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的粮草——二〇〇九年第一季度新书过眼录
王晓渔
在书评领域里最受关注的当代中国学者，二〇〇七年度是杨奎松先生，二〇〇八年度是徐贲先生。杨奎松的《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在出版之前多半会被资深出版人打入另册。作者在专业以外名声有限，内容以带有注释的学术书评为主，又没有学术出版基金赞助，这种书能够保本就已经不错了，谁想到它会获得各种媒体的热烈追捧，并且人选《中华读书报》
“二〇〇七年年度图书之一百佳”。徐贲的《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成为《南方周末》
“二〇〇八年年度图书（非虚构类）”，并且人选《新京报》“二〇〇八值得珍藏的二十本书”，这也超出了作者本人的想象，启之在《记忆的理由》（《南方周末》2009年2月26日）里透露：“徐贲估计，此书只有几百个读者。”几年前，徐贲的《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就曾寂寞无声。
从这种冷暖变化可以看出阅读风气的转换，虽然公民社会尚未形成，但是粮草先行，公民教育的书籍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新年伊始，杨奎松和徐贲分别推出新作《民国人物过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和《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新星出版社，2009年3月）。《民国人物过眼录》并非“新作”，杨奎松坦承“这个集子是硬编起来的”，是在丛书主编的再三推动下勉力为之。对这套“新史学”丛书，我最为期待的是李南央编注《父母昨日书——李锐、范元甄通信集(1938～1949)》（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笑蜀的《大地主刘文彩》和《苏联遗传学劫难》（均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感谢当年的水利部收缴了李锐和前妻范元甄的八百二十多封信和部分日记，使得这些私人史料得以保存。李南央在《可信的珍贵史料》（《书屋》2008年12月）里提到，自己和丈夫一起整理了三部父亲李锐保存下的史料：八十余万字的《父母昨日书——李锐、范元甄1938年~1960年通信、日记集》（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二十余万字的《云天孤雁待春还——李锐1975～1979年家信集》（美国：溪流出版社，2007年），近九十万字的三册含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七九年的《李锐日记》（美国：溪流出版社，2008年）。她表示，除了《云天孤雁待春还》中有一处在“父亲反复、强烈地要求下”做了一小段删节，其余部分坚持一个原则：一字不删、一字不改，哪怕有些文字会对父亲产生“负面”影响。这种态度，值得其他历史见证者的家属们学习。
《大地主刘文彩》和《苏联遗传学劫难》同样并非新作，前者曾经以《刘文彩真相》（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为题出版。刘文彩的水牢，存在于几代共和国儿童的记忆中，加深或者说奠定了我们对“万恶的旧社会”的理解。但是笑蜀通过研究发现其中很多纯属传说，水牢是“革命浪漫主义”的结果，刘文彩绝非十恶不赦，而是好恶参半。借用英国历史学者彼得·伯克《制造路易十四》（商务印书馆，2007年）的说法，这本书可以叫做《制造刘文彩》。与刘文彩同样着名的是“周扒皮”，他的曾外孙孟令骞在《半夜鸡不叫》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里，呈现了“制造周扒皮”的过程。健在的短工和长工，对“周扒皮”的回忆充满温情，几乎丧失了阶级立场。只有“半夜鸡叫”的创作者“文盲作家”高玉宝面对是否有“半夜鸡叫”的问题时，从容地表示“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假以时日，编辑一套“制造历史”丛书，一定不会缺乏选题。《苏联遗传学劫难》几年前以《背上十字架的科学：苏联遗传学劫难幻实》（当时作者署名陈敏，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为题出版，讲述了科学领域的“阶级斗争”，尤其值得理工学者一看，看看科学是否可以超然于极权主义之外。
李南央表示：“我们没有能力做更大的事情，但能这样为一个、两个、三个…甚至一群人提供些‘公民教育材料’，知足了……”黄宗江在《巨着（湘潭黎氏）》里讲到的亲身经历更加说明公民教育的重要性，他几年前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活动，问司机是否知道“四人帮”，司机回答“当然”，他问“哪四个”，司机回答“江青”，再问，司机回答“胡耀邦”。胡耀邦先生成了“四人帮”之一，对历史的遗忘真是比超音速还要快。黄宗江提到自己在文章里引用巴金的“只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常被京津沪各大报删去。编辑自律，可以理解，但是自律到这种程度，就有些夸张了。在集体失忆的情况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同时推出“口述历史”丛书和“回忆录”丛书值得关注，尤其在后者的待出书目里，可以看到《曹汝霖回忆录》
和李璜的《学钝室回忆录》，让人期待。
徐贲的《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一如既往地以“他山之玉”，攻“中国之石”。他拓宽了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空间，将全球正义、公共生活、公民认同、正义和社会之善、公众新闻、承诺、信任、保护弱者、正派社会、博物馆、民族主义、物品秩序、收藏和怀旧、公民社会、公民治理一网打尽——这很对我的口味。正如徐贲所说，这是“我们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学者的问题”。
读到一种电子读物《二〇〇八公民税权手册》，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出品，诸位可以在该研究所的主页下载。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理念是：“在自由立场上，倡导保护产权、深化市场、拓展个人、企业与NGO的活动空间；在公正立场上，倡导透明开放的宪政秩序，避免对弱势群体的制度性伤害；推动中国朝尊重人权、民主宪政和公民社会的方向转型。”我对这种理念几乎完全赞同，只是在“避免对弱势群体的制度性伤害”上稍有异议，宪政秩序不仅保护弱势群体，也保护其他公民。在我看来，弱势群体不是专指老少边穷、鳏寡孤独，所有受到制度性伤害的公民都是弱势群体。《二〇〇八年公民税权手册》从公民的另一重身份纳税人的角度出发，梳理政府和纳税人的关系，陈述政府的责任和纳税人的权利，这些都是当下最为稀缺的“常识”。尤其是一些公仆们，忘记他们的收入“取之于民”，自然也不会考虑如何将税收“用之于民”。位于江苏欠发达地区的灌南县，投资上亿元修建的市民文化中心，建成之后成了政府办公楼，对此灌南县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刘琴代表灌南县官方向媒体表示：“我们的办公楼哪里‘豪华’了？再说，手续都是合法的，又没有使用老百姓的钱。还有，我们的这个工程也没说是‘惠民工程’。”（《东方早报》2009年2月20日）如此雄赳赳、气昂昂，大概在这个公仆兼父母官看来，政府的钱来自造币厂，与纳税人无关。公仆不愿关注常识，可以理解，但是很多并非公仆的公民对此不闻不问，等于放弃自己的权利。
与很多纸质读物强调版权不同，《二〇〇八公民税权手册》“欢迎下载传播”。公民意识的培养不必从抛头颅、洒热血的大事做起，编写常识手册就是公民意识的最好展现，即使没有能力参与编写也没有关系，阅读并且与朋友分享，这只是举手之劳。最近读到一种杂志《我爱摇滚乐》，那种寓教于“乐”（兼有娱乐的“乐”
和音乐的“乐”）的方式，让我在地铁里看得笑出声来。在这本杂志上，我还看到了《二〇〇八公民税权手册》的片段，分外亲切。在新闻事故高发地区安徽阜阳，《罗伯特议事规则》（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的译者之一袁天鹏先生成功地将这一规则引入乡村会议，催生了“萝卜白菜规则”，村民按照程序讨论公共问题。看到《二〇〇八公民税权手册》和“萝卜白菜规则”，有一种铁树开花的感觉，让我想起一句广告词：“我们一直在努力。”
努力未必会有回报，有时还会付出代价，二〇〇五年吉林艺术学院教师卢雪松女士因为表达自己的观点被取消授课资格。最近有幸获赠她与先生赵雨合着的《元典之命运：以一九五六年思想学术境遇为中心》（香港国际学术文化资讯出版公司，2008年1月），这本书着眼于“一九五六年的诗经学研究”，却没有限于盖棺定论的学术史模式，而是试图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之间寻找“一个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这种基本共识曾经存在，可是在今天似乎烟消云散，尤其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认定“安内必先攘外”，几乎成了“文化闭关主义”。“新儒家”
徐复观和“自由主义之父”胡适，在对待文化传统的态度上有着很大的分歧，但是徐复观听到胡适逝世的消息，立即打电话给杂志，请求停止刊登此前写就的涉及胡适的批评文章，并且撰文《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哀悼胡适之先生》（载《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表示：“强调自由民主，是超学术上的是非的。”自由主义主要是政治理念，保守主义往往是文化理念，二者完全可以共存。
谢岳先生在《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威权主义政治》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里指出，在文化与民主的匹配问题上，民主理论家经历了一个从基督教、天主教、儒教到伊斯兰教的理解过程，在民主实践中儒教社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对儒教是否适合民主一概而论，而是要分梳儒教的不同脉络，同时分析文化传统里的其他思想资源。在我看来，把文化传统界定为儒教，本身就是值得讨论的，毛泽东教育郭沫若“百代都行秦政制”，他很清楚“儒表法里”的法家是主旋律。有的学者为了在文化传统里寻找民主资源，把法家等同于法治，这是南辕北辙。文化只是《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威权主义政治》里很小的一部分，这本书主要分析了民主转型的理论、条件和模式，威权主义的政治结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以及抗争的过程与机制。谢岳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着作的译者，蒂利的《社会运动，1768～2004年》（胡位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指出社会运动不是泛指所有的公共行为。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首先需要区别群众运动和社会运动，一提到民主就想起了“文革”，就像把法家等同于法治，也是南辕北撤。
在声势浩大的反低俗运动中，网友们已经体贴地为世界名画中的裸体们穿上了衣服，不知波德莱尔的《人造天堂》（郭宏安译，三联书店，2009年1月）是否属于低俗文化？这位“恶之花”诗人的天堂，由酒、大麻和鸦片制造。波德莱尔这样描述天堂和地狱的关系：“那些追寻天堂的人所得到的是地狱，他们正在成功地准备着这个地狱、挖掘着这个地狱；这种成功，如果他们预见到的话，可能会吓坏他们的。”
同样的意思，海涅也曾说过，马克思曾经引用过这句话：“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不可预知的畅销
楚越
最近几月，几本畅销书横空出世，打破出版市场持续已久的低迷。《中国不高兴》、《小团圆》、《常识》、《朗读者》等书，内容迥异，畅销原因也不一而足，引起的关注却有相似之处。本文选择其中几本，简略介绍其内容及相关的评论，希望能够提供一些“悦读”的线索。
《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
如果《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没有取这个书名，或许不会这么轰动。作者之一的王小东说，虽然书的副标题更能涵盖此书的内容，但如果没有大标题，光靠副标题，这本书的销量可能还卖不到现在的一半，“是这个名字让书更有传播效率”。这本二〇〇九年三月出版的书，上市后很快成为炙手可热的畅销品种，销量一涨再涨，据《中国新闻出版报》的报道，目前已经超过五十万册。书的腰封上，罗列了五位作者的身份：央视和凤凰卫视军事评论员宋晓军；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民族主义领军人物王小东；剧作家、社会学家、《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副主编黄纪苏；图书编辑及电视策划、撰稿人宋强；学者、资深媒体人刘仰。书的宣传语称这是一本同道人所写的“为国直言、替天行道”
的时政奇书。出版商的宣传策略则是，把它当成一九九六年《中国可以说不》的延续，核心卖点仍然是激进的民族主义。
从内容上，《中国不高兴》分为三个部分：“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中国的主张”
和“放下小菩萨，塑伟大之目标”，本着“通过批判中国现实、揭示中西关系来呈现以下主题——中国要做一流国家，依托国家大目标实现众生幸福平等，告别自我矮化的精神历史”之目的，作者们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大胆的、甚至偏激的建言，表述激烈。他们建议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应该“持剑经商”，“中国要有条件地和西方决裂”，而不是一味地讨好、逢迎、跟西方接轨。此外，“不能任由美国绑架世界”、“撕破西方的面纱”、“西方人的自以为是，是被我们惯出来的”之类的句子，也是触目可及。对那些他们认为的亲西方的知识分子——像王小波、崔卫平等，进行了大力的批判。关于此书的缘起，策划人张小波称，去年秋天，他和五名作者做过一次长谈，随后把大家三天中的谈话整理出来，形成这本书。所以，这本书也可以算是一个谈话记录。而作者之一的王小东说，讨论的内容不是三天拍脑瓜想出来的，是十几、二十几年思考的结果。
不论是民族主义还是作者们所辩称的爱国主义，这本书中的激烈言辞和观点，引发了一波波的争论，也引起了国际舆论对中国“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