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惟一一次在海外召开的党代会，莫斯科郊外一座白色别墅里，一百四十多位代表济济一堂。为什么工人领袖向忠发得到了斯大林的青睐？李立三与斯大林的争论有什么重要影响？有人说王明在此次会议上崭露头角，是否真是如此？
瞿秋白号召大家充分发表意见
1928年6月18日下午l时，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白色别墅的大厅里正式开幕了。
大会开幕式由向忠发主持，出席开幕式的有各省正式代表84人，以五届中央委员身份出席大会的4人，特约代表1人，指定代表53人，共计142人。代表全国党员130194人。
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关于六大时全国到底有多少党员？通常人们采用的说法是4万多人，但这是一个估计的数字。没有任何文件材料证明。周恩来在六大的组织问题报告中说，当时全国党员人数为130194人。虽然他特别说明，这是一个“夸大数字，无法保证是正确的”，但毕竟这是惟一的一份记载了当时全国党员人数的文献。现在有据可查的是，六大前半年的1927年11月，党员从近6万人减少到1万余人，六大后整整一年的1929年6月六届二中全会时，党员又发展到6.9万多人。
出席大会开幕式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以及意大利、苏联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
当大会主持人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时，热烈的掌声响彻大厅。接着，代表们用高亢嘹亮的国际歌声，表达了聚集在胸中的为中国革命英勇奋斗的激情和决心。歌声结束，大会主持人宣布：向中国革命中死难的烈士默哀三分钟。全体与会者怀着无限敬仰怀念之情，向无数革命先烈，前不久还和他们在一起英勇战斗的亲密战友，表示了沉痛的哀悼。
大会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大会秘书长、副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
瞿秋白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致大会开幕词。他说：从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屠杀工农和其他革命群众起，到六大召开的这段时间内，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个“很严重的危急时期”，一切反革命力量，封建势力，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都一致行动，来压迫我们。中国共产党始终领导工农群众，同国际帝国主义及一切反革命作了坚决的斗争，这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我们有无数同志领导工农战士全力同敌人斗争而致牺牲，他们的流血牺牲，创造了伟大光荣的历史。可惜，大革命的后期，由于党中央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使革命受到了失败。八七会议的召开，使党“在工作上开始走上了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但是，党中央领导人民群众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革命斗争中，又犯了许多错误倾向。
瞿秋白说：希望大会全体同志，在这次全国党的代表大会上，都能充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使党得以纠正一切错误”；“一方面要肃清机会主义的残余，另一方面也要肃清变形的机会主义，如盲动主义、先锋主义等等。这样才能使党完全布尔什维克化，完成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伟大任务。”
瞿秋白讲完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安贝尔·德罗、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埃尔柯里、苏联共产党代表布哈林、少共国际代表福金、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代表关向应、中国总工会代表苏兆征等先后向大会致祝词。瞿秋白代表大会主席团致了答谢词。
开幕式大会在代表们响亮的歌声中结束。
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大会开幕的当天晚上，大会主席团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主要讨论通过大会议事日程、大会议事细则、大会会场规则以及大会各委员会的组成等问题。
会议还讨论决定了主席团成员主持会议的日程：
第一组：布哈林、斯大林、苏兆征、项英、王凤飞——6月19日上午
第二组：向忠发、关向应、杨殷、周秀珠——6月19日下午
第三组：周恩来、王灼、余茂怀、胡福田——6月20日上午
第四组：瞿秋白、李立三、王藻文、毛简青——6月20日下午
第五组：邓中夏、曾文甫、察和森、徐锡根——6月21日上午
以下循环类推。
大会主席团讨论了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农民土地委员会、苏维埃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的人员组成问题，除决定了中央参加各委员会的人员和各省部分参加入员以外，其他参加各委员会的人员由各省自己决定，定下之后上报中央。关于参加各委员会的人数，会议认为应扩大，在原则上，各省的工人代表、农民代表、青年团代表、妇女代表均可分别参加职工运动委员会、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和妇女运动委员会，同时，非正式代表亦可参加各委员会。
大会各委员会组织和参加入员，于6月21日由大会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随后公布。后来，大会主席团举行多次会议对于会上出现的问题及时加以讨论解决。
布哈林的两次报告
6月19日，六大开幕的第二天，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他精神饱满地登上主席台，开始了滔滔不绝的演说。他结合在前几天邀请部分六大代表举行的政治谈话会上亲自了解的情况，又是举例子，又是打比喻，使讲话生动活泼，又具有针对性，紧紧地吸引住了听众。据一位当时在场的听众回忆说：“他那9小时的报告虽然很长，但他的口才吸引了全体代表的注意力，大家听他的讲话，没有一个人显得厌倦和想打瞌睡。”
布哈林在大会的第12天（6月29日），又在大会上作了讨论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
布哈林在这两次长篇讲话中，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和任务等问题，作了详细阐述。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布哈林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完成土地革命。他说：这些任务没有超出资产阶级制度之外，因为它的任务只在于肃清封建制度，而不在于肃清一切资产阶级。他指明：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任务，不是要破坏资本主义和组织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当前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
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布哈林和斯大林一样都是强调：当前中国革命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他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已经失败了，新的革命高潮还没有出现。但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高潮何时到来，这要看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怎样。做得好，来得就要快些。他针对中国党内有的同志不认识革命的这种形势，仍然坚持“在中国的失败是口头上的，而在事实上是高涨的”说法，明确指出：“失败是事实上的，而高潮才是口头上的，这句话才是正确的。”“现在对于中国党最危险的地方，就是中国党看不见许多失败以后的低落。”
关于党在当时的中心工作。布哈林说：“现在的中心工作应当争取群众。”“要知道许多失败之后，我们还没有走到革命的高潮，群众还没有起来，城市的工人还在消沉着，农民运动在几个区固然是发展的，但是它还不成为一个普遍于全中国的运动，因此，我们政策之最重要的地方，要像上面我所说的争取群众。”他又说：“我们现在是要预备暴动”，要使“暴动由一个直接行动的口号而变为宣传性质的口号”。他更进一步解释说：我们由直接暴动转变到聚集力量，并不是不再暴动。我们将我们的路线转向争取群众，正是预备更有成就的真正的群众的暴动。
布哈林批评了中国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他指出：“盲动主义可以使我们的党逐渐地完全破坏，一点也不存留，我们的干部被拔去了，我们党的中坚分子被枪杀了，暴动之最好的才干，被敌人处死了，情形就会是这样。”
他说：“在失败以后，我们身上现在还有数十百个创伤，现在若仍要暴动，简直是以革命为儿戏，这是绝对不正确的。假使哪个拿着这个观点来，不管他自命为‘左派，右派或者什么派，都表示着他是一个很简单的蠢汉。”
布哈林反复强调：要承认革命已经失败了的事实，假若妄自尊大地不承认，反要说，我们战胜了一切，破坏了一切，不承认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补充自己的力量，不愿意去学习，则你们会有第二次失败，以至于最后将你们的运动完全消灭。
布哈林也批评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认为：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时，没有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对同盟者不敢大胆地提出批评；发动群众工作做得不够，等等。
布哈林在谈到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没有回避某些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的错误。他严厉地批评了鲍罗廷和罗易。他说，共产国际要求中国成立七个工农师，而鲍罗廷顶着不办，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他宣布共产国际已经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要审查鲍罗廷。他批评罗易把共产国际发给中国共产党的、要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夺取土地、并组织几个由共产党员组成的新军的秘密指示信送给汪精卫看，是一种糊涂而又愚笨的做法。
布哈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犯有右倾或“左”倾错误，中国同志有责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罗明纳兹也有责任。他的这种对共产国际代表给予直率批评的做法，受到与会代表的好评，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有正直诚实风度的人。
当然，布哈林的报告中也有一些错误或不足之处。如他在谈到中国苏维埃运动和红军时，认为红军只能分散，不能集中，如果集中，就会损害老百姓的利益，会把老百姓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会很不满意的。他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部队，要毛泽东、朱德去苏联学习。再如，他过分夸大资本主义危机的后果和世界革命力量的发展，认为从1928年开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进入“第三时期”。
总的来看，布哈林报告中，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任务等根本问题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对统一中国共产党党内对这些重大问题的认识起了重要作用。
瞿秋白作政治报告
6月20日，瞿秋自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书面和口头的政治报告。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中国革命领导权”之争。报告首先从理论上说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然后叙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领导权问题上的斗争。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瞿秋白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而以彻底的土地革命为其社会内容，有确定的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同时，因为中国革命发生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所以一开始便是世界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
关于中国革命的任务。他说，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任务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推翻豪绅地主阶级军阀的统治，肃清一切封建余孽，扫除帝国主义对华统治的支柱。他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彻底的土地革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农民的土地革命，彻底完成反帝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创立工农民主独裁制的政权。
瞿秋白在叙述了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事实之后，得出结论说：革命领导权之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受着一时的挫折。
政治报告的第二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之过去与前途”。瞿秋白在报告中，首先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他如实地指出，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对一些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无产阶级如何在革命中取得领导权、中国革命的前途是什么、革命的主要内容是什么、革命的斗争方式如何等，都没有认识清楚。他说：直到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甚至直到中央的八七会议，党对于中国资产阶级与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是没有明显的观察的。所以，对于中国革命的一些主要问题“实际上都种着机会主义的种子”。
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在党中央内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现在之国民革命前途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方能有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这就是二次革命论。
关于领导权问题。党没有积极地去争领导权，而把领导权让给国民党。自己做国民党“极左派的在野党”，还美其名日“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
而将当前之国民革命领导权让给‘纯国民党”。
关于政权问题。“二次革命论”的主张是，这一次革命由国民党取得政权，下一次革命才是共产党取得政权。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到大革命后期，党中央对于国民政府的参加仿佛是不注意的，对于地方政权，则走到赞成武汉国民党限制民众团体及其地方党部的道路。
关于土地革命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最初对农民问题差不多没有注意。随着农民运动的不断发展，党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才有了认识，最后才认识到农民是“革命的重要动力”，但对“土地革命始终怀疑”。中国革命只被认为是“反帝国主义革命”，不认为是土地革命。这“是机会主义最深的祸根”。关于革命斗争方式问题。党只注意发动群众运动，没有认识到军事斗争的重要性。有人认为“军事动力绝对要不得”；有人主张帮助国民党发展武装而限制民众武装；也有人主张，我们也可以弄些军队，联甲反乙，帮助民众；还有人主张“必须争取军队中的士兵”。但是，在实际上，党既限制了工农武装的发展，又没有争取军阀部队里的士兵。
瞿秋白总结说，由于党对上述这些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没有弄清楚，所以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战线策略，就变成了妥协的策略。他认为“远从第五次大会之前，甚至于从第三次大会起就有机会主义的根源”。
政治报告的第三部分是“革命的前途问题”。报告指出：全国革命现状是在南北新军阀激烈的互斗混乱之中，同时也在工农革命势力与买办豪绅资产阶级的长期激战之中，全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危机更加蔓延扩大，这是因为中国社会根本上陷入极大的极复杂的种种矛盾之中，……如是革命便有无间断的进展的前途。”
报告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之后，指出：这许多矛盾的错综纠葛，并没有得着丝毫妥协改良式的解决，并且更加深入与激烈起来，所以广州十二月暴动的失败，不但不是全国的失败，而且只是全国胜利的序幕，……中国革命显然是高涨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总策略仍旧是目前的问题，而且更加要求更具体的解答。
报告根据对革命形势仍在不断高涨的分析提出了党的策略和任务，最后他强调说：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正在事实上趁着反革命军阀自相混战的时机而日益扩大的大爆发，争夺工商业中心的斗争、夺取一省以至数省政权的斗争更加紧迫起来。
6月21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关向应向大会作政治副报告。向忠发向大会作关于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的报告。之后，代表们开始讨论政治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