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中国外交部一九七八年七月七日致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照会的答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和阿部长会议于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九日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该信标志着中阿关系的公开破裂。
在后来的岁月里，两国关系就是霍查所说的“只是形式上的外交关系了”。其时，霍查开足舆论工具的马力，他本人甚至不顾带病的身躯，亲自披挂上阵，对中国当时的内政外交进行全面攻击、全盘否定。对中国主要领导人指名道姓地进行诽谤，恶毒攻击“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中国从未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建立社会主义”，“中国搞四个现代化是想当超强大国”。
阿方攻击邓小平一九七八年访日，“是为加强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中国修正主义者的联系服务的，邓对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提出了友谊的保证”；邓小平访问东南亚“是为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帝国主义战线服务的”。
同时阿方还诬蔑中国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发展关系是在巴尔干和欧洲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指责中国停止对阿援助是“反革命、反动行径，是中国对阿的出卖”。
外交部长的见闻
黄华
一九七○年十二月七日，周总理给我写了封信，要我向他报告斯诺夫妇访问了什么地方、工厂、学校，接触了什么人，还有多长时间留在北京，以便主席考虑何时见斯诺并同他谈些什么问题。总理提醒我，在我的报告中不要建议林彪、江青见斯诺；更不要提请总理见斯诺。总理要我报告斯诺的访华情况，是理所当然；对我的那些提醒，倒出乎我的意料。实际情况是，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后，尤其是以林彪和江青为首的两个反革命集团又勾结又争夺最高领导权力的险恶图谋已有明显表露，对此周总理和许多老革命同志看得十分清楚。一九七○年下半年，林彪一面在写假检讨，一面在窥测形势，策划下一步阴谋。江青一伙则利用手中权力阻挠国民经济计划的通过和执行，不惜使中国的经济走向崩溃。周总理心急如焚，忍辱负重，又要应付“文革”的局面，又要冲破种种障碍推动生产，但他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林、江之流从人民手中篡夺最高权力。
斯诺在中国访问已经四个月了，安排他采访毛主席的事不能再拖了。周总理知道斯诺的报道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因而不能让斯诺被林、江利用，但其深层原因又不好对我明说，因此只好在十二月七日夜里写了一封短信提醒我。至于他本人，虽然斯诺几次要求采访，可是他从来是克己奉公，严于律己，那时更不能招致非议，嘱咐我不要提到他。回想起来，总理提醒我是怕我不了解这些当时限制在中央很小范围的内情而提出不适当的建议。在林彪叛国外逃和四人帮的野心败露后，我才逐步领悟周总理给我的信函的蕴意，深深感激总理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晚，毛主席请斯诺去中南海谈话和吃早饭，由王海容和唐闻生二人参加担任记录和翻译，一直谈到中午。首先他说，外交部有人反对你来，说你是美国特务，此人就是乔老爷（乔冠华）。然后他谈到“文化大革命”，“文革”中的讲假话和武斗，也谈到个人崇拜。他问斯诺，如果没有人崇拜，你会高兴吗？当斯诺谈到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败的时候，毛主席未作出反应。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见，但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由我负责初审斯诺关于主席这次谈话的“纪要”，以便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全党和全国各基层单位。
《上海公报》开始了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进程，但还有许多事要做，许多障碍要克服。由于我常驻纽约，基辛格建议在他和我之间建立一条与巴黎渠道并行的，中美间另一条秘密联系渠道——纽约渠道，此提议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当中美双方讨论互设联络处时，基辛格仍要求继续保持纽约渠道，中方的答复是：机密的、紧急的、不便用联络处的事，还是用纽约渠道。于是，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我和基辛格在纽约有许多次避人耳目的秘密会晤，多次会晤是在约定的时间在纽约曼哈顿四十三街的一所公寓里进行。我和基辛格会面时，我方出席的有过家鼎和施燕华，美方出席的有温斯顿·洛德。美方派一辆陈旧的轿车直接开到我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地下车库接我们去四十三街。基辛格和洛德两人准时在二楼的一间客厅里等候我们，并为我们准备了茶点和咖啡。双方各自坐下后，寒暄一番，即进入正题。在寒暄中，基辛格谈笑风生，并享用着茶几上的点心。会晤的内容，主要是基辛格向我通报美苏核会谈、在巴黎的美越会议、美日关系等情况。我们也就一些国际关系问题互通信息。我还曾就美机入侵广西，投弹，发射导弹，在越南炸沉中国渔船等事向基辛格提出中国对美国的强烈抗议。会晤情况，基辛格直接向尼克松和白宫报告，美国国务院对我们的会晤一无所知。我们向国内的报告也是绝密的，代表团的其他人员一概不过问。这种会晤是中美两国在没有正式建交的情况下进行的特殊形式的外交来往。
对于乔冠华，人们并不缺乏了解。根据张颖同志（章文晋副部长的夫人）在她着的《外交风云亲历记》一书中回忆，一九七四年冬天，她陪同时任驻加拿大大使的章文晋回国述职，向乔冠华部长汇报工作。乔冠华和章含之请他夫妇俩到家里坐。乔冠华对张颖谈起国内“文革”状况，重点是谈江青。乔冠华说江青领导“文化大革命”很受毛主席称赞重用。又说江青认为张颖很能干，从小参加革命，表现不错，要调张颖去文化组负责工作。乔冠华接着说：“当前‘文革’的形势你知道，周总理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应该好好想想，何况江青那么看重你。”章含之则对章文晋说，江青对他有好感，很欣赏他。显然，乔冠华、章含之认为时机已到，直接打出江青的旗帜，为江青收罗人才，拉帮结伙。这段回忆十分深刻鲜明地展示出乔冠华、章含之的丑恶心态。
我与乔冠华在外交部共事多年，他的前妻龚澎同志是我在燕大的校友。龚澎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业务能力和政治思想都很强，是女干部中的杰出人才。在重庆时期，外事工作方面她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我对她一向敬重，可惜她在“文革”中过于紧张劳累，英年早逝。我在干校劳动时闻此噩耗，深为痛惜。乔冠华颇有文采，所写时事述评受到读者欢迎，得到组织上的重用。但他的毛病缺点也非常突出，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名利思想，不思改造，反而怨天尤人，这严重地阻碍了他的进步，也影响了他同领导和同志的关系，曾受到周恩来、董必武和李克农同志多次的严肃批评。“文革”后期，他参加了对周总理的无理批判，受到外交部广大干部的非议，他在“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生观支配下终于投靠江青一伙。
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于一九八○年十月十五日应叶剑英委员长的邀请来华访问，受到我国的热烈欢迎。德斯坦总统表示，他爱好登山，希望到西藏去看看。我陪他飞抵拉萨。拉萨市的海拔为三千六百米，十月份空气中的含氧量比北京低百分之二十，下飞机后不久，我就觉得头重脚轻。从机场到拉萨市需要乘坐两个多小时汽车，主人为防止来宾出现高山反应，在轿车内配有枕头式的氧气袋。我吸氧后觉得舒服多了。到了拉萨市，热地同志告诉我们，只要走路慢、少说话、不喝酒、及时吸氧，头痛会减轻，甚至没有不适之感。在宾馆的客房安排好后，我去找德斯坦先生时，他早已不见人影了。原来他兴致极高地去跑步登山，看那些喜欢在海拔四千米高原上生活的牦牛，同它们拍照摄像。
我回到北京后，带着一尊精致的小铜菩萨像去看小平同志，并向他汇报情况。他听说我去了西藏，羡慕之至地说：“我真想去西藏啊！哪怕仅仅到拉萨机场用脚踏一下西藏的土地立即返航也好哇。但是医生们和中央坚决不让我去，说是对我很危险的，我只好从命。”
小平同志说：“我还想去的地方就是香港。我个人生活中就这么两个愿望。”我说：“第二个愿望总没有问题吧。”他说：“谁晓得。”
一九八三年三月，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开会期间还发生了一个我被牵涉在内的严重的政治事件，轰动一时。被邀请来的香港记者极想捕捉到一点有关中央对香港回归问题谈判的信息，其中焦点之一就是回归后人民解放军是否进驻香港问题。香港记者趁人大会议期间香港各界人士与中国最高层人士聚焦的时机，见到国家领导人就劈头盖脸地提问。一位人大副委员长让香港记者围住，问起回归后是否驻军问题。这位同志脱口而出说“可以考虑不派军队进驻香港”。这是违背中央当时口径的。那天小平同志正在会见香港各界代表人士，许家屯向邓小平报告说，某某副委员长曾答复香港记者说“可以考虑不派军队进驻”。邓小平一听就火了，把正在散去的香港人士和香港记者请回厅内，大声地说：某某说可以考虑不派驻军队，那是胡说八道！旁边主管香港交涉事务的副总理插话说，还有黄华。邓小平说这都是胡说八道。香港记者抓住这个场面在报纸、电视上大肆炒作，闹得不亦乐乎。
事后，一位在场的同志告诉我上述情况。我当天晚上打电话给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同志说：请你转报小平同志，我以我的党票担保，我没有向香港记者说过不驻军的话，希望小平同志查核。小平同志是个正直讲信义的人，他随后向香港船王包玉刚先生郑重说明，黄华没有说过香港回归后不驻军的话，并说：我错怪了黄华同志了。包玉刚先生与我甚为熟悉和互相信任，他亲自向我说了小平同志对他讲的话。小平同志还向陪同他会见外宾的外交部的同志作过同样的说明。
一九八九年五月，天安门广场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大概在五月十五日，应我国邀请第一百次访华的日中经济协会顾问冈崎嘉平太正在北京访问，谷牧同志和我在钓鱼台国宾馆设宴款待他，可是西长安街被一些闹事的和看热闹的人们挤得水泄不通，把栏杆弄得横七竖八，使客人的汽车难以通过。我们的几位干部想出一个好办法，在汽车前的挡风玻璃边上贴出几个毛笔字：“周总理的日本友人。”人群看到这几个字即让出一条路，让车慢慢驶过。我们高兴地同日本朋友在钓鱼台国宾馆庆祝老先生第一百次访华和感谢他对中日友好所作的贡献。
五月二十七日，我出发到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国际会议中心，参加国际行动理事会第七次年会。会议结束后，我在六月初回国途中在夏威夷停留两天，听接机的燕京大学老校友、美籍华人肖成大告诉我，北京发生了流血事件。我到旅馆立即打开电视，看到解放军的一辆坦克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行驶，回避一名挡路的男青年。美国广播公司每半小时即重播这一镜头。我同国内通电话后知道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心里很急，想一下子回到北京。路过日本时，驻日大使馆的同志告诉我说，现在北京戒严，最好等几天后再回国。我觉得不必顾虑，决定按原定日期回京。
六月七日晚九点，我和何理良飞抵北京首都机场。我的女婿曹吉东开了一辆很不起眼的旧轿车和我的警卫参谋杨克木一起到了机场，来接我们的还有负责安全的公安部警卫局的一位处长和两位参谋。处长简要向我介绍了北京的社会治安情况后，我们的车就随着警卫局的车出发了。在行至城区东四十条的路口时，看到执勤军人伸手示意，让我们靠路边停车。当我们的车到路边停下，杨克木下车准备出示证件时，距我们的车十米外路口两侧的四名手握冲锋枪的执勤人员用枪口迅速对准我们。这时看到一名少校军官向我们走来，杨克木拿出证件迎上去，向少校介绍了一下情况。少校走到车前时，我把车窗玻璃放下来向他道好。少校看清我后立即向我敬礼，并说：“首长好，对不起首长，我们正在执行任务。”我说：“没关系，你们辛苦了。”少校接着说：“黄部长，我在电视上看到过您，想不到今天亲眼见到了您。”当我要下车同他握手时，他坚决不让，并一再表示歉意和解释道：“刚才战士的枪口对向首长方向，纯粹因为前面车辆上的三位同志突然下车的缘故。”这也难怪，公安部警卫局的几位同志按照规程，见我的座车停下，立即打开车门下车并手插裤兜，做好必要准备。职业要求安全保卫人员做到绝对无任何失误，而执勤的野战军部队的任务是对周围的动静保持高度警惕。不过双方的对峙很快结束，这一紧张状态即告解除。
《一条大河》是如何诞生的
周长行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
《一条大河》（正式歌名称《我的祖国》），这首歌的歌词不足两百字，自它诞生到现在，历经五十多年而不衰。
乔羽笔下的“一条大河”是指的哪条大河？面对《上甘岭》影片中那般惨烈的战争场面，乔羽何以抒情得那样不着“边际”……
《一条大河》诞生于一九五六年夏天，这年乔羽二十九岁。将进而立之年的乔羽，是在“迫不得已”的背景下，走上“产床”的。
这年稻花飘香的季节，乔羽遵命赴赣东南、闽西一带原中央苏区体验生活，搜集素材，目的是写一部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少年儿童生活为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即后来家喻户晓的《红孩子》。当他正在边梳理采访素材边发展采访线索时，长春电影制片厂沙蒙导演的电报却接二连三地“撩拨”着乔羽，约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上甘岭》创作歌词，并希望乔羽能回长影去写。光用电报相约，恐怕不行，沙蒙又把剧本寄给乔羽。读罢剧本，乔羽陷入两难境地。
当乔羽完成采访回到南昌，坐下来要写《红孩子》的时候，又收到沙蒙近乎“绑架”之势的电报。电文长达数页，连启程的路线都安排妥当：让乔羽先到上海，由上影厂厂长袁文殊安排车次，尽快赶到长春，电文最后一连用了三个“切”字，三个惊叹号。接到电报的那个晚上，乔羽正在看福建梨园戏《陈三五娘》，电报送到剧场，心乱如麻的乔羽，再也无心看戏，当机立断离开剧场，请当地同志设法买到火车票，当夜登车赶往上海。
车到上海，是早晨八点钟。袁文殊厂长已经为乔羽买好了直驱长春的火车票，下了火车上火车。
列车直达长春。下车之前，他还细心地看了一会列车里程表，从南昌到长春，正好是八千里路云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