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八日，中方研究者回国，张钰一人留在日本东京。等待会见川岛芳子生前密友——现已八十八岁的李香兰。（日本人，在中国长大，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着名歌手和电影演员。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李香兰以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逮捕，一九四六年被遣送回日本，后投身中日友好事业。）双方见面后，张钰谈起“方姥”的生活习惯，并介绍了“方姥”住房、茶室的布置。
听完这些介绍，李香兰连声说：“是哥哥！”
因为川岛芳子习惯穿男装，李香兰对川岛芳子的称呼，一向是“哥哥”。
在场的日本记者问李香兰：“‘方姥’
会是川岛芳子吗？”李香兰回答说：“没别的可能性了。”
在日本考证期间，还有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发现。
松本市是川岛芳子年少时生活之地，该博物馆留存着川岛芳子的相关资料和多幅照片。张钰母女与研究者们参观松本市博物馆时，段续擎说这些照片很像“方姥”。在一副合影照片前，段续擎突然指着照片中一个人说，“这人面貌很像我父亲，越看越像。”
照片中共有六人，摄于天津东兴搂。
并无拍摄日期。照片中五个人均有署名：
分别是川岛芳子、孝子、小口敏治、藤泽藤雄氏、千鹤子。只有一人没有署名，正是段续擎所指之人：一个二十岁上下，一身军装，面露微笑的年轻男子，站在川岛芳子的身后。
松本市馆方经过调查，没有查到“第六人”的任何相关资料。
他真是段续擎的养父段翔吗？
发生这个意外插曲后，研究者回国后立刻忙起来。
他们在从日本带回的有关着作中，也找到了类似的照片。但这些能够看到“第六人”的照片中，都缺少他的署名。
研究者将神秘的“第六人”照片和段翔的单人照片交给台禄林鉴定，后者给出了书面鉴定结论：通过视觉、面部比例关系、电子影像叠影技术等三种方式比对，两者为同一人。
至此，研究者们得到又一个科学验证：至少在川岛芳子盘踞东兴楼时，她与段翔两人已见过面。至于二人当时的交情深浅，则无从考证。
尽管没有科学证据能直接证明“方姥”是川岛芳子，但中方研究者认为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已经足够。从日本考证归来的李刚等人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张钰所说的方姥。就是川岛芳子！”根据最新证据，他们至少得出了这样的推断：
1．科学证据证明，川岛芳子没有死在刑场上；2．科学证据证明，临终留下遗言说“方姥”是川岛芳子的段翔，确实认识川岛芳子；3．中方专家认为，“方姥”与川岛芳子的笔迹相同。
上述三条推断，加上之前的综合分析，中方研究者们认为：“方姥”就是川岛芳子。
相比较而言，日方态度更为严谨，李刚称：“日本权威专家认为，‘方姥’是川岛芳子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九十九，这个百分之一，就差在没有最直接的科学证据上。”
到皇帝住的地方看看-一九四九年初的一个镜头
张正隆
一九四九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一年。随着东三省、北平、南京、上海……的相继解放，蒋家王朝龟缩到台湾岛，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
这一年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事。长篇报告文学《枪杆子一九四九》（人民出版社出版张正隆着）讲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进关、南下，在这一年战斗的全过程。以下摘录是解放军战士刚进入北平时的几个镜头——“旧历年放假三天。”
这是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东北野战军领导林彪、罗荣恒、刘亚楼、谭政”发给“各纵首长”的电报中的一句话。
从老红军，到黑土地上的翻身农民，自走进这个队伍起，除了行军、打仗，何时有过“放假”的概念？逢上节日，敌人过节，守备松懈，正是打仗歼敌的好时机。
环境艰苦时，敌人追，你就跑吧，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也不敢坐下来喘口气儿。条件好了，打了胜仗，特别是大胜仗，能待上一段时间。那也不是放假，甚至不叫休息，而是休整。再就是负伤了，住院了，算是休息了。伤刚好，甚至未能全好，就急三火四归队上前线了。
而今，正儿八经的“放假三天”——共产党开始放假了，这本身就意味着什么？
二月二日，林彪进入北平。
宴请傅作义和邓宝珊，宴请张奚若、周建人、许德珩等民主人士，出席北平受编的国民党师以上军官会议等，住在北京饭店的林彪，足不出户，就可以在国内外各大媒体上抛头露面。
东北三年，“黑土地之狐”有两年时间，蛰伏在哈尔滨南部双城县前线指挥部，悄无声息地运筹帷幄、调兵遣将。而今，毛泽东等领导人还在西柏坡，他这个“华北王”无论习不习惯这种场面，都是不能不频频出现的。而当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的局势变化，把目光投向这座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市时，林彪及其共产党人的举手投足都在向世人宣示着，中华民族新的一页即将掀开了。
自然，林彪住在哪里，哪里就成了将星云集之地。
来开会的，来请示报告工作的，一些人干脆住了进去。有四十九年历史的、以往只接待外国人的北京饭店，进进出出，人头攒动，几乎全是东北野战军的军人。
实行供给制的共产党人，只要确定身份，打个招呼，到了开饭时间进饭厅就是了。马连良、尚小云、谭元寿、袁世海等名角大腕，都以为解放军献艺为荣。光看戏还不过瘾，苏联电影、美国电影、法国电影、香港电影，常常是一放一个通宵。
三纵司令韩先楚和侦察科长郑需凡，住一套房子里外间。暄乎乎的沙发床，倒上去，那人就陷进去小半截子。郑需凡翻来覆去折腾大半宿，怎么躺着也不得劲儿，实在遭不起这种“洋罪”，下地倒地毯上睡着了。
床头有个红色按钮，这是干什么的呀？按了一下，屋子里什么反应也没有。
一会儿传来敲门声，进来个中年男人，恭恭敬敬地道：先生叫我来，有何吩咐？两个人都纳闷儿：谁也没叫你来呀？
又按了一下，那个中年男人又来了，又问有何吩咐。
放牛娃出身的司令来了兴趣：你去看看，没有铃响，没有灯亮，他怎么就知道咱们叫他来？
侦察科长干这个，还不手到擒来？原来服务台墙上挂些小木牌，房间一按开关，写着那房间号数的小木牌就掉落下来。那时饭店服务人员，不像今天都是年轻女性，大都是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稳当、勤勉，见牌掉了，就赶紧往那儿奔。
三纵七师二十团营以上干部到北平参观，在饭馆吃饭。见桌上放碗水，三营长郭玉山端起来，咕咚咕咚就喝。副团长黄德懋往下抢，说那是吃拔丝地瓜用的。
郭玉山说，什么拔丝抽筋的，“庄稼包”有吃有喝就是天堂了。
杜博老人回忆当年的情景说：
春节放假三天，我们二纵营以上干部，分两批去北平参观。那时也没有“旅游”一说，就说“看景”、“看热闹”，用东北话讲叫“卖呆”。四野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多少名胜古迹好景致，谁顾得上看？那时就是革命、打天下，也没有今天这观念、意识。
从旧州坐道奇卡车到北平，住在前门外大街杨梅斜竹巷一个二层楼的饭店。
四个人的房间差不多住上一个班，大都睡地板，两三个人一条被子。一天两顿饭，每人每顿饭七斤小米钱的标准。下午到，晚上看美国电影《红鬃烈马》，先放纪录片《东北人民的胜利》，演的就是东北解放战争，咱们自己拍的。打沈阳时，有个摄影组就跟着我们炮兵营，牺牲个摄影师，离我几米远。我跑过去抱起他，已经不行了，机器上地血都黏糊糊的。
第二天上午看故宫，下午去动物园，第三天去颐和园和北海。排队进去，人山人海，都是军人。匆匆忙忙的，反正北平好看的地方，都让我们看了看。晚上不是电影就是戏，袁世海的《野猪林》，李多奎的《钓金龟》。演出前都讲几句话，感谢东北大军解放北平，为解放军献艺三生有幸。
看了颐和园，大家都说慈禧太后这老太婆这么奢侈、挥霍，大清帝国还能有个好吗？
印象最深的还是故宫。从小听老年人讲故事、说书人说书，就讲“紫禁城”、“金銮殿”，就在脑子里想象那会是个什么样儿，觉得神秘、辉煌，可望而不可及。这回真的要去看看皇帝住的地方了，就有些激动。没有导游，也没有文字资料，也看不明门呀。师里有个技术书记，在北平念过书，知道些，给我们讲解。有人说古书古戏上，动不动就讲“推出午门斩首”，这午门在哪儿呀？技术书记不知道，问了一些人也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我们进故宫时走的那个正门，就叫午门。
有人说，看了皇帝住的地方，这辈子值了。
有人说，北平解放了，全中国都快解放了，这回该人民当家做主坐金銮殿了。
离休前为旅大警备区政委，当时是三纵七师二十团一营营长的赵兴元老人说，参观故宫金銮殿，看到皇帝坐的那把椅子，我上前摸摸。那时管理松，没人管。
有人说这叫“九龙墩”，专门给皇帝的屁股准备的，别人坐上去就是谋反，大逆不道，要遭天打雷劈。我说现在是人民坐天下，一屁股就坐了上去。
王玉兴老人回忆说，进关动员，巩固部队，我讲五尺多高的汉子，别光瞅着眼皮底下这点地方，你知道咱们这回去哪儿？去华北，去平津，北平那是什么地方？那是皇帝住的地方。打下北平，到皇帝住的地方看看，那叫什么成色？
北平解放了，有的战士说，指导员，你说话不算数。我说上级规定，咱们都去不了北平，我说话确实不算数。但我想上级也不会没想到咱们。你想想，算上华北部队，一百多万人都去看那皇帝住的地方，北平大街还不挤满了？不过，我还是要说一句，革命就要成功了，到了那时候，只要是咱中国的地方，咱们哪儿都能去。
我十六岁参军，就听指导员讲革命一定会胜利。胜利是一定的，可那是什么时候呀？我刚当指导员时，也有人这样问我。现在，谁都明白革命就要胜利了，共产党就要坐天下了。
大师画自己
陈斌
世界上许多着名的画家，都喜欢为自己留下一些“自画像”。画家眼中的自己是什么模样？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自己又以怎样的姿态呈现在读者面前呢？看看这些自画像，是很有趣味的。从这些自画像，也能使人们对画家的艺术风格有进一步的了解。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西方艺术大师系列”中的《大师画自己》对此作了介绍，以下是此书中的几位画家及其作品。
印象主义绘画的开拓者——马奈
爱德华·马奈，一八三二年一月二十三日生于巴黎，他是十九世纪新一代的画家，在绘画艺术上探究光色变化的效果，成为印象主义绘画的开启人。一八八三年四月三十日离开了人世。他的代表作有《草地上的午餐》、《女神游乐场酒吧》等。
不幸而执着的疯子画家——凡·高
凡·高，一八五三年三月三十日生于荷兰，是十九世纪后期“后印象画派”的代表性人物。他是除伦勃朗之外创作自画像最多的画家，一生创作了四十余幅自画像。代表作有《在阿尔的画屋》等。一八九〇年七月二十七日自杀身亡。
追求原始生活的后印象派大师——高更
高更，一八四八年六月七日出生于巴黎。他三十五岁才专注于绘画，他是位奇异的天才，追求回归原始的纯美。一九三〇年五月八日，因心脏病猝发去世。
他的代表作有《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等揭示人生和内心真实的北欧表现主义绘画大师——蒙克蒙克，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出生于奥斯陆北部。他有着神经质般敏锐的洞察力，他的绘画风格已步入了现代美术的范畴。他的代表作有《呐喊》、《青春期》等。于一九四四年去世。
深具古典艺术修养的印象主义绘画大师——德加
德加，一八三四年七月十九日生于法国富裕的银行世家，德加运用印象派的绘画技巧，动态瞬间的敏锐感受。现实主义（或近乎自然主义）的观察方法和坚定稳固的古典主义美结合在一起。使他成为超越印象主义、通往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艺术探索的前驱画家之一。他的代表作有《舞台上的舞女》、《烫衣女工》等。于一九一七年去世。
汇集现代艺术流派的大师——毕加索
毕加索，一八八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生于西班牙，他一生漫长的艺术探索中汇集了现代艺术的各种流派，成为现代艺术的焦点，是现代艺术史上最重要的绘画大师。他的代表作有《亚维农少女》等。一九七三年四月八日离开人世。
狂妄的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
达利，一九O四年五月十一日生于西班牙。他是一位具有卓越艺术才能和想象力的画家，他对超现实主义、对二十世纪的艺术做出了重大贡献。代表作有《记忆的永恒》等。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三日离开人世。
邓小平打桥牌
王大明口述汪文庆刘一丁整理
小平同志钟爱桥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老人家一生和很多人打过桥牌，但相对固定、经常一起打牌的搭档不多，早年一起打得比较多的是万里、吴晗、张致祥，后来比较稳定的搭档是王汉斌、丁关根和我。
小平同志是什么时候学会打桥牌的，他从来没有讲过，我也说不太准，听说是一九五二年他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时候，在四川内江遇到一位朋友教会了他打桥牌。
一九六一年小平同志到北京顺义农村调查，休息的时候想玩一玩，就让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找人和他打桥牌，刘仁就找了王汉斌，王汉斌就约我一起去。一见面小平同志就问我们的名字，然后就说王汉斌干脆就叫大王，你就叫二王，以后长期就这么叫了。接着我们就坐下来开枱打牌。
据我知道，在这之前，小平同志一九五九年曾摔了一跤，腿断了，没有别的活动就打桥牌。当时打桥牌都找万里，我们开玩笑说他是俱乐部的会长，每次都是他的秘书具体组织。小平同志打桥牌固定的对家是当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主任张致祥，陪他比较多的是万里、吴晗。
王汉斌和我去了之后，小平同志就老找我们，开始的时候他的对家还是张致祥。我们跟张致祥也打了一段时间。
后来，铁道部部长吕正操推荐了当时在铁道部工作的丁关根，说他桥牌水平较高。小平同志把他找来，一打，果然如此，所以后来小平同志比较固定的对家是丁关根。如果来的人不齐，我和王汉斌也跟小平同志打过对家。
小平同志牌技是很高的，所以我估计他不太愿意跟牌技太差的人打。另外，固定的搭档比较熟了，所以小平同志也愿意我们经常去。
当时打牌一般都是在北京养蜂夹道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小平同志、彭真等中央书记处的领导根据大家的意见提议建立的，为党内副部长以上、军队少将以上的领导干部提供一个休息、健身的活动场所。俱乐部地点选在北海西侧的养蜂夹道一号——北京妇产医院旧址。俱乐部的领导关系挂在北京饭店，对外的公章刻着“北京市人委交际处招待所”，人们习惯称它为“养蜂夹道”。当时在养蜂夹道看打桥牌的领导干部也不少，我们戏称为“歪脖子”。有一些人还很上瘾，本来我都不怎么认识，后来熟了，我记得吕正操、一机部部长赵尔陆等看的时间特别长，一直陪着我们。还有一次，我们正打着呢，周恩来总理来了，找小平同志商量事。周总理就站在我后头，还给我支招，他说的都是内行话，说明他也是会打桥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