904～2005)离开我们已经五周年了。在他的祭日（10月17日）即将来临的时候，我想到他与《文教资料简报》
的情谊，激动不已。
《文教资料简报》是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一九七二年创办的资料性刊物。编辑宗旨是提供资料，供教学、科研参考。这个刊物的创办人是姚北桦先生和赵国璋先生。
姚北桦先生是江苏徐州人，他从一九三八年“徐州大会战”时就离开了徐州。为了民族的存亡，十五岁的他怀着满腔热血，历经艰险，到达老河口，参加了抗战演剧四队，后来又辗转到安徽，再到南京，从文艺战线转到新闻战线，为抗战和民主解放运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解放后，他在《新华日报》任秘书长，一九五六年派往中央党校学习。学校领导召开座谈会，号召大家“鸣放”，帮助党整风。万万没有料到，姚北桦先生的发言竟被康生圈定为“右派”。一夜之间，天昏地暗，他尝受到“引蛇出洞”的滋味。他跌进了灾难的深渊，从此离开了报社，到农村去“改造”，去“重新做人”。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才被调到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的。
赵国璋先生生于一九二三年七月，河南新郑人。一九五一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先后任教于东吴大学、江苏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过“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工具书使用法”、“文献检索与利用”等课程。
他们两人堪称为饮誉一时的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的双子星座。姚北桦先生的敏锐、睿智和赵国璋先生的严谨、稳重相结合而风行。
我“文革”前曾任《南师学报》编辑，“文革”中在“五七”农场养过猪，在“五七”
工厂当过钳工，后来当仓库保管员、物理系资料室资料员。一九七五年调到中文系资料室，有幸成为姚北桦、赵国璋先生的助手，共同编辑《文教资料简报》。因此，我有机会感受到巴金先生对《文教资料简报》的情谊。
一封信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仍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之中。
巴金先生有机会接触《文教资料简报》，大约是通过以下两条途径：一是通过他的朋友杨苡先生提供的。巴老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致杨苡的信中说：“你寄给我们的资料简报都收到了，谢谢。最近的一期即‘红楼梦研究资料专辑’，我还想要一本，倘使不困难的话，就请再寄一册来。”①信中所说的“资料简报”就是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出版的不定期内部刊物《文教资料简报》。另一条途径是上海作家协会资料室主任魏绍昌先生。魏先生和巴老是朋友，我们《文教资料简报》和上海、北京的联系，都是通过魏绍昌先生介绍，甚至直接代办和转递的。当年，巴金先生以“李尧棠”的名义订阅了一份《文教资料简报》。
一九八五年十月八日，上海《新民晚报》以《“文革”中发表的巴金短简》为题，报道了巴金“十年一简”的故事。全文如下：
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巴金同志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从未公开地发表过一篇作品，但竟发表过一封短简。
那是一九七六年，巴金订阅了一份南京师院编印的《文教资料简报》，当他看到第四十六期上一篇文章的引文出处有误，便写了一封短简寄去。该刊的实际负责人姚北桦同志接到信后，并没有因巴金还背着“大黑帮”的罪名而不敢刊出，在第四十九期“读者来信”栏内，刊登了如下文字：
《文教资料简报》第四十六期六十八页上，引了两段鲁迅先生对内山完造的谈话，说是“内山引用曹聚仁在香港《星岛晚报》上发表的《书林新话》的第六节谈到内山书店的部分”。这个说法似与事实不符。
这两段话的原文，见于内山完造的悼念文章《忆鲁迅先生》，最初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上海出版的《作家》月刊二卷二期上，后收在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的《鲁迅先生纪念集》中。当时《星岛晚报》还没有创刊……
一个读者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四日上海此信出于被称为“大黑帮”之手，“四人帮”及其爪牙岂容发表，对此，编者将具名改为“一个读者”，保留书写日期和地点，这封短简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将来如果出版《巴金全集》，这“十年一简”也可为那悲剧年代留下一个历史的痕迹，此中有“四人帮”的蹄痕，也有讽刺“四人帮”的印痕。
一张便笺
其实，除“十年一简”外，巴金先生还给《文教资料简报》写过一张便笺。时间大约在一九七六年，是魏绍昌先生转给我们的。魏先生有说明：“此两纸均为巴金所写的意见。（他第一次交我，我一时找不到又要他重写一张，后来又找到了，一并奉上，故有两张，内容重复。）他问：这些注在人文本已有，他找不到译文，原来您们尚未译成白话。”
巴金先生的便笺上的意见是这样的：
高丘补充：鲁迅先生一九三三年《悼丁君诗》七绝末句“可怜无女耀高丘”。
关于意大利的独立和统一，请查《世界史》。一八一五年的维也纳会议不单是“奥国取得了伦巴底与威尼斯”，这次会议还分割了意大利，成立了撒丁尼亚王国，帕马、益德纳、卢卡等公国，托斯项纳大公国和教皇统治的教会国，以及法国波旁王朝统治的西西里王国。又一八六一年还没有完成全国统一。威尼斯的解放是在一八六六年，加富尔已经死了几年了。最后，罗马是在一八七〇年解放的。
芘宾(1833-1904)：俄国文学史家。
着有《俄国文学史》四卷。
普式庚有《铜马》一诗。《铜马》即《青铜骑士》。亦即彼得大帝的铜像。
这张便笺上提出的意见，是针对《鲁迅文言文试译》中的《摩罗诗力说》译文而言的。
一九七五年，赵国璋先生、姚北桦先生组织校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就鲁迅《坟》中的四篇文言文，即《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进行现代汉语翻译，以供青年学生阅读参考。
巴金先生的意见是在一九七六年九、十月份提出的。他的意见有四条：
第一条是对《摩罗诗力说》第二部分中对“无女”的注释。鲁迅原文说：…性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返顾高丘，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高丘”典出《离骚》
“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巴金先生的意见是：“补充鲁迅先生一九三三年《悼丁君诗》七绝末句‘可怜无女耀高丘’。”
第二条仍然是对《摩罗诗力说》第二部分的注释。鲁迅原文是这样说的：“是时意大利适制于墺，失其自由，有秘密政党起，谋独立，乃密与其事……裴伦之所督励，力直干后日，起马志尼，志加富尔，于是意之独立成。”巴金先生的意见是“威尼斯的解放是在一八六六年，加富尔已经死了几年了。最后，罗马是在一八七〇年解放的”。
第三条是对芘宾的注释，今通译为佩平。《鲁迅全集》有注。
第四条是普希金《铜马》的注释。
这四条意见，诚如魏绍昌先生所言：
“这些注在人文本已有，他找不到译文，原来你们尚未译成白话。”
通过这四条意见，表面看是针对《摩罗诗力说》的今译提出的改进意见，这说明巴金先生对鲁迅作品十分熟悉，对世界史十分熟悉，学养十分丰厚，思考很敏锐。
一本书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巴金先生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短文《谈（望乡）》。
“巴金先生发表新作了！”消息不胫而走。
上海魏绍昌先生首先把复印件寄给我们《文教资料简报》。
巴金先生有“一颗燃烧的心”，写作速度很快，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第一集《随想录》三十篇就结集，由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我们《文教资料简报》得知此消息以后，希望能翻印出版。这诚如魏绍昌先生在《（随想录）读后随想》中所写的那样：“南京师院《文教资料简报》希望在国内翻印《随想录》，托我征求作者的同意。巴金同志就把刚刚从香港寄到的样本，交给他的女儿李小林同志带给我，盛情至为可感。他还在扉页上写明：‘样本刚到，可能有错字，但来不及细看了。’……”
接到巴金先生的样书，姚北桦先生立即和我去无锡报印刷厂办理印刷事宜。
《文教资料简报》一九八〇年第一、二期（总第97、98期）合刊，全文登载巴金先生的《随想录》第一集；同时作为“文教资料简报丛书之三”印刷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出版的。我们《文教资料简报》比他们早了几个月。
《文教资料简报》一九八〇年第一、二期合刊印出的《随想录》。除正文外，另有辅文七篇，它们是：巴金《随想录（三十一）“豪言壮语”》、魏绍昌《（随想录）读后随想》、郭春玲《一颗燃烧的心（访作家巴金）》、李治华《（家）的法译者谈巴金》、《法国的“巴金热”》、《交流资料简介》、《致读者》。《致读者》说：“借此机会，我们还要向老作家巴金同志表示最诚挚的谢意。不久前，巴金同志收到港版《随想录》样本后，遂即托人转寄本刊，使作家晚年的这部重要着作得以通过本刊与国内读者早日见面。这不仅是对《简报》的宝贵支持，也是八十年代第一春老作家献给广大读者的最好礼物。读了这一期《简报》的读者，想必会有同感吧。”
一颗心：“把心交给读者”
我们编印巴金先生的资料，实际上是学习巴金、研究巴金的过程。
《文教资料简报》一九八〇年第五期（总第101期）上刊有“来信摘编”，一位安徽的读者写道：“工余阅读《随想录》第一集，不由我欣喜若狂，感慨不已。年过古稀，人日‘老朽’。但巴金没有‘朽’，他没有‘老’。从他的文章里我好像看到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揩干了身上的鲜血，又振奋精神在奋斗。他比我们青年人更富有朝气，更富有战斗力……”
《文教资料简报》一九八一年第二期发表《巴金为（随想录）第二集写的后记》。
《文教资料简报》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发表巴金先生《（序跋集）序》、《（序跋集）再序》、《（序跋集）跋》。
《文教资料简报》一九八二年第十一期发表巴金先生家属的来信。来信说：
编辑同志：
你们寄来的《文教资料简报》（1982年6月总第126期）收到了。巴金同志近来因身体欠佳，写字有困难，嘱我代笔。
巴金同志在看了贵简报上登载的《谢冰莹的（怀乡）诗和巴金的赠诗》后，说：
“我不会写诗，从来没有写过古诗，我也不认识谢冰莹女士，更不会写古诗赠她。”并让我转告你们，希望你们对此加以更正。
致
敬礼
巴金的家属1982.8.30
《文教资料简报》一九八四年第七、八期合刊发表谷苇先生的《巴金在一九八三年》和新闻报道《巴金一行五月二十三日回国》。
我于一九八七年九月调离南京师大，此后《文教资料简报》发表巴金先生的信息就不多了，只在一九八九年第三期发表过《巴金（随想录）评论、研究综述》和《巴金（随想录）研究资料目录索引(1980～1988)》。
巴金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先哲人去，真理永存。他说：“把心交给读者”、“没有私心，不为名不为利，认真学，认真干，就行了。”这些平实的话，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他没有死，他永远活在我心中，永远激励着我前进！
2010年7月于南京石头城畔路边书室①见《雪泥集——巴金致杨苡书简劫余全编》，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版，第84页。
尺素温情——书信里的华君武先生
高信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三日，着名漫画家华君武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五岁。当天，北京朋友来电话，说到华老住院将近一年，情绪乐观开朗，从未示人以病苦折磨，逝世时也很安详。这些都是我意料中的事，包括他留下的遗言：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一位看透人间万象，以解剖假恶丑，呼唤真善美为终生职事的智者和艺术家，用这样的从容和澹定来告别这个世界，也是必然：就在去年年初，华老的老朋友丁聪不是也有过类似的遗言么？我记得三十年前，他在给我的两封信中说过，黄永玉和他说笑话：“说我的墓碑上刻：‘你们如果不改，我的画将继续有效’，我将为此而努力，当然我并不想死。”那年华老是六十五岁。三十年过去了，华老漫画中针砭的事物“改”了多少，恐怕很难说。我想这墓碑如果真的这样写，也毫不过时。华老是自信的，自信他的画没有过时，而且不会过时。一个艺术家能否活在人们心里，靠什么？靠追悼会么？靠媒体的热炒鼓噪么？当然不是，华老坚信，靠的是人品和作品。
我和华老的结识，在一九七八年。那时，我还在商南县工人俱乐部工作，从报上得知他已发表了漫画新作。
我心里很激动很兴奋，华老是我崇敬多年的漫画家，。文革”中，我也因收藏他的漫画受到冲击。因而，当年八月初，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又附了一册他的作品的剪报，大半都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发表在《光明日报》、《文汇报》上的那一批“人民内部矛盾漫画”（华老说，那名目还真有点“拉大旗”的意思，所以，他后来改称为“社会生活漫画”了），那是经过了“文革”的折腾终于保存了下来的。我希望他结集出版这些画。信寄给《美术》月刊，很快就转到他手里，他很快就回了信高信同志：
收到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的信和礼品。
说真的，如你所料到的，这些东西我已荡然无存，我只有一本漫画选，并没有包括你剪贴册子中的许多画。
我的画竟害了你受折腾，真是抱歉，当然我也不能代折腾你的人抱歉。至于你对我的画的颂词，实不敢当，只能当作一种鼓励。
你送我的这一本剪贴的册子，它带来的友谊，远远超过这些画的本身，因此特别使我感动。
我不知道如何来回报你的赠礼，我正在想，因此先写这封信，告诉我已收到了。
我现在文化部艺术局工作，我家的地址是北京三里河南沙沟九楼一门六号。
你搞理论辅导工作是政治理论还是文艺理论，盼告。
你的简历和生活情况，如果愿意的话可否也示知一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