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6号晚上到南昌。一到南昌。才知道张发奎已进了南昌，贺叶已经退走了，满街都是张发奎的兵，到处叫骂共产党，杀共产党了。从九江动身的时候，本来规定了几个接头的地方，但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根本不敢去问。贺叶究竟到那去了，也不敢探听。好容易听人说往临川、福州去了。我们当时很奇怪，没估计到走僻路往潮汕，以为这消息一定不确实。这时城里很紧张，我们又没有住处，不敢投店，也没熟人，非常危险，还是决定出城去追部队。
出南昌10多里，到了一个渡口，渡口上有一条渡船，一个人守在船上，却不肯渡人过对岸去，说是封渡了。我一看，那个人很怪，穿一件西式衫衣，一条西装裤，不象是船夫，一定有名堂。我们就问他贺叶那儿去了，他说往临川方面去了，我们说是不是去吉安，他说没有去吉安，我问：“你怎么知道。”他说：“我是学生联合会的，叶贺早晨出城时，曾给学生联合会有过交涉。”我们问：“你在这儿干什么？”他说：“城里乱得很，张发奎也杀了学生联合会，我躲在这儿，过几天，等秩序恢复了再回去。”我们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他急忙说：“不是，不是，不是！”
我们知道他的政治面貌后，就请他静忙，找个地方住，找点东西吃，他满口答应，船夫回来后，他就叫把船划到江心，靠在沙洲旁边，我们这天夜里就睡在船上。第二天又请船夫把我们送上临川的路，送到李家渡。
过了李家渡以后，沿途乱得很，很多团练流氓在路上盘查搜索，见人就问：“有没有表，卖给我！”也有搜腰包的。
在路上碰到了几个军官，是蔡廷锴十二师的，蹲在路上吃西瓜，我们一打听，才知道蔡又叛过去了。原来八一起义时，叶挺扣留了蔡廷锴，想争取他的十二师一齐起义，蔡被扣以后，队伍也就过来了。十二师的营连干部，有一部分是共产党员。当时有人主张撤换蔡廷锴，加强十二师领导，但叶挺因为和蔡是老朋友，很犹疑，退出南昌时，只叫他跟着走，谁知他就走了另一条路，到了靳县去了。到了靳县，蔡就把不稳的营连干部清出去送走了。这几个军官就是从靳县来的。我们问他出了什么事，他们说：“蔡廷锴把他们赶出来了。”这个十二师后来被扩充为国民党的十九路军，但终于被蒋介石编散吃掉了。十二师本来是可以成为革命部队的。
我们赶到临川，总算赶上了部队，会见了周恩来，刘伯承同志，报告了对军校学生的部署。
赣东有一股土匪武装，土匪头子姓邓，就叫邓司令。这个邓司令通过一个后来成了翻译家叫傅大广的，和叶贺接头，愿意接受贺叶的委任，条件是发他几百条枪，我们可以派人去领导。这时候，朱培德的队伍，紧跟在我们后面，我们考虑，朱培德迫近时，他又多少可以起一点牵制作用，所以就答应了他。党派我和肖劲同志到这个土匪部队去领导，我本来不愿意，但肖劲同志觉得搞个土匪部队也不错。于是决定去了。便把我们交给傅大广，由他介绍去。傅把我们安在一个旅馆去等，说等一下就领我们和邓司令见面。谁知尽等，一点等到下午三四点钟，既未见到那个什么邓司令，连傅大广也没等到，却把朱培德的反动军队等来了。朱部杨汝营的兵进了临川，就在街上戒严，抓共产党。再等下去很危险，我们赶紧出城，一出城就被哨兵抓住了，说我们是共产党。朱部大多是云贵人，我说“你是云南人，我是四川人，我们是大同乡。当兵的，讲那些干什么，共产党又怎么样，共了你什么去了。”他晓得我是四川人，就连说对不起，叫我快走。
走出来迎面碰上傅大广，这位先生也正慌忙赶出城来见我们就说：“邓司令不是东西，把枪拿去了，人也不见了。我们还是要他带了去找，他说：“找不到了，要求你们自己到山上去找。”我们没有办法，便跟着他，还是求他带了去，走了三四里，天黑了，谁知走着走着他进了一个门，把门一关，不见了。原来这一家不知是他亲戚还是他的家，他到了家了。我们打了半天门，在外边喊，他理也不理，对我们是恕不招待了。
没有办法，只得再赶队伍，连夜赶了50里，赶到宜黄，赶上了队伍，这次到了队伍，就把我分配在七十三团做党代表。
七十三团是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武装，从1923年就建立了。这个团的前身，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独立团，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是最出色最有功绩的部队。1925年，叶挺同志从苏联回来后，就是这个团的团长，我党很多优秀的军事干部，像林彪、陈赓、周士第等，都在这个团工作过。党对这个团的领导是坚强的。从1924年成立以后，这个团从没有打过败仗，第一仗在衡县以南的攸县，就把北洋军阀打得落花流水，打垮了北洋军阀的六个团。蒋介石当时以叶挺为前锋，命令这个团抓紧深入，本来是阴谋把这个团覆灭在北洋军阀手里的。只是因为这个团英勇善战，蒋的借刀杀人的阴谋才没有成功。第二仗是打汀泗桥的胜利，第三仗是攻克武昌的胜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起了决定的作用。以后在河南打郑州，克开封，威名远着。这个团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扩编为师，林彪曾当过师长。抗日战争时，改编为一一五师的教导一旅，皖南事变后，开入苏北地区，成为新四军的七旅，这是我党最早建立的，也是最有战斗传统的部队之一。
我到这个团工作后，下到连队看看，觉得战士情绪很高，很有信心。战士们对蒋汪很不满意，都知道他们是反革命，把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放弃了。在党的教育下，战士们为民族谋利益，为工农打无下的朴素认识是有的。他们对共产党很信任，都说共产党好，并且也很自豪，夸称他们是共产党的党军。因为有为民族谋利益的朴素观念，所以纪律很好，那时候虽然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不扰民的观念是有的。普遍的作战决心很高，对国民党的追兵是瞧不起的。
我们到宁都后，国民党已有准备。桂系军阀集中了很大力量，广东军阀也以钱大钧所率的十八师新编第一师，和另两个团到瑞金、会昌一线来堵，而朱培德就紧紧的跟在屁股后面。我们的力量是贺龙部二十军八个团，叶挺部第十一军六个团，朱德第九军只有一个教导团，朱德同志当时是先遣司令，但却是个没有部队的司令。
部队推进至壬田市，贺龙就和钱大钧遭遇了，在壬田市一个遭遇战，把钱大钧打垮了，钱大钧退至会昌。我们当即决定叶贺分兵两路夹击会昌。在会昌城外的南山岭，战斗打响了。从头天晚上打到第二天下午，解决战斗，获得辉煌的胜利。计全歼钱大钧四个团，钱大钧溃不成军，退到广东梅县一带去了。第二天休息一天，第三天桂系的黄绍竑部队就从我们的侧面赶到了。他从赣州赶到会昌，却巧跟我们翻了一个个，即从我们攻击的原路攻击已在我手的南山岭，打了一天，我们消灭了他约两个营，他才晓得钱大钧已垮，便狼狈逃跑了。
这时候，我们如果乘胜追击钱大钧，是很好的机会，因为钱大钧垮了以后，广东仅仅剩下陈济棠，只有很少部队。桂系虽似实力雄厚，但又不能不防张发奎，因张发奎和桂系有矛盾，他也正扬言要下广东。假若当时采用这个决定，虽未必难能拿下广州，但把钱大钧全部歼灭，是极有可能的，而且会是不同的。
但是当时我们的经验很少，追钱，又怕黄追我之后。且南山岭一仗，有大约上千的伤员，这些伤员也没法处理。客观环境是艰苦的，这个地区没有革命基础，几十里路群众都跑得精光。军中缺粮，饭吃不上，找不到人抬担架，困难是很多的。于是，便两天走到瑞金，至长汀，在长汀下船至汕头。以为到了汕头，有了海口，国际就可接济，一切就会好转，可以下广州，进行第二次北伐了。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决定。因为这个路很偏僻，山多林密，群众基础很差，走了一个多月，才到了汕头。这一个多月给了反革命以充裕的时间，钱大钧补充好了，黄绍兹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桂系军阀和张发奎也联合起来了，于是得以从容的在潮汕一带集结了重兵。而我们到了大浦，又做出了第二个错误的决定。因叶挺是全军的主力，把叶挺的部队拆散，也就等于把力量拆散了。如果三河坝不分兵，我们一共有15个团，而桂系加陈济棠可以集中的不过17个团，力量差不多，我们的战斗力强于他们，一定可以击破他们。三河坝分兵，反革命就以钱大钧牵制朱周部，集中全力对付叶、贺，叶贺长途跋涉，队伍疲劳，一路仰攻上去，到了汤坑，遂陷入反革命的重重包围，全军覆没了。
汤坑战败以后，贺部余2000多人，因为是旧军队，没有经过很好的改造，没有党的坚强的领导，在海陆丰全部投降了反革命，只剩下贺龙同志一个人，单独逃回湘鄂西，其后创建了湘鄂西根据地。叶挺残部除少数在饶平和我们会合外，大部由一姓董的团长率领会合了海陆丰农民暴动的队伍，和广州暴动撤出来的武装，约3000多人，就在海陆丰和东江一带坚持。但因政策和军事的错误，死打硬拚，后来在东江也被打垮了，但播下了其后在抗日战争中东江游击队的革命种子。
我们和反动派打了一仗后，也有些损失，由朱德同志率领，由三河坝退至饶平。为什么退至饶平呢？是还想接应贺叶，算是个大营，共九个连，以七十四团编为第二营，以朱德同志的教导团编为第三营，号称工农革命第一师。这时候，朱德同志才成为这部队的领袖，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算重要，也没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但人民军队虽然有了自己的领袖，处境却是非常困难的，人心涣散，士无斗志，很多人受不了这种失败的考验，受不了这种艰苦的考验，不辞而别了。像七十三团这样坚强，这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都无力进行战斗，连土豪劣绅的乡团都可以缴我们的枪，谁都没有心肠打仗，到了大余，2000多人只剩了900多人，但这900多人却是最纯洁的，最坚强的战士。到大余以后，就没有人逃了。
朱总司令不论是行军，不论是在三河坝，不论是打仗，见人就谈，谈革命前途，谈继续革命的方法。朱总司令说，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大革命失败了，不勉强。跟我走，只要有两百条枪，我就有办法。1927年中国革命等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是黑暗是暂时的，到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现在也是黑暗的，但是黑暗同样遮不住光明，只要能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革命就能够成功。对于中国今后的革命战争问题，朱总司令回答说：“农民的游击战争是主要形式。”对于反革命整天跟在后面怎么办的问题，朱总司令回答说：“他总有一天不追的，因为中国军阀的军阀性、买办性、封建性，他们之间不能协调，他们自己打起来，就不会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果然，我们到了大余，反革命不追了，蒋桂混战打起来了。人们听了朱总司令的话，也逐渐坚定，看到光明前途了。当时如果没有朱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全垮光的。个别的同志，也许会上井冈山，但部队是很难保持的。这800多同志，其后大多在战争中牺牲，现在还在的××、粟裕同志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人了。但这些同志都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奠基者，他们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
到大余以后，反革命自己打起来了，屁股后面没有追兵了，部队可以休整了。我们于是便开会，讲道理，传达朱总司令的道理。部队看到了光明，情绪稳定了。正是这时候，知道毛泽东在井冈山，便更增强了勇气和信心。毛泽东同志是1927年大革命时期着名的共产党员，农民运动的领袖，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党内很有影响。部队的湖南人最多，毛泽东的影响很大，于是到井冈山找毛泽东去，便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希望。
八一起义的意义在于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回答了中国工人阶级独立自主的继续领导中国革命的问题；在于在广大地区内宣传了革命的道理，特别是朴素的土地革命的道理；在于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党和人民军队积累了军事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运动战的经验，这是很可宝贵的。
八一起义的教训，说明不从具体的中国革命性质，历史现实出发，不从依靠群众出发，就不能独立自主的发展革命斗争，只着眼于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国际援助是一定会失败的。说明封建性的旧军队，如果不加强政治工作，不加强党的领导，不脱胎换骨，是不能成为革命武装的，旧瓶是不能装新酒的。
八一起义的结果证明了，人民武装必须有坚强的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必须依靠人民，由人民自己来建立。反动的军队不可能成为革命的武装力量，因为他是为反动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只有人民亲手建立的武装才可以成为坚决的革命力量，因为他是服务于人民的。旧军队在革命高潮时，可以投机，但到了革命低潮一定反水。证明了人民武装必须要有坚强的党的领导，才能够壮大。人民力量是泉源，党是保证。离开党长不大，离开人民也长不大，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力量一定被消灭。党强则强，党弱则弱。弱者必败。海陆丰的力量本来比朱德的力量大，但海陆丰失败了，这就是因为那里党的领导弱。
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是不可能的。总司令当时的道理，在和毛主席会合后，由毛主席深化、提高、扩大，提到马列主义的科学水准了。总司令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民军队的领袖，是自然的但不是偶然的，是革命斗争里考验出来的。
八一起义回答了人民要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但却没有解决怎样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怎样进行武装斗争，是毛主席解决的。知道搞武装斗争并不容易，知道怎样搞法更不容易。有种种搞法。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毛主席的伟大创造。有依靠、有革命根据地，有革命政策，有党的坚强领导，有政治路线，有军事路线。八一起义提出了问题，是毛主席在井冈山解决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