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建设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精兵简政运动”即是其中之一。这项提议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对现代化中的中国的政治发展有什么借鉴呢？
严重困难
毛泽东在1942年9月7日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我在同年同月临来陕甘宁边区政府前，他找我谈话嘱咐我转达边区政府的第一件事，也是精兵简政。我回忆在边区政府的工作，就从精兵简政开始。
1940年和1941年，是各个抗日根据地遭遇空前物质困难的时期，正如毛泽东说过的：“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药，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支由于下列三个原因，也发生了很大问题：第一，脱产人员猛增。1937年陕甘宁边区成立时，党政军脱产人员仅1.4万人，1938年亦仅16万人。1939年后，主要是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发动两次反共摩擦，用重兵包围边区，并伺机大举进攻。我们被迫从前线陆续调回军队，保卫边区。边区脱产人员（主要是军队）即从1939年起直线上升，计：1939年4.9万人，1940年6.1万人，1941年7.3万人。人员猛增，支出随之大幅度增长。第二，财政收入锐减。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存在一个很大弱点，就是依赖外援。外援（包括海外华侨的捐款、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的捐助，以及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饷等）在边区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极大，据统计，外援所占的比重：1938年为51。6%，1939年为85.79%，1940年为74.7%。1940年10月起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同时实行断邮，外援也大部断绝。第三，人民负担加重。中央曾经规定，党政军脱产人员不能超过人口总数的3%，但当时实际已达5.4%，势必增加人民负担。以人民的公粮负担为例：1937年征收公粮1.4万石（一石为300斤），占边区粮食总产量的1.28%，每人平均负担仅1升，是很轻的。以后逐年增加，1938年1.5万石，1939年6万石，1940年10万石，1941年激增至20万石。这个20万石说明了什么问题呢？第一，它说明公粮已占总产量的13.8%，比1937年只占1.28%，增加了10多倍。第二，它说明每人平均负担已达1斗4升，比1937年只负担1升，也增加了10多倍。人民负担确实重了，党内外反应强烈，党中央、西北局极为关怀。1941年9月至11月，西北局曾派宣传部长李卓然率柯华、秦川、石峻、魏啸天、吴文遴等，在固临县调查了三个区，写了一个《固临调查》材料，也证实了这一情况。正是由于脱产人员猛增，财政收入锐减，人民负担加重，就使我们的财政发生了严重困难。这是一个物质方面的困难，毛泽东说：“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
采用建议
精兵简政，是李鼎铭等人提出来的。1941年十一二月间，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李鼎铭等11人提出一个有关财政问题的提案，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人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这个提案经参议会讨论通过，“交政府速办”。毛泽东看到后，批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党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于1941年12月13日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精兵简政、发展经济的指示，普遍推行。以后毛泽东还说过，“‘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
第一、二次精简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执行第二届参议会关于精兵简政的“速办”决议，在参议会闭会不久，1941年12月4日就发出了《为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的指示信》，同年12月中旬就拟定了整编方案，开始了第一次精简。3个月后，至1942年4月，整编工作基本绍束，裁减了骈枝机构百余处，缩减了工作人员数干名，这是收获。但由于缺乏经验，对精简工作的必要性的认识也不足，所以思想提高不多，工作改进不大。
1942年6月3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二十六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精兵简政方案》，开始了第二次精简。这次精简的重点是建立边区政府本身的工作制度，如实行合署办公制度；政务与事务适当分工，使领导人有可能多抓政务；加强下级，提高县政府职权等。边区政府各个单位根据这一重点分别进行了内部的整编工作，调整机构，精简人员，改革制度。
8月初实行合署办公。这次精简工作主要是建立和健全制度。上级机关也精简了一些人员，但又都充实了基层组织，实际精简不多。
第三次精简
1942年9月，第二次精简已经结束，正在根据党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进行第三次精简的准备工作。我参加了第三次精简。
1.准备工作。第三次精简酝酿很久，准备充分。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第一，总结经验。1942年9月中旬，对前两次精简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内容包括：经过精简后，机构设置是否合适，人员配备有无余缺，职责分工是否明确，行政、用人和总务工作有无制度、是否完整，干部使用、领导作风、目前工作存在什么问题等。这次检查实际是总结第一、二次精简工作，动员第三次精简工作。我虽然未曾参加第一、二次精简工作，但从这一检查中大体了解了它们的成绩、经验和问题，为参加第三次精简工作做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第二，统一认识。1942年9月下旬，我们专门召集分区专员，延安、安塞、甘泉等县县长，以及其他一部分县、区、乡干部，举行简政座谈会，研究专员公署以下各级政府的简政问题。这次座谈会以整风精神进行讨论，使大家对于各级政府的职能有了一致的认识，普遍认为提高政府工作效能的关键在于加强乡政权，简政工作必须以加强乡政权为重点。通过这次座谈会，明确了第三次精简必须注意的一些问题，为深入进行精简打下了思想基础。
第三，准备文件。1942年9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召开高干会，简政整政问题是重点讨论问题之一。根据政府党组的指示，在多次集体酝酿的基础上，我负责起草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和林伯渠准备在高干会上作的关于《简政整政问题》的报告。1942年11月4日林伯渠在高干会上作了《简政整政问题》的报告，并把《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提交大会讨论，获得通过。
第四，听取指示。准备工作的最重要一步，是直接听取毛泽东的指示。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着名报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也提出了“精兵简政”工作。他说：“这次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以后，我们就要实行‘精兵简政”。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这是对过去精简工作的批评，也是对今后精简工作的期望。我直接听到了这些指示，极大地提高了对精简工作的意义、目的和要求的认识，在自己的头脑里完成了一次重大的思想武装。
2.贯彻执行。第一、第二次的精兵简政只在政府系统进行。第三次精兵简政根据毛泽东提出必须是“普遍的”而不是“局部的”要求，在党中央系统、西北局系统和军队系统也进行了。1943年3月20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精兵简政，对中央机构的人员也进行了精简，为延安其他党政军机关的精简工作，做出了榜样。
陕甘宁边区政府进行第三次精简工作的基本纲领，就是《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它经1942年12月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1943年3月13日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明令公布，下达执行。其主要内容和贯彻执行情况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