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二八”的炮声冲击了他一心为纯艺术、为推动文化进步而写作出版的理想。他以作家的敏感嗅出战火在步步逼近，逐渐从唯美转向了现实。在写文艺作品的同时，他发表了许许多多的时事评论。“八·一三”日军侵犯上海，他在战争打响的前一刻方才携家眷和工友逃离杨树浦，家和印刷厂都留在了敌占区。一夕之间，他几乎沦为无产者。眼看祖国半壁河山被日军占领，加上切身的遭遇，他义愤填膺，自发地组织和他一样被迫滞留在上海的文朋画友，以笔作刀枪宣传抗日。
他在一篇《编辑谈话》里说，“我们看见新近发表的抗战诗歌，几乎每一首都多多少少要提些‘风花雪月’，好像没有这一类字眼，便不成为诗的样子……”可以看出，这时的邵洵美已经没有了“吟花咏月”的心情。在《中美日报》他的《金曜诗话》专栏里有一篇《抗战中的诗与诗人》，他写道，“……所以，抗战中，谈起诗来，我们可以说：‘发生宣传效用的诗，便是好诗。’在抗战时间的诗已不能与太平时间的诗相提并论了，况且也不必相提并论的。”
楼适夷在“反胡风运动”中
吴永平
笔者在《隔膜与猜忌：胡风与姚雪垠的世纪纷争》（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尾声”中曾述及当年文艺界人士在“反胡风运动”中的各种表现，写道：“在批判胡风的运动中，许多知名的文艺界人士都曾被动或主动地‘表态’或‘深入揭露’。他们大都与胡风有过交往，而当他们的参与超出了‘表态’而到达‘揭露’的层次时，由于没有了人事方面的顾忌，有时也吐露出一些在正常的环境下所不能明白道出的‘心声’。”接着，笔者详述了姚雪垠当年如何“兴高采烈”地撰文参与批判胡风的过程，还顺便提到楼适夷如何在“反胡风运动”中“侥幸逃脱”的小插曲，并引证了他的一段回忆：
“（运动中）有人找我谈话，1946-1947年在上海《时代日报》工作时，为什么发表了‘胡风分子’那么多文章。果然‘东窗事发’，这一回不是隔岸观火，而是火烧到身上来了。其实那时《时代日报》除了我这个副刊，还有（叶）水夫编的一个《星空》，算起来也发表不少这类稿子。《时代日报》负责的是姜椿芳，三个人检讨得不坏，《文艺报》发表了，《人民日报》也转载了，而且都得到了稿费，便联合在北京的陈冰夷、林淡秋‘时代’同人五个人到四川饭店大吃了一顿。吃得酒醉饭饱，高兴自己过了‘关’，可没想到胡风怎么在过日子。”①
楼老把“逃脱”过程写得很简单、很轻松，实际情况却是相当复杂、相当沉重。
他是胡风的老朋友，早在一九三二年冬便与胡风相识，比聂绀弩晚一年，与冯雪峰同时。他还是胡风人生经历中几个重要时期的见证人：胡风在日本从事所谓“一些不可告人勾当”的时候（1932年至1933年），楼曾受“上海临时中央”的委派赴日本，通过胡风的关系找到日共中央，商谈“远东泛太平洋反战会议”筹备事宜，并受“文总”的委托调解胡风所在的“新兴文化研究会”与另一留学生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宗派纠纷；胡风在武汉创办《七月》时期（1938年），楼曾多次参与胡风以“七月社”名义组织的“座谈会”，并与胡风分别担任《新华日报》副刊“团结”和“星期文艺”的主编，关系一度相当密切；胡风对进步文坛进行“整肃”期间（1946年至1948年），楼进行了积极的呼应，在其主编的《时代日报》副刊“文化版”上大量刊发“胡风派”的文章；胡风为第一次文代会茅盾关于“国统区文艺”报告苦恼时（1949年），楼曾当面责备胡风“不该不提意见”，伤心得竟至“伏在桌子上痛哭了起来”②……
以楼老与胡风如此深厚的关系，他要想在建国初期“胡风派”与“主流派”的历次交锋中“隔岸观火”，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他几乎做到了——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中宣部召集“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周扬主张让几位与胡风有过交往的党内人士（林默涵、冯雪峰、丁玲等）担任主要发言人，周恩来则建议再增加“批评”过胡风的胡绳和何其芳。他们都没提到让楼适夷参加。
一九五四年年底，在全国文联、作协主席团召集的“关于《红楼梦》问题及《文艺报》”的第四次会上，“战线南移”，批判的矛头突然转向胡风。黄药眠、康濯、罗荪、袁水拍等在发言中都对胡风进行了指责，聂绀弩也站出来揭发朋友胡风“过去反党，现在反党”，但楼适夷却保持着缄默。
一九五五年初邵荃麟为作协党组起草致中宣部和中央的报告，提出一份“为了进行对胡风思想批判”而“都要负责写出文章”的撰稿人名单，其中有胡风的老朋友冯雪峰、聂绀弩，但还是没有楼适夷。
楼适夷所以能置身事外，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原因之一是他对文艺理论缺乏兴趣，从未参加过“论争”；原因之二是抗战期间他没有去过重庆，没有卷入胡风与中共南方局文委的冲突；原因之三是解放前夕他曾奉中共华南局工委领导的指示“批评和帮助”过胡风，组织上对他的政治态度是信得过的。第三个原因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楼适夷奉命撤往香港后，与邵荃麟、叶以群、聂绀弩分在同一个党小组。经过一段有组织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他们逐渐贴近了“毛主席的文艺路线”③。一九四八年三月冯乃超、邵荃麟主持的《大众文艺丛刊》创刊，发动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激烈批判，胡风其时尚在上海，便联络一些青年作家进行凌厉的反击，笔仗打得不可开交。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胡风奉命撤往香港后，中共华南局“文委”委员邵荃麟指派楼适夷出面找胡风谈话，想说服他也转到“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上来。楼适夷在《记胡风》中忆及这次谈话，写道：
在香港工委管文艺工作的邵荃麟同志把我叫去，告诉我：“全国快解放了，今后文艺界在党领导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十分重要，可胡风还搞自己一套，跟大家格格不入，这回掀起对他文艺思想论争，目的就是要团结他和我们共同斗争。你同胡风熟悉，你应该同他谈谈！”这是一个重要使命，我当然是坚决执行，保证完成。我特地把胡风请到九龙郊外的我的寓所里，和他谈了整整半夜……这一晚的谈话，大部分是我谈的多，他说得少。我谈得很恳切，很激动，他看着我一股真诚的样子，只是微微地笑，很少答腔。看来我的话其实没有触到点子上，当然说服不了他，使命算是失败了。
当年，黄永玉就住在楼适夷的隔壁，曾闻楼、胡的这次恳谈。他在《比我老的老头》一书中忆及：
一天快吃晚饭的时候，胡风先生找适夷先生来了。适夷夫人黄福炜在新四军还在什么解放区当过法官，人很善良精明，可是她不会做菜，还向我爱人“借”了两个菜请这位贵客。胡、楼二位先生就这么一直谈到三更半夜，其中楼先生又敲门来“借”点心。可惜我当时不懂事，听不懂他们谈的什么内容，只觉得胡先生中气十足，情绪激愤。楼先生是个厚道人，不断说些安慰调解的话。
楼适夷虽有“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的党性，却“谈不出什么道理来”④，结果当然是“说服不了”；胡风“情绪激愤”，是诧异于昔日的朋友为何都这么快地翻脸，桂林时期（1942年至1943年）邵荃麟的文艺思想与他很接近，如今却提出要批判“所谓追求主观战斗精神的倾向”⑤；重庆时期（1943年至1944年）乔冠华曾与他一起反对整风中的“用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倾向，如今却把他自己首创的“到处都有生活”观点不点名地批判一通⑥；上海时期（1946年至1947年）楼适夷曾公开发表文章，全力支持他们对文坛进行的“整肃”⑦……一到香港来，他们就全变了。楼、胡的这次长谈是中共文艺领导在全国解放前对胡风的最后一次“批评和帮助”，“使命算是失败了”，但楼的“党性”却长留在邵荃麟等文艺领导人心中。顺便说一句，楼的“党性”之强，曾一度达到了令老朋友聂绀弩咂舌的地步。聂在“反胡风运动”中曾被“隔离审查”，事过之后，他与楼有过谈话，“楼适夷问我在反省期间是否相信党，我说，当我承认我是胡风分子，是反革命的时候，就是最不相信党的时候。他说，即使送你去枪毙，你也应该相信党。我说我很惭愧，我就是没有达到这一步。”⑧
建国后，上层从未视楼适夷为“胡风派”，也许与认为他的“党性”比较坚定不无关系。
因此，“反胡风运动”深入开展后，楼老“隔岸观火”的好日子还持续了一段时间。
在运动的第一阶段，即《人民日报》号召“提高警惕，揭露胡风”的时期（5月18日起），楼适夷发表了第一篇表态文章《真面目掩盖不住了》⑨，文中除了大量引用该报“第一批材料”中的文字之外，也披露了一点“心声”。他写道：
长期以来，党的文艺工作者和党外的进步作家们，不断地对胡风做了许多批评和帮助，耐心地等待他的自觉。而胡风不但完全拒绝批评，拒绝检讨，而且加紧了他进攻的部署，一直发展到向党中央提出他的所谓意见书，并认为《红楼梦》问题的讨论和对《文艺报》的批评，是他公开向党进攻的最好的时机，而终于彻底地暴露了他的反党的狞恶的面目。
文中说“党的文艺工作者”曾对胡风进行过“批评和帮助”，当然包括一九四九年初他在香港与胡风的那次“失败”的谈话。不过，以楼老对胡风的了解，他本不该轻信报纸上的所谓“材料”，而应有自己的判断。为何人云亦云？楼老晚年曾对此有过自省，他在《记胡风》中写道：
（胡风派）从文学流派的所谓“小宗派”，一下子突然变成“明火执杖的反革命集团”，这还得了！当然得积极响应。《列子》中有一条寓言，某翁丢失了一把斧子，怀疑是邻人某某所偷，暗中窥查，越看越觉得这某某很像是偷斧子的人。不管什么老朋友，大义灭亲，我就是这样，以为胡风真是偷了斧子了。
这是时代的局限性！那时人造的阶级斗争急风暴雨仍在神州大地上肆虐，集体无意识的领袖崇拜已外烁为时代精神，刚经历过“镇反”、“三反”、“五反”的善良的人们绝不敢对党抱有任何怀疑，他们宁可怀疑自己的眼睛和头脑，牺牲自己的亲人和朋友。“疑人偷斧”，这是何等可悲的历史宿命！
在运动的第二阶段，即《人民日报》号召“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期（5月31日起），楼适夷又发表了第二篇表态文章《刻骨铭心的教训》⑩，文中除了沿袭报纸上的一些套话外，也披露了一点“心声”。他写道：
从这个胜利中，我们所得到的教训，也是深刻的。这是一个用怎样的代价所换来的胜利？不是一个短的时期，而是二十多年，这个革命的叛徒，美蒋匪帮的最忠实的狗，死硬的阶级敌人，潜藏在我们的队伍里，日日夜夜地进行其从内部来破坏革命的阴谋。他们把中美合作所训练出来的特务送到我们党里来了，我们接受了；他们把蒋介石的信徒，胡宗南的走狗送到我们文化工作的岗位上来了，我们接受了；他们把恶霸地主、还乡团员、对人民有血债的分子送进我们国家的文化机关里来了，我们也接受了；他们拉走了我们队伍中一些蜕化变节的分子，让他们在我们的组织内替他们当坐探，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到处散布对党对人民的疯狂的仇恨，我们不知道。我们把最可怕的阶级敌人当做自己的朋友，和他握手，对他微笑，团结他，争取他，认为他们只是思想上有问题，善意地帮助他们，耐心地等待他们，以为最后他们一定会被党和人民的力量改进，这是怎样的一种“天真”和麻痹。
三个“我们接受了”，两个“我们不知道”，一个结论“这是怎样的一种‘天真’和麻痹”，前两点是沿袭报纸上的说法，后一点是具有个性的表述。“我们”与“他们”之间“二十多年”来的界限划得非常清楚，实际上却是貌似清醒实则糊涂的认识。顺便说一句，时人常以“天真”或“老天真”来喻楼适夷，这是对他在某些历史阶段中政治上的轻信与盲从的恰当概括。晚年楼老在致友人信中曾自省道：“我这人说好听点叫‘天真’……”他也许已经深刻地反思到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