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不公超过了警戒线
吴敬琏主编的《比较》第三十一辑，刊登了王小鲁的文章《我国的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文章认为，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文章说：根据世界银行等机构基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计算，中国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在一九八0年为0.32，说明收入分配比较平均曰而后因为农村改革导致的城乡差距缩小，到一九八四年下降到0.26的低点。但此后持续上升，到二00一年已经达到0.45，超过了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警戒线。
有些计算说明，近几年来基尼系数还在继续上升。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提供的一百二十七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测量指标，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九十四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二十九个，其中二十七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国家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按基尼系数由低到高的顺序，中国与几个拉美和非洲国家并列于第九十五位，列入少数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之一。
我国目前实际的收入差距要远远大于统计数据显示的水平。由于缺乏城乡统一的收入分配数据，难以重新计算基尼系数，但肯定会明显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的水平。造成上述这种误差的原因，是对高收入居民进行家庭收支调查存在实际困难，以及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隐性收入。分析说明，这些被遗漏的隐性收入，绝大部分属于灰色收入。
初步分析结果显示，统计收入的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阶层，占全部遗漏收入的三分之一。这部分居民二00五年的人均收入，估计为九万七千元，而不是根据现有统计推算的二万九千元。城镇最高与最低10%收入组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大约是三十一倍，而不是现在统计显示的九倍。与之相应，全国10%最高收入家庭和10%最低收入家庭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在55倍左右，而不是按现有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我国目前实际的收入差距要远远大于统计数据显示的水平。由于缺乏城乡统一的收入分配数据，难以重新计算基尼系数，但肯定会明显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水平。
毛泽东谈“抢救运动”
《炎黄春秋》二00七年第九期刊登李锐的文章《关于唐纵日记的回忆》，文章提到了毛泽东对“抢救运动”的看法：
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谈到了“抢救运动”的错误。他说，在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甚至还对他在江西打AB团一事承担了个人的责任，他说：“内战时期，我（按：他没有加“们”字）就打过AB团。”
他还说：“一九三0年一、二月就打了AB团，我讲不要搞肉刑，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
从一九八五年开始，十多年中我主编《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史资料》时，曾统计过十年内战期间各苏区的肃反，从打AB团起，共杀了十万人。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因为红军最多时才三十万人）。于是延安“抢救运动”时的“九条方针”，才有第一条“一个不杀”的规定（也杀了几个，如王实味）。回顾历史，根本问题在：对打AB团事件及整个“肃反”运动，从没有做过认真的总结。我们从历史发展过程看，为什么从一九三0年开始的，这种自相惊扰，施用酷刑，自相残杀的可怕的运动，一直不断，且规模越来越大呢？从本质上说，当然同中国的农民战争（痞子运动）和暴力革命有关。内战时期打AB团起的肃反运动，当然还同当年我党尚处于弱势，也与领导者多疑与个人维权等原因有关。延安整风文件中，斯大林的“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有一条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苏联大规模肃反是一九三六年开始，比中国打AB团迟）。抢救运动当然也属于向苏联学习经验，不过规模大大超过，变成“特务如毛”了。
企业反映政府官员索贿受贿的情况相当普遍二00六年“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对全国四千家企业进行了调查，在问卷中包括了“贵企业去年用于政府和监管部门人员的非正式支付”这样一个问题来了解索贿、行
贿、受贿的情况。在全国三千四百五十一份有效企业问卷中，回答“没有”的只有19.8%的企业。其余80.2%的企业分别回答“有一点”、“比较多”和“非常多”。其中直言不讳地回答“比较多”和“非常多”的企业占到总数的18.1%。与此相对应，在“对当地政府官员廉洁守法的评价”中，认为“很好”和“较好”的只有20.6%，其余79.4%的受访者认为“一般”、“较差”或“很差”。其中认为“较差”或“很差”的占到了34.9%。这说明政府官员和有关监管部门人员索贿或受贿的情况相当普遍，腐败现象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有关中国水污染的一些数字
水，意味着生命。进入二00七年以来，中国各地陆续爆发水污染事件。如何应对这一严峻局面，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以下是摘自一些报刊上的有关中国水污染的数字：
因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周生贤在审查《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发言时，引用了这样一组数据：二00五年，全国七大水系（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以及松花江）的四百一十一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有27%为劣V类水质（指此类水为不适合饮用，基本丧失功能性），基本丧失使用功能。二00六年，虽然七大水系劣V类比重稍有下降为26%，但在全国地表水中，所占比例仍高达28%。
因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二00六年六月，发布的《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月报》，有十六个城市水质全部不达标，占重点城市的14%曰有七十四个饮用水源地不达标，占重点城市饮用水源地的20.1%曰有五亿二千七百万吨水量不达标，占城市总取水量的32.3%。因从水利部的统计数字来看，海河和辽河两大流域劣V类水质所占的河流长度，都超过了半数曰而在海河流域南系的子牙河、大清河以及海河干流，这个比例甚至接近三分之二。
因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城市饮用水的安全自然失去保障。全国一百一十三个环保重点城市的二百二十二个地表饮用水水源地，平均水质达标率只有72%。因城市已如此，农村更何以堪？据估计，中国目前存在饮用水不安全的农村人口，应在三亿人以上，即使这个数字，仍然被很多人认为被大大低估了。
因地表水遭到污染后，污染物会向地
层深处逐步渗透，目前中国约二分之一的城市市区地下水也污染严重。在城市之外，全国人大环资委提交的报告中指出，在整个淮河流域，五十米以内的80%浅层地下水都已经变成劣V类水质，丧失了水功能，五十米至三百米的中层地下水，也已出现局部污染。
因世界银行估算，水污染导致的缺水造成了中国每年一千四百七十亿元的经济损失。其中，仅华北地区的河北省就高达一百八十九亿元。
因水利部有资料显示，二十世纪末，中国污水灌溉面积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增加了一点六倍，当时已有一千多万亩农田受到重金属和合成有机物的污染。其中，被镉和汞污染的耕地跨越十余个省区。世界银行报告根据二00三年的数字，估算出仅污水灌溉一项，就直接导致每年约七十亿元的农业经济损失。
因对于渔业，水污染的危害更加显着。
随着养殖水体的水质恶化，致病菌、病毒、有毒有害物质往往会导致水生物患病，甚至大量死亡。报告估算，根据二00三年的数据，中国渔业损失金额约为四十亿元人民币。
因恶性循环的另外一个受害者，则是地下水。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当越来越多地依赖地下水时，将导致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不少城市地区，地下水位每年下降幅度甚至达到二至三米。
因依据二00三年中国健康调查，由于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农村人口无法获得洁净的饮用水，由此带来的健康损失将达到农村地区GDP的1.9%。
因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高级工程师刘树坤说：“即使中国明天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水污染问题的基本解决，恐怕也要用三十年，甚至四十年的时间。”
因在过去的十一年中，中国政府累计投入三百七十亿元资金，治理太湖、巢湖、滇池的水环境。但是，今年以来，三湖蓝藻提前近一个月次第爆发，宣告以往种种努力所取得的些许成就，是如此苍白无力。
因淮河治污计划始于一九九四年。一九九五年八月八日，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流域性法规要要《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颁布。这部法规明确提出：一九九七年实现全流域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二000年实现淮河水体变清。到了二00一年初，《人民日报》报道，国家环保局宣布淮河治污已完成了达标目标。然而，没有人相信此说。因为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几乎所有人都在见证着一个结果：淮河，一年复一年地污染着，并没有什么改变。
因一九九八年底，国务：有关部委会同苏浙沪两省一市发动过声势浩大的“聚焦太湖零点达标”行动要要要求在一九九八年底，太湖地区一千零三十五家重点污染企业必须全部实现达标排放。一九九九年元旦钟声敲响之前，相关部门宣布“基本实现阶段性的治理目标”。所有企业已全部实现治理目标。然而，进入新世纪后，太湖水不但没有变清，甚至继续恶化。二00七年七月更发生太湖蓝藻令无锡市民没水喝的事件。蒋介石是否曾下令张学良不抵抗？
要要蒋介石日记揭秘“九·一八事变”
周天度
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
“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等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发电报请示南京政府，南京方面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还说，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电文，至今还保存着。
这段话言之凿凿，说得十分明白，加上郭又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因此许多人对之深信不疑，都在文章和着作中加以引用，影响甚至波及海上，并由此得出结论：蒋介石是不抵抗主义的始作俑者，而张学良不过是执行者，这几乎成为国内现代史学界的一致看法。
人们为了对“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政策探个究竟，早些年日本广播协会和美籍华裔学者唐德刚等人，先后访问了晚年的张学良。张学良的回答是：“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
“中央不负责任，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张学良还坚决否认有人说他曾把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电文随时放在身边的说法，说这是“瞎说，瞎说，根本没有这种事情”。等等，这些已为不少人所知，就不多加引用和说明了。
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张学良所处众所周知的特殊环境关系，他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蒋介石），只能由自己承担，因而不得不如此说。其实，关于不抵抗问题，早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张学良与某外报记者谈话时，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他宣称：九月十八日夜，日军“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日兵竟敢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军驱逐出营。”“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故当日军开枪与机关枪，并用炮轰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始终张学良心口如一，勇于承担责任，从不违心地委过于人，这点值得钦佩。
尽管张学良前后如此表白得清清楚楚，是他自己下令不抵抗，但现在依旧有人说蒋介石下了不抵抗命令。
关于不抵抗命令的问题，张学良是“受令者”的重要一方，他当年和晚年的表述，已经足够把问题澄清。那么另一甚至比张学良更重要的“授令者”蒋介石一方当年的情况如何呢？除了上述曾翻阅报刊查证事变发生时蒋并不在南京外，今年乘来美国加州探视女儿之际，前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室，查阅了刚对外开放不久的蒋介石日记。
现将“九·一八”事变前后几天日记一些有关的重要情节和语句一字不漏地抄录如下，并略加分析，供读者研判，以弥补对这个问题探讨的不足。
九月十六日：上午批阅。后到政治会议。第五十二师昨天方石岭遇匪，损失第九师，在九寸岭告急。下午心颇烦闷。九月十七日：接第五十二师遇仗溃败之报，韩师长与旅团长想必无生还之望，不胜忧虑。
九月十八日：早起批阅。与妻竭陵告辞。九时半登永绥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甚为忧虑。舰中无侣伴，寂寞不堪。下午研究地图，看中山全集，筹划对粤对匪策略。噎噎
九月十九日：雪耻，人定胜天。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消息，是其欲乘粤逆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
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
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九月二十日：雪耻，人定胜天。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因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
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注意，卧薪尝胆，教养生聚，忍辱负重，是我今日之事也。上午与敬之、真如、天翼协商，下午从南昌出发回京。
九月二十一日：雪耻，人定胜天。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
下午二时到京，约会干部。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交）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曰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一、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
二、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
三、胡、汪、蒋合作均可。
九月二十二日：雪耻，人定胜天。
上午到市党员大会，余讲至耶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爷之句，有一人讥为耶言过其实爷一语。余心为之碎。由此可知，人心已死，国亡无日，哀痛之至，抛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觉失态。余复言：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
倭寇在济南炮击机射，余实倭炮中遗留不死之身，决非夸词耳，乃益悲愤。因知爱国者多，而亡国者少，国事犹可为也。
下午请稚辉、季陶详述余之怀抱与感想，要胡、汪合作，余交出政权之意。悲戚痛楚，欲哭无泪，哀丧未有如此之甚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