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爪掠影（三）（之一）
王学泰
王学泰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早就受到学界的瞩目；而他回忆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的《鸿爪掠影（一）》、《鸿爪掠影（二）》在本书第十一卷、十五卷、十七卷刊登后，也引起了许许多多读者的关注，纷纷希望王学泰先生能继续写下去，以给后人留下一些在特殊岁月的特殊环境中的资料。最近，王先生写就了《鸿爪掠影（三）》，由于篇幅较长，我们从本卷起，将连载这篇文章。
一编者
我的这段监狱生活，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所在的又是“反革命中队”，其中有不少“犯人”是单纯反对“四人帮”的，或对“文革”不满的。虽然在“四人帮”倒台之初，北京市委还在强调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以前，反对“四人帮”的还是反革命，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一九七七年七月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这个底线，越来越守不住了。否定“文革”、要求给“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给彭老总平反这类呼声越来越高，形成巨大浪潮。这个浪潮对监狱也有冲击。
有些监狱看守和工作人员虽然不会跟犯人谈论这些，但从他们的态度也可以看出来。对于“现行反革命”、特别是单纯言论性问题的，他们也不特别为难了，对他们很少训话。这些人愿意看书就看书，愿意上诉就写上诉，愿意和其他犯人聊天，就聊聊天，甚至违反点监规，只要无伤大雅，也不过分较真。他们这样做，肯定是心中有杆秤的。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在“一监”这段时间里，显得特别宽松，此时写来，有人会怀疑这是不是中国监狱？简直成了俱乐部了。不是“一监”一直如此，亦非以后这样。我所处的是个特殊时代，读我这篇文章之前应该先有这样一个认知，以免发生误解。这篇小文中所记录下的“犯人”，只是“一监”三中队中一小部分，亦非全体如此。我写他们，因为他们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必定是某个方面给我以感动。因此在写他们的时候，还是抱着同情与理解的。
我的第三个监狱
这第三个监狱才是真正的法律意义上的监狱，北京第一监狱。监服（监狱犯人制服）上衣左边的口袋上印着“监1”三个大字，它也简称为“一监”。
我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的。先是在K字楼的羁押待上诉犯人的筒道呆了十余天，谁知第二天就碰到百年不遇的大地震，本来只有十天的上诉期，不上诉的十天过后就要去监狱或劳改场了，碰上这倒霉的地震，在这里憋了二十余天，待八月中旬才转到与K字楼只有一墙之隔的“一监”。K字楼在西面，“一监”在东面。
一、第一模范监狱北京“一监”是大名鼎鼎的，它不仅是北京监狱的“第一”，也是中国监狱史第一个“文明监狱”，是清末清廷政府实施政治改革、法治改革时，建筑的第一个示范性的监狱。本来是打算做橱窗用的，没想到大清国还没有使用就倒了台。
正像鲁迅所说本来中国“旧式的监狱，像是取法于佛教的地狱，所以不但禁锢人犯，而且有要给他吃苦的责任。有时还有榨取人犯亲属的金钱使他们成为赤贫的职责。而且谁都以为这是当然的。倘使有不以为然的人，那即是帮助人犯，非受犯罪的嫌疑不可”。因为主流社会的人们认为“犯了罪的就应该叫他受苦”，这种惩罚观念、复仇观念根深蒂固。可是自从欧风东渐，洋鬼子来了，这套观念就受到冲击。比如洋人在中国犯了罪，如在中国公堂上是要脱了裤子打屁股的，并叫他享用一下地狱般监狱，洋鬼子就不干，觉得这不文明、太野蛮。最初洋鬼子也没办法，如被清政府抓住，这种鬼门关，他们也要走一走。如咸丰间，英法联军与清政府谈判，谈判人员招惹与之谈判的满大人发怒之后，都以“叛逆犯”的罪名统统被关押进了刑部大牢，像猴子一样锁在尿桶旁边，让他尝尝天朝监狱的苦头，其中有死的，也有疯了的，后来英法联军打到北京，个别存留下来的被救了出来，他们就特别痛恨这大清国的法律。大清国的“东方文明”
毕竟抵挡不了洋人的船坚炮利，满大人屡战屡败，丢失了治外法权（犯了罪由洋人自己审理，关在洋人开办的监狱里），其借口就是大清国法治的文明度端不上世界的台盘。治外法权的丢失，使得大清国的执法权力被剥夺了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也促使官僚中的有识之士，倡导政治改革、司法改革，其中就包括监狱的改良。
清末大理寺正卿（相当于现今的最高法院院长）、改革者沈家本指出监狱是国家文明进步的标尺，除了监狱思想、监狱制度要改革之外、建立新式监狱也很必要。于是，在几经考察之后，在北京右安门内原镶蓝旗营操场俗称南下洼的地方觅得一块空地，来建造亘古所无的“文明监狱”。监狱建好了，大清朝也寿终正寝了。
民国元年开张第一任典狱长是王元增（写过《监狱学》），这是“一监”的起始。
这里位处北京外城的西南，“地势卑下，众水所归”（我小的时候常到这里捉蛐蛐，逮蚂蚱，水很多，下挖一尺深就见水，很像南方），蚊蝇成阵，在北京城中也是块很烂的地方。盖了这座监狱以后，正对着监狱门修了条路，名为“自新路”。路名也体现了当时新派人物关于监狱的新理念——犯人被关，限制他的自由，并非只是惩罚他的既往，更着眼他的未来，望其改恶迁善。
民国初年，“一监”叫做“京师模范监狱”。小时候，家就住在米市胡同南口，经过珠巢街就是自新路，大约只有四五百米。上小学时就知道这里是“一监”，是关押坏人的。也了解它的曾用名，然而那时只知道英雄人物才叫“模范”，“模范监狱”？难道这里是关押“英雄模范”的地方吗？这个问题困扰我许久。
解放初，自新路北口有个私塾，都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还在教《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和《幼学琼林》之类。
有个邻居小孩就在这里读书，我常去找他，因此常常看到“北京市第一监狱”这块牌子，牌子下有军人荷枪守卫，很好奇。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后，能亲履其地，而且还在里面住了足足两年。
鲁迅在其着作中多次谈到“一监”，他的一些木器家具就是在“一监”工厂买的，物美价廉，受到他的赞美。他在谈到苦难的中国人被现实折磨得没办法，老构想“苟活的理想乡”：
中国人的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但我却替他们发现了，你们大概知道的罢，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这监狱在宣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不会再犯；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缺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
——《北京通讯》1925年鲁迅仅把“一监”视为是没有自由的地方，实际上这是最没有尊严的地方。有独立人格、或向往个人尊严的人坐监狱是最痛苦的。
一九九O年代初传说要拆K字楼，在那里由香港商人投资要盖游乐场。后来没建成，但这片楼群确实拆了，随着就是“一监”，都被夷为平地。把这里改造成为北京公安局干警的宿舍区，高楼林立，命名“清芷园”。其实，这个监狱应该是个文物，它负载的历史太多了，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可与王府大街北口路西北洋政府总统府相比。可惜，两个都没了。
一、“文革”末期的监狱初入监狱，除了心怀惴惴之外，总免不了有点好奇，没有进过监狱的读者也不免有了解监狱的好奇心。这里就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八年北京第一监狱与犯人情况作些介绍。
“一监”除了监狱行政的办公机构、看守人员和狱警的宿舍外，犯人所居住的地方分为人监队（刚转入监狱者）、出监队（快到期犯人，在那里学习出狱后的生活）和十个中队。
被判刑的犯人，只要不是立即执行的死刑，不论轻重，一般是先送到“一监”的入监队。在这里学习监规纪律，稍作停留，刑期长（十年以上）、或有特殊需要的留在“一监”；老弱病残送往延庆；其他的便是劳改农场，近的有团河、天堂河，中距离的有清河、茶淀，远的有兴凯湖、青海，反正都是带三点水的。这一点很怪，正像许多看守所都带“桥”（半步桥，提篮桥，老虎桥等）一样。
在入监队换了监服（或说“囚服”），八月正值盛夏，发的是两件门短袖衫、黑裤子，上面都有“监01”的标记。因为犯人没有布票，做衣服的用料都是再生布。上衣说是“白”的，实际上是没有经过任何印染的本色门，它有点略带红色，布的纤维很粗，有的地方仿佛还夹杂着不太发育的棉花籽和棉花秆的皮纤维，表面粗糙之极，有解烦止痒之功效。
只在入监队呆了几天就被正式发往监狱了，由于是重刑犯（十年以上），我被留在“一监”，分在三中队。这是个专门关押反革命的中队，劳动的工厂是清河塑料厂。“一监”一共有十个中队，九个男队，一个女队。
一至五队在塑料厂，六至十队在清河织袜厂。每个厂里有个反革命队，一般说来，分在袜厂的犯人年龄相对较年轻一些。
三中队大约有一百三四十个犯人，分为三个小队，我在三小队。三中队分住在两个筒道，一二小队占一个，三小队与保全组、小报组（所谓“小报”是由监狱方面主持，犯人编纂的《劳改通讯》）以及杂务（管各种杂事如清洁卫生、监规纪律的犯人）共住一个筒道。
1．监狱的形制
“一监”的主要建筑与K字楼不同，它是传统建筑，是砖木结构的平房，而K字楼是水泥钢筋洋式建筑的楼房。“一监”的格式如匍匐的乌龟，中间是个龟背形的圆厅，四面伸出四腿一尾——五个筒道，筒道两侧是监房，两条通道之间相夹的空地叫做“三角院”，是犯人洗漱放风活动的地方。人监队只占其中的一个筒道。
我在网上搜索到两幅照片，题为“民国时期的北京监狱”，有的题为北京的“二监”。我看就是“北京第一模范监狱”，也就是解放后的“一监”。
我曾碰到过一个解放前坐过“一监”
的老人。一九七七年的一天，监里来了一批新犯人，分到我所在组的是个形容猥琐小老头。他是个刑事犯，判五年，只是从这里一过（大约当时入监队人太多住不下了），将来要去劳改场的。他一进监室就坐在炕上发愁，而且东张西望，说这里特别熟悉，好像来过。大家笑了起来，问他什么时候？他说“四十年前，我们就住右安门外的草桥，我爸爸送我‘忤逆’。大多年轻人不懂什么叫“忤逆”，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就是不孝（其实民国时期的《六法全书》中无论是“民法”还是“刑法”
都没有“忤逆罪”，只有“遗弃罪”，但民间仍保留着《大清律》叫法），几乎所有犯人都嘲笑他。问他这次是因为什么进来的？他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后来才知道，老头早年丧偶，守着一个儿子过活，后来儿子大了，老头又娶个寡妇，寡妇带着个女儿。冬天为节省柴火都在一个炕上睡，老头把寡妇女儿糟蹋了，儿子为了侵吞老头的房子，把老头告了，结果以流氓罪判了五年。早年以“不孝”、晚年以“不慈”进了同一个监狱，案子很离奇，至今我还记得那个老头猥琐的样子。
第一幅（图1）是全景，从高处俯瞰，各筒道成放射形排列，中间空地就是“三角院”，有树有草，还有水龙头，洗衣服的水池子。第二幅（图2）展示是某个筒道，拍摄角度是从简道底部（筒道底部封口处还是一间小房）向中心圆厅。如果我住的就是这个筒道的话，我所待的监房就是痰桶之侧的那一间，对面就是上面说的“保全组”，“保全组”的里侧就是“小报组”。
图片中的筒道与我三十多年前所见最大的差别有四点，一是到了冬天每个屋子门口都有一个用砖砌的炉子。大约长宽高均在二尺左右，以供烧水取暖，因为屋子里没有暖气，很冷，只靠筒道里的炉子烧出的热气暖和暖和屋子，犯人还可以在上面热热饭，烧开水。二是墙上隔个十来米就有一段大约一公分长的小电阻丝，接着一个开关，打开开关，电阻丝烧红了，犯人可就之以点烟，点完烟，再一拉开关，这个小火头就灭了，十分方便，又不会发生火灾。第三，在筒道中间摆了一张理发馆用的大靠椅，三中队都在这里剃头刮脸，半个月一次，胡子浓的一周刮一次脸。我在监狱时的理发师水平不错，三十多岁，姓刘，老北京，一口北京土话，声音很脆，如果他学相声无论从语音还是从外形都会是个好演员。他是刑事犯，很快就出狱了。第四，照片的景深处，开着口，可通往大厅；而监狱平常是锁着栅栏门的，左侧开着门的地方是通向三角院的，三角院门口有个厕所。筒道左侧口的旁边有张桌子，三四把椅子，是杂务坐的。
监室内是大通铺，我在监室是三开间的，可睡十四五个人，执行号（组长）睡在两端。平常除了睡觉、干活、学习，大多是在筒道里呆着，因为室内除了通铺（约一尺半宽）以外，就没有多大地方了。犯人只要在一个筒道，平常交流机会就很多。
三中队工作的车间是压制塑料凉鞋的，车间大门与一二小队住的筒道相连。
车间只要开工就是二十四小时三班倒，三个小队轮着转。早班是上午六点至中午两点：中班是两点到晚上十点，夜班是夜里十点到第二天六点，与社会上一样。因为“一监”地处宣武区，那时北京是分区轮流停电，宣武区是星期四停电，所以塑料厂也是星期四休息，监狱的犯人接见家属也安排在这一天。
2．监狱规矩与话语
在看守所K字楼时规矩特多，比如晚上睡觉时眼镜、腰带要放在监号之外，监室内绝不许有杆状和尖锐的东西，弄得连铅笔都不许有。那时我读书想在书上做个记号，就用牙膏皮搓成杆状，再把它磨尖，在纸上一画，也会留下痕迹。有个老看守说，这些规矩你们别嫌麻烦，监狱的规矩大多都是血换来的。到了监狱，规矩较看守所少了许多，也宽松了许多。这里的规矩的立意与看守所有所不同，其关注点在于让犯人记住自己的身份。比如与政府干部说话一定要站起来，进队长办公室一定要喊报告。初到三中队，我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队长领着犯人到他的办公室谈话，走到办公室门口，犯人仍然喊“报告”，领着他的队长机械地回答进来，然后两人一同走进办公室。看来很可笑，但“到此方知狱吏尊”，其意在于说明犯人与看守是分属不同等级的。
看守每个人都被称为“政府”，每到他们训话时一说到政府如何？如何？就是他们如何如何，如果不懂这一点，有时就听不懂他们的话。比如有时他们就会说“政府吃饭时……”“政府洗澡……”“政府买菜……”等。实际上就是说他们自己。
“一监”对于女犯人有个规矩特奇怪，我说这体现了国粹精神。女犯人如果在监狱中碰到男犯人（这种机会少之又少，因为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活动都在筒道里，只有本队的犯人和看守，男犯人根本就看不到异性，连每周来一次给犯人诊病送药的医生都是男的），女犯人必须马上转身面壁而立，待男犯人离开之后，再回转身来办自己的事。不知道最初为什么有这个规矩，是女犯人比男犯人还低一等，还是古人所谓“冶容诲淫”，怕让关久了的男犯人产生性冲动呢？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