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最危急关头，王明匆匆出国，躲到苏联这个“安全岛”。在中国革命形势有所好转时，王明却手握“尚方宝剑”，意气风发直奔中央领导核心而来，有着斯大林与共产国际的支持，党内高层一场斗争一触即发……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分裂时容易产生“左”倾关门主义；合作时容易出现右倾投降主义。
还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就提醒全党：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但也必须警惕出现右倾投降主义。在1937年5月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醒全党：“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作斗争，是执行党的任务的必要条件。”他进一步指出：“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这些富有预见的认识为事实所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非常清醒地密切注意着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投降主义问题。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就表现出来。
一部分共产党员对国民党的本质缺乏认识，在酝酿合作的过程中，上了国民党的当。如毛泽东点名批评的闽粤边游击队负责人何鸣率先接受国民党的改编。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近千名游击队指战吊袖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毛泽东将这类现象称为“何鸣危险”，提请全党特别注意。
在党内和军队内，个别人在改编后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后不久，八路军某高级指挥员回延安见毛泽东，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国民革命军少将××”的字样。毛泽东见后心里很不高兴，就询问他前方的情况，有些问题他答不上来。毛泽东就批评他说，你这个“少将”，还不如“芝麻酱”和“豆腐酱”。这个严厉批评给这位同志敲了警钟，帮助他扫除了以受国民党委任做官为荣耀的思想灰尘。
毛泽东有着丰富的统一战线工作经验。大革命后期因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导致大革命的失败给毛泽东留下难忘的印象。因此，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强调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他说，做统一战线工作，就像到大海里去游泳，既要放开胆量，又要使自己不被淹死，共产党员做统一战线工作，就要像“制钱”那样，内方外圆，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由原则性决定的适应各种条件的灵活性。他提醒全党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保持党在统一战线中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相对独立性。这些话是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讲的。此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形成，右倾投降主义还没能成为现时的危险。
到1937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先后攻陷上海、太原，大片国土沦丧，全国抗战出现了许多困难。这时国内的民族投降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又有新的发展。正在这个时候，延安举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应邀作题为《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演讲。会议非常庄严。因为日本侵略者占领华北大片领土，使与会者的心情格外沉重，而党内和社会上的右倾倾向又使人们感到困惑不解。毛泽东站在台前，两眼扫视着参加会议的党的活动分子，心情沉重地分析太原上海失陷后的严峻形势，提出争取由片面抗战转到全面抗战是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鉴于党内和社会上投降主义开始泛滥，毛泽东明确地提出，在党内在社会上均要反对投降主义。在党内要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要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如不反对投降主义，就不能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就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毛泽东把反对投降主义提到相当重要的位置来认识，指出这是关系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谁领导谁的问题。
毛泽东的一系列的讲话，犹如一副清醒剂，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有所认识。然而，11月7日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使问题变得戏剧化和复杂化。
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主要代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就离开国内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这无疑在王明头上增加一些神秘的光环。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毛泽东在全党全军中领袖地位的确立，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和对王明的态度也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王明知道这种变化后，一方面他在公开的场合下也不得不提到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但是从内心中王明是不服输的，而在暗中散布毛泽东只知道孔孟儒家学说，只能以孔孟的“修身、养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去治国安邦，他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能成为党的领袖。
应该承认，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王明也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他在1935年8月1日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过程中具有较重要的地位。毛泽东曾经说过，“八一宣言”是我们党搞统一战线的一个“源”，没有这个源，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长流”。但从这个时候起，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就开始流露出来。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到达延安时，毛泽东带领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及军队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这倒不是毛泽东对王明有什么特别的感情。毛泽东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直接受害者，但却无缘相见。延安机场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当王明走下飞机时，毛泽东伸出手，说道，欢迎你给我们山沟里送来马克思主义！这是一句多么意味深长的欢迎词。王明听后，心中有一种不可言状的感觉。
如果说，王明回国之前，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还只是一种倾向，一种现象，一种情绪的话，那么，王明回国后，就将这种倾向、理解、情绪发展成新右倾投降主义。
王明此次回国，是负有在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的“新政策”的使命的。1937年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曾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中国局势和中共的任务。王明在会上作了带鼓动性的乐观的报告。他认为，中国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中国反日党派的抗日大联合，进而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并建立包括全中国各种武装力量在内而同时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供给、统一武装、统一军事计划的统一的国家军队。他指出，只要蒋介石进一步转变政策，中共就准备承认国民政府为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甚至同意完全保有现在领导成分。季米特洛夫认可了王明的报告。季米特洛夫认为：这时的关键，还是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问题。由于中共的财力、物力和人员95%以上都集中在苏区，干部也是在同南京政府进行的武装斗争中培养出来的，工人成分在党和红军中比例很小。他担心，要靠这支队伍使党的政策和策略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真正地同自己过去的敌人携起手来，是否可能。因此，他认为：“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的、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王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派回国帮助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的新政策的。
王明回国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齐集延安。12月9日至14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一方面讲了要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重点是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过去对国民党的根本转变认识不够，对国民政府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作用和国民革命军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军的作用估计不够；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他认为，应该有统一的群众组织和统一领导的群众运动，在抗战条件下，不怕国民党限制，要到国民政府去立案，争取合法；他不同意公开批评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认为这种提法太尖锐，使人害怕。他不赞成毛泽东在8月27日政治局常委座谈会上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南京国民党营垒中有左、中、右三派的提法，认为只能以抗日或亲日为标准；也不赞成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提法，认为不应空喊领导权，不应说谁领导谁，而是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他还批评了洛川会议的战略方针和刘少奇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
由于王明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而且他引经据典，讲得很有煽动性和鼓动性。因此，与会者中多数同志对王明产生了盲目的信赖，一时不能明辨是非，许多人还根据王明所提出的观点，检查总结过去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得失，承认过去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
毛泽东在讲话中，正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同时，对独立自主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国民党营垒左、中、右的不同倾向，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群众救亡运动中的迁就主义，统一战线中的“和与争”的对立统一，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必要性等问题，作了辩白和进一步的解释。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在统一战线中左中右的问题是存在的，而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也是有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没有这一条，便不能争取抗战胜利，而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这是十分危险的。毛泽东还指出，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强调独立自主，也是对的。独立自主对敌军说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说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说是给下级以机动。
毛泽东虽然强调了自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看法，但他这时对从政治上组织上改造国民党，进而建立统一战线的国防政府的可能性也抱有期望。因此，毛泽东表示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意见，并表示赞同王明关于在现有基础上帮助和改造国民党政府的看法。于是，政治局通过了王明的报告，并在基本方面肯定了共产国际提出的策略和主张。
但是，会议在毛泽东等的坚持下，并没有形成决议。理由既简单又充分，既然全党对问题的认识还未统一，就不要急于作出决议。如果草率地作出决议，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等全党认识提高和统一后，作出决议会产生更好的效果。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对于中央人事安排，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张闻天仍主持党务等日常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王明负责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正是由于这些措施，抑制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全党的发展。
会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在12月24日的关于红军在友军区域内应坚持统一战线原则的指示中明确表示：为达到统一战线的目的，在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励发展的口号下，共产党应注意与国民党磋商工作，必须注意尽量取得他们的同意与合作，从抗战利益出发，说服他们采纳我们的意见与建议，万不能同意时，不应勉强，而应暂时让步。
王明到达武汉后，继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在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发表与中共中央相左的意见，并擅自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谈话。王明在长江局的独断专行、不遵守纪律的行为以及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过分退让的言论，引起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不安。但是鉴于全党的认识水平和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毛泽东没有公开批评王明，甚至让王明的言论公开刊登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上。
1938年2月27日到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王明继续鼓吹右倾投降主义观点，提出了“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的主张。这些主张，这些口号是束缚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绳索，是右倾投降主义的继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