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廷除抛出错误的“西北学说”外，在土地问题上跟陈独秀也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差异。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由农政部协同湖南省党部制定以后，还应“提出省民会议”通过，才可施行。陈独秀虽不同意这个意见，主张在党部、省农协讨论通过便可实行。但他们都不主张马上搞土地革命，他们要先北伐，与冯玉祥部会合，打通苏俄通道。很明显，既然要北伐，就不可能进行土地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先扩大革命，然后才能深入革命的理论。罗易观点明显不同，他认为当前主要任务是通过土地革命，巩固两湖根据地。
这实际上是先深入革命，后再扩大革命。
他们的意见各有偏颇。可说都没从当时实际出发，也都提不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因而由他们指导的五大，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多年以后，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评价他们说：“客观地说来，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这个评价是不无道理的。
千秋功过谁与评说
在五大上，共产国际代表团首席代表罗易作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报告。共产国际决议案就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开展土地革命、改组国民党、无产阶级领导权及与之相关的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等问题，作过一些正确的规定。五大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精神，作出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
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由于陈独秀对他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并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拥护大会的议决案，所以仍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中央委员是：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刘少奇、苏兆征、张太雷、任弼时、陈延年、罗亦农、贺昌、向忠发、彭湃、项英、赵世炎、恽代英、谭平山、彭述之、罗章龙等31人。中央候补委员有：毛泽东、陈潭秋、陆沉、黄平、李震瀛、袁达时、林育南、郭亮等14人。在随后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选举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9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
五大是在革命紧急关头召开的，它虽然没能完全担负起挽救革命的历史重任，但作为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它还是在多方面有过一些成就的，主要体现为理论方面的贡献。
如前已述，它在家长制统治甚为森严的时候，针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较全面的批判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这在过去党的会议上还无先例。它为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最终结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统治，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
五大在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上有过贡献。四大明确指出，无产阶级要行使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但并未认识到这种领导权要同资产阶级斗争才能取得，而是“天然领导权”的思想。“我们党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才承认领导权要争，批评了天然领导权的说法。”如前所述，瞿秋白在五大上散发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中，有力驳斥了彭述之的“天然领导权”观点。他明确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不仅客观存在，而且一直在争夺领导权，“天然论”实际上是双手把领袖权拱送给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如果不能力争领导国民革命，国民革命是不能胜利的，革命中之社会主义的责任是无从开始实行的。瞿秋白的观点得到了代表们的拥护。代表们纷纷发言，回顾了在争夺领导权问题上的严重教训，批评陈独秀统治下的党中央，“在革命性质和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上，都采取了完全错误的路线”。大会还批评了“共产党是工党、国民党是农党”的机械理论，肯定推翻封建宗法制度的土地革命，必须由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来领导。对于如何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大会也提到过一些措施，尽管并无得力措施，但也不只是“贴标语”、“喊口号”。所提措施如：要充分保障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增强其战斗力，使其有担负领导的能力；要提出急进的土地要求，使无产阶级能争得对农民这支强大同盟军的领导；要积极地加紧反帝国主义反大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断提出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战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犹豫，以取得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要大量引导工人加入国民党，壮大国民党中的无产阶级力量，以利实现无产阶级领导之作用。这些说明党的五大不仅提出了“无产阶级应该行使领导权”，“而且对于无产阶级怎样实现这个支配作用也作了明确的指示”。批判了“天然领导权”思想，肯定了无产阶级必须争夺领导权并提出了一些措施，这就使党的五大在领导权问题上比四大又进了一步。
关于开展土地革命问题。五大以前党的领导人及党的领导机关，对于土地问题，“只有绝少的注意”。而“五次大会的中心，集中到土地革命，成立了很好的决议”，产生了我党第一个正式的完整的《土地问题议决案》。决议案阐述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指出：中国经济的停滞落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封建军阀的混战割据，巨商买办的重利盘剥，皆与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关系极大，要根本改变黑暗腐朽的社会状况，只有将耕地无条件地转给耕种的农民，决议案否定了陈独秀等人的“政治没收”主张，提出要无代价地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交给耕种的农民。五大的土地决议案虽然没能公布和执行，但它的理论影响在大革命失败后仍存在，它为后来的土地革命实践作了认识上的准备。
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由于党内同志对陈独秀的武断专制思想日益不满，强烈要求改变“党的民权主义完全变成空话”的状况，这就促使五大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有了一些突破，第一次明确提出“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五大党章对党的组织建设的一个突出贡献。
为改变当时“党里面完全是宗法社会的制度”的状况，五大首次提出“中央应该强硬地实行集体的领导”和“党内一切争论问题，在未决定以前，得完全自由讨论之”，并重申历届党章中少数服从多数的条文。五大党章修正案第一次明确宣布“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自此以后，党的每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把“民主集中制”作为一项根本的组织原则郑重地写入党章。五大党章还为贯彻民主集中制提出了一些措施。民主集中制的明确规定，使五大前党内极不民主的状况开始有了改变。
为中国革命选拔了一大批栋梁之材，也是五大对党的组织建设的贡献之一。五大选举的中央委员会及中央领导成员，是八七会议的重要的组织基础，是“目前情况下尽可能好的领导”。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李立三、张太雷、郭亮、恽代英、彭湃等一大批革命领导骨干，都是首次被选进中央领导层的。
党的五大虽然是在右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时召开的，但经过代表们的斗争，这次会议及其通过的有关决议案从理论上看，应该说是正确的或基本上正确的。对右倾机会主义十分痛恶的蔡和森也曾说过：“五次大会本身是正确的”，并批评彭述之等要把五大后失败的责任归于五大本身，“这是一种可耻的企图”。
五大路线既然基本正确，五大后党的工作就应更有成效，形势就应出现转机。然而遗憾的是，五大后形势日益恶化，进而急转直下，直至最后失败。五大选了陈独秀继任总书记，人们往往在实际上认为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其实这种看法未必符合历史事实；一方面，陈独秀在党内资格老、名声大、威望商会上他又在一定程度上承认错误并接受批评；大革命失败也还未成事实，在这种历史情况下，不选陈独秀事实上不大可能。另一方面，选了陈独秀也并不注定大革命就要惨遭失败。因为五大选举的中央委员会群体结构是较好的，党章又强调了民主集中制。在这种情况下，如仍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选了陈独秀继任总书记，那就难免从另一角度陷入唯心史观。应该说，五大后大革命失败，是各种主、客观原因形成一种合力的结果。如敌强我弱，阶级战线复杂，共产国际在大革命后期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陈独秀继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党尚处幼年时期，缺乏斗争的经验教训，理论水平还不高等等，这些都可说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并且每一方面的原因所占的比重都不轻，这是历史的事实，不能把复杂的原因简单化。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召集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由于五大是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不久，大革命就遭到了惨重失败，所以五大一直被人们认为在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对它评价相当低，对它缺乏历史的客观的评价，尚未将它放到应有的历史地位。根据以上所述可见，五大确是有着多方面理论贡献的，对这点是不应完全抹杀的；五大本身是正确的或基本上正确的，这应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五大后革命失败有着多方面复杂的原因。因此不能因为五大后大革命的失败而否定五大本身的正确，不能认为大革命最后失败了，五大再好也就无意义了。作为党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五大仍是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尽管它不及民主革命时期的其它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义重大，但我们仍应对它的意义作出必要的、应有的估价，从而“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