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会议的时候，毛主席是正式交了权的啊，是交给刘少奇的。但是他实际并没有交呀。他这个交就是政治局会议他不到了，因为他那时精力有限，一天躺在床上，但事实上什么事情他不同意，你都得推翻。他不是那个时候对小平同志有意见么，说小平同志封锁他么。他以前说高岗时提出过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有个独立王国么，这是讲的高岗。后来“文化大革命”前他就提出来另外搞个计委，另外搞个书记处。计委他是搞成了，就是把余秋里，还有林乎加他们调来，把李富春架空。李富春这时也知趣，就写封信说我不管了。把全部事情都归秋里去管，余秋里当然是尊重李富春的。当他提出另外一个书记处的时候，当然邓小平同志不好讲话。周总理就讲，这个恐怕不好吧。那个时候他想调什么人当书记呢？他就想陶铸。所以以后说什么陶铸是刘少奇调到中央来的，这对于刘少奇来说，确实是个大冤枉。
上海会议时他还提出来他要挂帅，说“我是帅，邓小平是副帅。”这样刘少奇摆到哪儿去啊。所以开完会回来，大家都议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呵。当然谁也不好去问啦，不过彭老总当场就顶了他，说你不早就挂帅了么。另外他还说李富春怕鬼，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有一段又把李富春搞成常委，没有搞几天就又不行了。总之主席后来弄得没有章法，谁都不知道他要搞什么。
“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关在里头，什么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不是听说毛主席他认为“反周必乱”
么。我看他那个时候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一个人帮他支撑那些事情不行。
你叫毛主席当总理他当得了吗？（刘英插话：当不了！）所以对于周他是这个样子：
一方面觉得这个人也不那么听他的话，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没有这个人不行。而周也善于在这个中间调和。我们过去不是讲周是不倒翁么。周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是一个顶梁柱，如果没有他那就不得了，没有他这个和稀泥，那就不知道国家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刘英插话：后来不是毛也不信任他了么？）不信任也没有办法，不信任哪一个搞得了啊？你康生搞得了？王洪文想当总理，但是王洪文也好，张春桥也好，都不行。所以“文化大革命”
后期毛他自己也觉得这个摊子这样下去不得了。当然他自己最后归天了，这个摊子也就只有让给后人了。
“文化大革命”中我觉得对他刺激最大的是林彪事件，因为他认为林彪是一直拥护他的，是他一个比较忠实的信徒。林彪居然干出这种谋杀手段，对他刺激太大了。所以林彪事件以后所有老的他都不相信了，就相信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然还有江青。所以后来就反常反得极端了。
第一次出现在汉语文献中的马克思
一般以为，在中国第一次把马克思介绍给国人的是梁启超。一九〇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新民丛报》出了第十八号，其中发表了梁启超的文章，《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该文介绍了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学说。梁启超为介绍马克思是中国第一人的说法源自毛泽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说：“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
其实，早在一八九九年二月，《万国公报》卷一二一载了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纂述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就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关于资本的学说。有意思的是，马克思姓名的翻译就用的是“马克思”三个汉字。
这是马克思及其学说第一次出现在汉语文献中。
“珍宝岛事件’’的真相
艾君
二〇〇八年十月十四日，根据中国和俄罗斯的边界协定，位于中俄边界的半个黑瞎子岛回归中国，这不由勾起人们对四十年前的“珍宝岛事件”的回忆和兴趣。当年中苏边境上的这场战争，震荡了全国，震惊了世界。这场战争是如何发生的？至今还不甚清楚。随着历史档案的解密，渐渐露出了真相。发表在《南风窗》的《“珍宝岛事件”的真相与迷雾》介绍了部分情况，现摘录如下——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和三月十五日，中国和苏联的边防军人在珍宝岛（俄语中称为达曼斯基岛）发生了流血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流血事件引起全世界关注。
四十年前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段，究竟发生了什么？其根源是什么？至今为止，所有相关的历史记忆、当事人的陈述、研究者的分析——也包括局外人的冷眼观察，都未能让我们清晰地拼凑出一幅完整、真实的历史图景。
珍宝岛是中国黑龙江省与苏联远东地区“界河”鸟苏里江上的一个小岛，对于珍宝岛事件的原委，中苏双方曾各执一词，互相指责对方；自然就形成迥然不同的版本。我国多数相关论着都将珍宝岛冲突定性为：中国军民抵抗侵略、正义的自卫反击战；反过来，苏方则认为是中国边防军人对苏方边防军主动发起进攻。
尽管与我国方面的立场和论述迥异，但参考苏方和第三方的说法，有助于认识历史真相，也会相映成趣。
按照苏方说法，三月二日事件是中方蓄谋发起的主动袭击，使苏军造成伤亡。
三月一日深夜到二日凌晨，大约三百名中国军人登上珍宝岛，在岛的西岸的灌木丛中潜伏下来，伺机发起袭击。他们都穿着白色大衣，与周围的雪融为一体，大衣下藏着武器；身上没带任何证件，苏军观察哨并未发现。
早上十点四十分左右，苏军边防部队接到报告说，从中国军队的工事中有三十人向珍宝岛方向移动。苏军军官И·斯特列尔尼科夫立即集合部队，乘坐装甲车（有边防部队的摄影师并带着摄像机、相机），到十一点十分左右，向中方“挑衅者”
抗议，要求他们离开苏联领土。一名中国人大声喊了句什么，随后就响起了手枪枪声。第一队人闪开后，第二队人用冲锋枪对斯特列尔尼科夫猝然发起扫射，斯特列尔尼科夫等人当场被打死。中国人抢走摄像机，但是没发现照相机。
这时，岛上猫耳洞里的中国伏兵也开火了，造成多人伤亡，剩下的人退到结冰的湖上，成为活靶子，多数被打死，只有根纳迪·谢列波夫奇迹般生还（后来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这时，驻扎在珍宝岛北边十七八公里处的B．布贝宁上尉带了二十人乘装甲车赶来增援。布贝宁在战斗中也受伤了，但他摧毁了中国军队的一个指挥所，中国人被迫撤退；但布贝宁的战车也被击毁了。
三月七日，苏联塔斯社和外交部新闻发布会称，三月二日冲突中，苏方阵亡三十一人，十四人负伤。此外，还有一名士兵阿库罗夫被中国军队俘虏，后来交还给苏方，但此人因伤重很快死去（关于阿库罗夫为何被捕，有两种说法：有说中国军队误以为他是军官；还有人认为，他被当成中国士兵）。中方伤亡大约在一百到一百五十人之间。
三月二日事件之后，中苏双方都在边境加强了力量。在离珍宝岛几公里处，苏军增派一个摩步师；中方也增派一个团，约五千人。
三月十四日大约下午三点时，苏军边防部队接到命令：从珍宝岛撤防（但是，至今俄罗斯学者认为，该命令极为蹊跷、诡异：命令的逻辑不明，是什么人下命令也不清楚）；苏军撤走后，中国军人立即以十到十五人为一组登上该岛；苏军予以回击，中国军人撤到岸边。
三月十四日晚八点，苏军边防军又接到命令：占据该岛。到零点之后，苏军指挥官杨申率六十名边防军人乘四辆装甲车登上该岛。
三月十五日早上九点左右，中方安置了高音喇叭，要苏军离开中国领土、“放弃修正主义”，等等；苏军也安放了高音喇叭，称：“趁现在还不晚，好好想想吧，你们面前是将中国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的那些人的儿女。”随后，陷入寂静。十点，中国炮兵开始轰炸小岛；同时，中国军队开始冲锋，战斗进行得很残酷。到十二点时，苏军一辆装甲车被击毁，二十分钟后，又一辆被击毁；有四五百名中国士兵试图攻击苏军后方。
中苏军队激战时，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出国了，勃列日涅夫在前往匈牙利的火车上，当地时间是凌晨，勃列日涅夫还在睡觉。中午十二点，才得以向勃列日涅夫汇报、联络；勃列日涅夫考虑近一小时后，要苏军动用一切手段，将“侵略者”赶出去。苏军动用了炮兵、摩步师，下午五点，苏军炮兵对中方阵地实施打击，中国军队开始撤退。此后，中国军队几次反击都被击退。
珍宝岛冲突其实是一场准战争，双方都动用了正规军，尤其是苏方甚至动用了火力强大的“冰雹”式火箭装置。在三月十五日的战斗中，中国军队伤亡大约八百人，而苏军士兵伤亡六十人（有数字说，中方损失在一千五百人到三千人之间）。苏方称，是中国人发起了进攻，被苏军守军击退。
三月三日，中国和苏联都对对方发出抗议照会；同一天，一万多中国民众在北京的苏联使馆附近示威；三月七日，十万苏联民众游行示威，并袭击了莫斯科的中国驻苏使馆，砸碎玻璃，投掷墨水瓶。
作为第三方的观察和分析，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三月二日的枪战可能是双方巡逻队的偶然相遇而爆发的枪战，苏方坚持是中国设下埋伏，“以掩盖他们（苏军）失败的事实”；同时，“苏联人滔滔不绝地描述细节和义愤填膺的程度”
使人生疑，因而这多半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
对于三月十五日的冲突，中方指出，三月十五日凌晨，苏军大批坦克攻击了中方的巡逻部队；按照剑桥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看法，这也像是苏军设伏诱使中国军队来进攻。
关于珍宝岛冲突，应该首先明确当时中苏关系的大背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矛盾加深且日益表面化，到一九六四年，中苏关系全面恶化，双方都召回大使。
边境地区成为双方宣泄不满的平台一九六〇年代里，中国政府指责苏联侵入中国领土等行径，而苏方也指责中国挑起冲突。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九年间，中苏之间的边境冲突不断，常常出现对骂、肉搏等滑稽情形。俄罗斯资料说，这种肉搏常常以苏方占上风而告终，为此，中方甚至特意从少林寺请一些武林高手参与。
有俄罗斯学者认为，一九六九年是中国“文革”的第四年，中国国内经济崩溃。
文化科技衰退，迫使中国政府急于转移视线，将一切问题归咎于苏联侵略者；而苏联领导人似乎也有类似需求，因而中苏冲突对双方都有好处。
关于中苏珍宝岛冲突的真相，至今仍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二〇〇七年，俄罗斯《金号角》电子报文章断言，流血冲突可能是中国军界精英（具体来说就是林彪）与苏联政界上层共同策划的阴谋。该文说，林彪借战争来提高其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九大”之后，林彪果然成为接班人，并写进宪法）；而苏联则希望扶植林彪，假他之手推翻毛泽东。但是，这些只是一种影影绰绰的假说、猜想，体现的是作者丰富大胆的想象力，并无多少切实可靠的档案资料依据。
“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边境冲突并未结束；在一九六九年八月，在新疆裕民县巴而鲁克山西部的铁列克提地区，中苏之间爆发了类似的严重流血冲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苏联借制造冲突来压中国妥协，回到谈判桌前。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苏联政府总理柯西金从越南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在北京机场与周恩来总理举行政府间谈判，之后，事态逐渐好转，流血冲突才算告终。中苏双方商定，保持边界的现状。有俄罗斯论者认为，此后，珍宝岛已经在事实上属于中国了。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日，中苏签署协议，边界按照乌苏里江主航道划分，珍宝岛划归中国。一九九七年中俄东段边界划界完成之后，珍宝岛就从法律上完全归属中国。
中苏两国因关系恶化和军事对抗而付出了巨大的经济、社会代价。面对压力，中国国内一度提出了“备战”口号。消耗了大量资源；而对于苏联来说，同样付出巨大代价。当然，迄今为止，尚无关于对抗年代里中苏在经济、社会领域付出代价的权威数据和研究成果。
“珍宝岛事件”及其历史记忆，对于中苏两国的影响不可低估。对于苏联国民来说，潜在的“中国威胁”似乎是一场噩梦。一九七三年九月五日，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发表《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影响非常广泛。索尔仁尼琴认为，在十年到三十年内，苏联面临的主要危险是与中国的战争，战争将使苏联失去六千万人口，而且都是最优秀的人口；在这场战争之后，俄罗斯民族将不复存在。导致战争的原因，就是十多亿人口的中国对未开发的西伯利亚的巨大压力和意识形态压力；但双方为了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爆发战争，显然是不值得的。
需要提及的是：“珍宝岛事件”的苏方亲历者维塔利·布贝宁因立下战功，逐步被提拔为将军；在勃列日涅夫的过问下，他还负责组建苏联特种部队“A小组”（即“阿尔法”小组的前身）。他曾在二〇〇四年出版了回忆录《血染达曼斯基之雪》。
作者在为苏联一番辩护之后，也在书中写下了惶惑：“能在谈判桌前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打一仗呢？”
谁先占领总统府
黄卫
六十年前的四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总统府。现在见到的一些回忆录中，有的讲是三十五军一〇四师，有的讲是一〇三师侦察连……到底是谁先进了总统府？《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了有关人士，刊登《六十年的罗生门：谁先占领总统府》一文，试图解开历史的迷雾。现摘录如下——六十年前的四月二十三日，南京解放。
戏剧性的是，解放南京的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王牌部队，而是在长江北岸担任佯攻和牵制任务的三十五军。军长吴化文是冯玉祥旧部，抗战期间曾投降日军，一九四八年九月刚在济南战役中起义。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渡江战役打响，二十二日当解放军主力部队从东、中、西三路渡过长江，尚在对南京形成大包围的进军途中，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就已经撤出南京了。这样，占领南京的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在了离南京最近的三十五军身上。
此时，南京几乎是一座空城，而来自南京前方的报道更是完全真空。新华社上百名前线记者，几乎全都跟随主力部队向江南纵深挺进，以至于四月二十三日这天，毛泽东等了整整一天都无南京消息。
他只好在第二天凌晨，为新华社写的《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的电讯稿中，用了“如果昨夜没有入城，则可能于今日入城”的措辞。
究竟是何人、何时最先进入南京、占领总统府，也因此而变得扑朔迷离，有了多个版本。在当事人言之凿凿、绘声绘色的讲述中，总统府门楼上的那面青天门日旗，不知道被扯下过多少次。
其中，一〇四师三一二团三营管玉泉等人，因有新华社记者邹健东拍摄的经典照片——管玉泉和战士们站在总统府门楼上升旗，而逐渐得到普遍认可。然而，近日师侦察连几位老同志的回忆文章，则提出了新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