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当年姚雪垠的成功也包含了茅盾给他的支持和帮助。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八O年的几年间，茅盾给姚雪垠写了三十多封信，其中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到一九七五年十月之间，茅盾专门为《李自成》的写作给姚雪垠写了十四封信，两年中实际通信时间十五个月，平均每个月差不多一封信，茅盾当时这些信大多是读过姚雪垠的第一卷、第二卷以及大量的写作提纲之后写的，涉及小说创作的方方面面。比如茅盾在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八日给姚雪垠的信中，附上自己的对每个章节的读后感，点评十分精到，关于《商洛壮歌》单元，茅盾评价其“大起大落，波澜壮阔，有波谲云诡之妙；而节奏变化，时而金戈铁马，雷震霆击，时而凤管鹍弦，光风茅盾(1806～981)霁月；紧张杀伐之际，又常插入抒情短曲，虽着墨甚少而摇曳多姿。开头两章为此后十一章之惊涛骇浪文字徐徐展开全貌，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最后两章则为结束本单元，开拓以下单元，行文如曼歌缓舞，余韵绕梁，耐人寻味。”读后指出姚雪垠这一单元写作之不足，同样体现茅盾文学大师风范，如“第一章大段对话很多，这些对话有的说明情况，有的回叙过去，文气因此松弛，读之有沉闷之感……”类似的精彩点评，在与姚雪垠讨论《李自成》创作艺术时比比皆是，让人读来亲切自然又感觉鞭辟入里。据《李自成》的责任编辑江晓天先生回忆，当时他是根据姚雪垠的要求，将已出版的《李自成》第一卷上、下两册寄给茅盾的，后来茅盾看过以后“连续写了几封长信，对第一卷全书作了深入细致的艺术分析，给予很高的评价。”过了一段时间，姚雪垠又告诉江晓天先生，茅盾答应看第二卷尚未出版的打印稿，于是江晓天又将第二卷书稿寄给茅盾，江晓天回忆说，“《李自成》二卷初稿近八十万字。茅公一气读了两遍，还同时读了老姚抄写的七八万字关于《（李自成）全书内容概要》。这对于八十高龄、身体不好，眼睛患老年性黄斑盘病，一目尺外不见五指，一目视力为零点三的老人来说，更是超乎寻常、令人吃惊、深受感动的！”江晓天的回忆是事实，当时茅盾为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确实满腔热情地倾注了不少心血，与姚雪垠讨论小说时常常深入细致淋漓尽致地发挥茅盾自己的创作经验，不光谈自置其他各种障碍，已经干了个通宵了。
高夫人正听得出神，忽然从近村传来锵锵的锣声，苍哑的叫喊声。接着，远远又是一阵锣声喊声，正是从麻涧那里来的。
高夫人想起昨天闯王传令，今早各山寨和村落都得鸣锣晓喻：官军进犯，决难得逞，众百姓务须各安生业，莫信谣言，严防奸细。高夫人眼看着盘石上燃烧的火堆币纸，耳听着远远近近的锣声人声，心里暗暗说：
“大战快开始了罢！”
己的意见，读到激动之处甚至自己操刀写茅盾在上面这一段文字下面画了一上一段，比如，在高夫人这个形象的塑造上，茅盾为小说加了这样一段：
南边，隔着两座小山，顺风传来了一阵阵的万众喧腾，人喊马嘶的浪潮。高夫人听着微微笑了笑，她知道这是麻涧方面的义军和老百姓正在加高寨墙，多挖陷阱，布条横线，写了一个说明：“这是我不自揣，代拟改写的一段。目的在于避免平铺直叙，删削不必要的字句。雁注”。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八日给姚雪垠的信连同对每个小说单元的意见建议总共长达万字以上。
在姚雪垠困难时，茅盾不仅给以温暖和鼓励，而且直接像老师一样对姚雪垠的小说提出建议甚至亲自动手修改，让姚雪垠感到无比温暖。所以，《李自成》的成功，茅盾功不可没。
但是，在社会不知向何处去的“文革”
年代里，《李自成》的写作关键在作者姚雪垠自己，不过能不能出版这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无论是姚雪垠还是茅盾都是无法保证。连当时的出版社编辑江晓天心中也没有数，因为，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还没有复业。他回忆说，“《李自成》二卷初稿虽已写完，从一九七三年六月开始，老姚采取‘流水’作业的办法，即分期分批把初稿寄来，我看后提出修改意见寄还，他再改改，即使再请茅公看过修改后，相当时间内也难以出版。老姚已近古稀，为《李自成》出书的事十分焦急。我开始考虑：如何能使‘中青’早日复业，《李自成》二卷稿尽快出书，只有一个办法：由他上书毛主席恳请支持。这么做，政治上有很大的风险。”江晓天有这个想法不久，即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他给姚雪垠写了一封信，信中向姚雪垠建议：“可以给主席写封信，报告《李》稿的写作情况和你的愿望。”还说，“所传主席对一卷说的话，虽尚待了解确切，但看来是有这回事，说明伟大领袖对《李白成》一书是关心的。”姚雪垠收到江晓天的信的第二天，即十月七日，就给茅盾写了一封长信，抄录了江晓天的来信部分内容，特别是江晓天建议他向毛主席写信的建议的一段话。姚雪垠特别告诉茅盾：“晓天同志一向考虑问题比较细致。这封信是九月二十八日写的，到十月四日才付邮，可见写好后又继续考虑几天。关于主席看过第一卷，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上旬王任重给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同志（现为湖北省委书记）打电话说的。当时王任重为中南局代第一书记兼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从北京打长途电话给宋侃夫，告他说毛主席看过了《李自成》第一卷，传达主席的指示大意：虽然有些问题，但应该让作者继续写下去，将全书写完。详细的话，我不清楚。另外只知道市委领导接到王任重的长途电话后就秘密通知工作队设法对我采取保护，所以经过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间的‘扫四旧’，到处烧书，以及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的‘大乱’，我的书、文稿、多年积累的读书卡片和笔记未受丝毫损失。我也不像文艺界多数知名人士所受冲击猛烈，从一九七二年夏天开始我能够坐在家中重理旧业，也就是市委有关领导同意我专心致志地续写《李自成》，与王任重所传达的话颇有关系。这都使我不能不终生感谢毛主席，感激党。”
姚雪垠自述前几年的往事，猜想自己的经历与毛主席有评价不无关系，但是事实是否如此，现在已经尘封不可考了。但根据王任重后来即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日给姚雪垠的信中是这样说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我们文革小组的人都列席参加。主席对我说：‘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写的《李自成》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当然，这是后来的说法。当时姚雪垠在这封给茅盾的信中，自述以后回到正题，告诉茅盾，“关于江晓天同志的建议，我正在慎重考虑。有无必要，何时写信，如何能到达主席手中，如何措词，都要仔细斟酌，务求妥当。另外，我也作第二步设想，即万一中青不能复业，或明年复业完全改变作风，《李自成》不得不交给别处出版。诚如江来信所云：出版晚两年问题不大，但应该早点排印出来，多听听工农兵和各方面的意见。因此是否转移出版社，明年春天要作最后决定。转到别的出版社，这是最后不得已的一着，眼下只作个打算而已。以上所考虑的问题，都不打算使别人知道，因为我将您作老师看待，又深知您对这部书特别关心，所以我愿意让您随时多知道一些关于此书的情况。”
姚雪垠在十月七日给茅盾写出这封信以后就开始着手考虑给毛主席写信问题，而恰恰在这个时候茅盾生病住进北京医院，他是十月二日住院，所以姚雪垠的十月七日来信茅盾是在医院里收到的，等到茅盾出院已经是快二十号左右了。因此，给姚雪垠写回信是在十月二十三日了，茅盾在信中告诉姚雪垠，“在医院里接到你十月七日的来信。最近出院……但仍很虚弱，整日卧床……”茅盾在信中先对《李自成》出版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武汉地区想已秋高气爽，正宜写作，但读十月七日来信，知道《李自成》的出版问题，尚无把握。青年出版社是否复业，复业后方针如何，这些问题，正如来信所说，都在未定之天，我在京中所了解的也跟你差不多。我以为你现在暂时不管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集中精力，先完成三卷、四卷以致第五卷的初稿。世事的变化，未可逆料，也许二三年后出版社要出版你这本书了，而你有现成的初稿在手头，那时一齐交出，岂不更好（我所说的出版社并不仅仅指青年出版社）。”接着，茅盾谈过修改第二卷的想法之后，又说：“曹雪芹写《红楼梦》，大概写成一百二十回的初稿，然后再琢磨前八十回，可惜后四十回初稿遗失了。《李自成》规模比《红楼梦》大得多，你年纪也不小了，倘使只有前二卷的定稿，而没有后三卷的初稿，那真是一大憾事！我相信你至少还可以活十年，如果明年能完成全书的初稿，以后再逐卷琢磨推敲，最后定稿，算它再花二年时间吧，那时候挟此奇货，以求出版，我想大家是要抢的。现在你只完成了二卷，出版社当然没有那样的先见和魄力敢包下你这五大卷的大书来。”然后茅盾在信中谈到江晓天建议向主席报告的事，茅盾十分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说，“来信说江晓天同志建议你写个报告给主席，我以为此事不宜贸然为之，将来你全稿写成（即使是初稿）而没有出版社敢接受的时候，那时再诉诸主席，情况就不同了。鄙见如此，是否有当，请你斟酌。至于你打算把第二卷先印征求意见本，主要是请工农兵提意见，如暂时不可能，我看也不要紧。总之努力在最短时间完成全书初稿为重要。”茅盾在这封信里的意思十分明确，希望姚雪垠能够集中精力完成《李自成》五卷全书，至于向毛主席写信，“不宜贸然为之”；至于请工农兵给《李自成》提意见，“如暂时不可能，我看也不要紧。”
但是，茅盾十月二十三日劝阻姚雪垠上书的信，却未能阻止姚雪垠上书毛主席。因为茅盾的信写迟了。
当时姚雪垠十月七日给茅盾的信寄出以后，就开始考虑如何给毛主席写信的事情，姚雪垠首先给时任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的宋一平写信，问有没有办法将信送到毛主席手里？后来宋一平与胡乔木商量后很快告诉姚雪垠，说有办法的，并说毛主席患了眼病．让姚雪垠用毛笔写信，字要大一些。姚雪垠将给毛主席的信写好后，十月十九日，从武汉寄往北京的宋一平，宋一平收到姚雪垠给毛主席的信后，立刻交给胡乔木，由胡乔木写个报告附上姚雪垠给毛主席的信，一起送给毛主席。
胡乔木报告所署时间是十月二十三日，也就是茅盾给姚雪垠写信劝阻上书的时间。
毛主席在病中看到这封信和胡乔木的报告后，用粗铅笔在胡乔木的报告天头空白处写下了这样一个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毛泽东十一月二日。”但是姚雪垠对毛主席的这个批示直到十一月七日上午才知道，他在上一天即十一月六日写给茅盾的信中还没有提及，对茅盾来信劝阻也不回应，因为此时给毛主席写信已经既成事实：十一月七日听到毛主席对自己的信有批示以后，姚雪垠立刻给茅盾报告这个好消息，“想您定会感到激动、快活。”不过，茅盾知道毛主席对姚雪垠上书的批示似乎和姚雪垠知道的时间差不多，他在十一月九日给姚雪垠回信时就说，“十一月六日来信于昨日收到。恰于前日（七日），我知道一个好消息，即人民文学出版社奉中央指示，派韦君宜等二人将于今日飞汉口，就《李自成》出版事宜，与兄商谈。
为此我真为兄感到高兴。”但是，这封信还没有寄出，又收到姚雪垠七日来信，于是，茅盾又在另外纸上写道：“此信写好未及寄出，又接到您七日短扎，知您已知主席批示，……我于十月廿三日信中曾戏言出版社将抢夺此书，今果然……”
如果当时姚雪垠给毛主席写信晚写些日子，恐怕当时茅盾的劝阻会起到影响。但是，历史就是这样。
郑介初：方寸之间，百年沧桑——燕京传奇之一
范家材
笔者有一位老同学，是沪江大学附中的同学，又是燕京大学的同学：在热血贲张的年代，相继入团参军；历史吊诡，又先后蒙难，忝列右派；“摘帽”以后，各自另辟天空。桑榆唱晚之际，荆室委世，彼此沦为鳏夫。这些年来，我去香港，必去拜望，他来上海，促膝长谈，念人忆事，不尽欲言。
回首世事沧桑，百感交集，所幸青山依旧在，慷慨往事俱付笑谈中。这次应邀写些燕京的人与事，当然首选是他：燕京的一位传奇人物，郑介初，笔名‘哲夫’。
郑介初十五岁时一跃成为名人。这要从邮票说起。
邮票同其他艺术品一样，遵循“物以稀为贵”的规律，最珍贵的邮票是一种稀有的变体邮票。那是指邮票在印制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造成邮票在图像、文字、配色等方面与发行部门公布的资料有明显差异的邮票。差异小的是小变体，差异大的为大变体。
一九四一年，中华民国邮政发行了一套以孙中山先生头像为主图的邮票。全套十六枚。雕刻版。面值分为分、角、元三种，从半分到二十元。中心图案为孙中山先生头像，边框上刊中华民国国徽，下列“中华民国邮政”六字。由于通货膨胀，四年以后，最低的本埠平信邮资为二十元，二元面值的邮票已失去发行价值．因此，到一九四五年，该套邮票即行停售。这批邮票作为集邮品，按面值搭配一卷一卷地在邮政窗口处理。
这套邮票印刷精美，但二元面值的孙中山头像却有一版印倒了，这是双色套印引起的。边框蓝色，中心图案孙中山像黑色，分两次印刷，第一次先印边框，第二次套印孙中山像。套印时，操作失误，纸版反置了，就产生了孙中山像倒印的大变体珍邮。这套邮票是由纽约钞票发行公司承印的，史称“纽约倒”。
一九四五年四月，涉猎集邮不久的重庆立人中学初中学生郑介初，路过东川邮政管理局储奇门邮局，挤人人群，用家里给的一点零用钱买下了一卷邮票。回家后意外发现一大张五十枚面值二元邮票上的孙中山头像倒印了。惊诧之余，随即探询清楚，那是一九四一年发行的纽约版孙中山头像邮票。郑介初知道自己无意中购到了珍邮，该怎么处理呢？围绕着该变体邮票演绎了一连串精彩的故事。
他当时不知这些邮票值多少钱，就找到重庆邮商艾元俊请教。艾元俊断定是不可多得的大变体，就拿出几本民国纪念邮票和全套大龙、小龙、慈禧寿辰等珍贵邮品向郑介初交换两个四方连、八个单枚共十六枚纽约版孙中山像二元中心倒印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