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学生，学习却不好。怎样证明自己革命呢？就特别渴望参军打仗。当“文化大革命”来临之际，觉得考验和表现自己革命的机会到了。在运动中紧跟“伟大领袖”，紧跟中央文革，紧跟《人民日报》，为当个红色打手、红色暴徒、红色造反者而积极努力。
一九六七年初，在动物园旁的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了一场首都中学生批斗“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的大会。当时是首都中学红代会头头李冬民通知我们学校红卫兵的，要选派十来个人去担任押解黑帮上台的任务。因为我穿一身军装，比较健壮，因而荣幸当选。
记得耀邦是被一辆华沙牌小轿车送来的。他身穿一件黑呢子大衣，个子出奇的矮，大约要比我矮半个头。身体瘦小。下车后，他表情平静恬淡，挺着胸脯，在我们几个人的围簇下从旁门走进展览馆剧场后台。一路上他默默无语，就好像去上班一样从容不迫，镇定自若。
“三胡”他是为首的，要被第一个押到主席台前。我和另外一个红卫兵，各揪住他一侧后脖领，攫着他一条胳膊，把他喷气式状押到台前。随着他的出场，下面黑压压的中学生高呼口号。
到台上站定后，我们两个押送者就松开他的脖领和臂膀，让他自己独自站立。
我们则站在他身后。耀邦默默地低着头，双腿站得笔直。我们看押者每隔二十分钟左右就换班休息，另外一批红卫兵上来接替我们看押。当时我们都是十六七的小伙子，站一会儿腿和腰都觉得累。耀邦他们三个“黑帮”却从始至终一直低头立正站着，其疲累程度可想而知。
来自各个中学的代表一个又一个上台，义正词严地发言批判“三胡”。由于北京市各中学的工作组成员很多来自团中央，所以北京中学生对团中央意见很大，憋了一肚子怨气，就把怒火撒到了“三胡”
身上……
这次批斗会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二十年之后，一九八七年初，当听到耀邦辞职的消息时，心里非常非常难受。
这时候，我对耀邦已经有些了解，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
我知道，一九七九年贵州有个“启蒙社”最先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贴出了大字报，揭露极左政策，被当时的公安部门认为反动组织。耀邦却主张用教育的办法，温和地解决这个组织问题，受到公安部坚决反对。
我知道，他曾接见过“四五天安门事件”和西单民主墙下的活跃人物。这两位青年都被公安局挂了号，属危险分子。一般干部都不敢沾他们，高级干部就更躲得远远的了。在当时的中共政要中，耀邦是唯一接见过他们的中央一级领导。
我知道，他同情民众疾苦，积极大胆地为很多冤假错案平了反。比如江西赣州的李九莲问题、福建的地下党问题、河北的伊玛尼党冤案以及刘少奇、彭德怀等大冤案。当他向邓小平提出要给六十一个叛徒集团平反时，连老邓都没想到，有些惊讶地问：“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最可贵的是那六十一个叛徒集团之中还包括原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当初曾把挂职到陕西省委主持工作的耀邦整得死去活来，被迫灰溜溜离开陕西。但当刘澜涛被打成叛徒后，耀邦却毫无芥蒂地花大力解救他于水火。
我知道，他待人宽厚，从不落井下石。
老红军、原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吴自立曾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干部会上当众嘲讽他：“我参加革命那阵，你还穿开裆裤呢。”把耀邦骂个狗血淋头。后来吴被打成“彭德怀分子”，一九七二年七十多岁了还遭尽毒打关押，特地给毛主席写信，派儿子去送。儿子找到了耀邦。当时耀邦自己还没解放，却不怕犯“包庇彭德怀黑干将”
的错误，也不计较吴自立与自己私交不好，积极帮助转交信件，终于改善了吴的处境。
我知道，他对老战友的孩子有情有义，所有受苦受难的老战友子女他都热情相助，从不刁难摆谱不理。他家成了落难子弟的庇护所。本人前妻之父曾涤原是王震部下，“文革”中被中组部郭玉峰迫害致死，孩子全流落外地。其母为孩子的调动费尽心血，找过王震，得到的却是一堆官话，毫无用处。无奈之下又托人把材料转给耀邦，耀邦当即批示将曾涤小女儿从广州一八九医院调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门诊部。
我知道，耀邦是个孝子，真诚善良，襟怀坦白，从不戴假面具，装模作样。听说父亲死后，他像个孩子一样在办公室里捶胸顿足，号啕大哭。新来的秘书推门进来，他什么寒暄话也没有，就是痛哭流涕，完全失态。令秘书大吃一惊，感到这个首长“不深沉”。
他曾经说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可有，如此人际关系才能融洽。
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人不设防，有时候那么单纯，一点不油，根本不像个政治家。这样的好人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把手真是一个奇迹。他在中国当代历史上顶天立地。
一九八七年一月某天晚上，我从广播中得知耀邦辞职的消息。思绪起伏，心情抑郁，非常痛苦。再没心思玩摩托车了，当即就把摩托车卖掉，以至于被老婆臭骂一顿。
这年年底《血色黄昏》出版之后，我感觉应该送给已经下台的耀邦一本。让他知道，当年在批斗会上曾经押过他的人，现在对他充满敬意和内疚。
中央大官，我的书只送给了耀邦一个人。当时也并没奢望能得到什么回音。
一九八九年春，工人出版社给我转来了一封来自广西的信，有位自称李洪欣的在信中写道：我岳父孙洪泉（广西自治区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是耀邦同志的老部下。当耀邦在南宁的时候，我们多次到耀邦住处看望。闲聊时耀邦曾问我认不认识老鬼，我说不认识，但能找到他。耀邦说：请你转告老鬼，他给我的书收到了，向他表示感谢，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真让我万万没有料到。
这是一九八九年春他逝世前所发生的事。每逢想到此，就无限的惆怅，无限的悲伤。耀邦多么平易近人啊，对我这样一个崇尚武力的打手，曾经押过他、撅过他的红卫兵造反派，本可以置之不理却不置之不理，还认认真真地托一个年轻人捎话。
耀邦的肉体生命虽然没有了，他的精神生命犹在。他自己曾说过：“我本来不是当总书记的材料，而是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特殊的岗位。”
他永远不孤单，他的好评如潮，他的名字万古流芳。
王洪文闹离婚
王文正口述沈国凡整理
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国大审判》第二部《特别法庭内外纪实》，披露了当年审判“四人帮”的一些内情，以下内容便是此书提供的——王洪文从上海到北京担任党的副主席之后，曾向妻子提出过离婚。
有人说，这是王洪文地位变了，看不起仍然还在工厂里做工的妻子了。
真是奇怪，“四人帮”中从上海进京的三个人中，竟然有两个都曾提出过要与妻子离婚。这个王洪文，对不起他的妻儿老小。
自从王洪文进京以后，为着个人的利益和权力，更加地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搞在一起，一个中国历史上特别具有时代特色的名词出现了——“四人帮”。
这时，王洪文加紧催促妻子同意与他离婚。他不但让自己的秘书去劝说，同时还让他在上海的余党去帮着做这件事情。
王洪文的老婆是一个非常朴实的工厂女工，当得知这件事情后在电话里对王洪文说：“离婚可以，你当你的大官，我做我的工人，但是孩子得归我，否则就不同意离婚。”
王洪文见一向嘴紧的老婆终于答应了，感到很高兴。
王洪文说，过几天他的秘书廖祖康将回上海，到时将把孩子给她带回去，以后有什么事情，还可以找他的秘书帮助。
老婆告诉他说：“我自己能劳动，能养活孩子们，不要你什么。”
王洪文没有想到老婆这次竟这么痛快地答应，而且除了孩子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便开始准备离婚的事情。
这件事情很快就被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知道了，他对此非常生气，认为王洪文变质了，不像一个工人出身的副主席，倒有点像封建时代的官员，骂王洪文是一个“陈世美”。谁知事情却并没有向王洪文预想的方向发展，形势发生了令他意想不到的急剧变化，没过几天“四人帮”
就被粉碎，王洪文一下子成了阶下囚。
在审判“四人帮”之前，党中央决定在这四条“腿”中先“断”其一条，使其失去“平衡”。由于王洪文资历最浅，又是靠“文革”中造反起家，因此决定先“断”王洪文这条“腿”。
在经过预审时的反复较量之后，王洪文在法庭上的态度明显好于其他三个人。
在对王洪文的最后一场法庭辩论中，公诉人发言结束，曾汉周审判长对王洪文宣布：“被告人王洪文，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你可以行使辩护和最后陈述的权利。”
接连不断的法庭对质和辩论，已经将王洪文所犯罪行统统揭露出来了，他这时稍微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坐在审判台上的几位法官，又将头低了下去，然后说：“我没有什么值得辩论的。在这里我只想说明一点，在法庭调查中，王秀珍在作证时，提到我曾经说过‘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这样的话，这话我不是这样说的，也不是这样的意思。我当时是说林彪控制军队那么多年，许多部门和单位都被他的死党把持着，没有我们的人，别的我就不想多说了。”
为了慎重，审判长曾汉周再次向王洪文宣布：“法庭辩论结束。王洪文，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你有什么要讲的吗？”
王洪文最后说：“我只讲几句，我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实，以及大量证据，都是事实。这些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我已经如实作了回答。就今天这个机会，我向法庭表个态。‘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经过几年来的反省和交代，特别是在公安预审和检察院的调查过程中，使我逐步认识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我个人在这个集团里面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严重的，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真是罪行累累，罪恶滔天。我是这个集团里的一个重要成员，我的罪行是大量的、严重的，同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我犯下了参与诬陷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组织帮派武装，煽动民兵武装叛乱等严重罪行。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罪。我自己感到，由于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边很深，罪行严重，完全转变立场还要有个过程。但是我有决心改变立场，改造自己。我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的机会。我的陈述完了。”
审判结束，特别法庭最后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关人秦城监狱。
那一年国庆节的中午，监狱的卫兵通知王洪文，说是有人来看他。
王洪文一听顿时感到十分惊愕，此时此刻，还有谁敢来看自己？
当他被带到监狱的会客室里时，不由得一惊，停住了脚步。站在他面前的不是别人，竟然是他想要抛弃的结发妻子崔根娣。
王洪文惊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泪水在眼眶里转动。
妻子告诉他说，这一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以后每年这个时候她都会带着孩子们从上海来看他的。
内疚啊！痛苦啊！王洪文无颜面对面前这个善良的女人，将头深深地埋了下去！
王洪文对妻子说：“我们离婚吧。”
妻子咬着牙，对他一字一句地说：“你犯了罪，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怎么判你我不管，但我不离婚。你还年轻，又是苦出身，走错了路可以回头，我要等你。”
王洪文还能说什么呢？他看着妻子，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
韩寒的写作之路
陈平
二〇〇九年年末，韩寒成了众多媒体关注的一个热点人物。许多报刊把他评为“年度人物”、“风云人物”，有的报刊还在“二〇〇九年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一百人”的评选中，把韩寒的名字列在其中。
然而，韩寒并没为此所动。他身边的朋友说，他并不显得高兴，他的兴奋点不在这儿。
二十七岁的韩寒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的博客从二〇〇六年起，点击量近三亿，成为全球点击量最高的博客。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三重门》发行量超过两百万册，是我国近二十年发行量最大的长篇小说。他还是一个赛车手，是我国职业赛车史上唯一的一位双料冠军。生活中的韩寒又是孝顺、善良、仗义疏财，不奢侈，被人称作“十佳青年”……可是，也有人对他不甚满意，认为他说话偏激，不留情面，有些桀骜不驯。
不管你如何看待，对于韩寒——其实还包括许许多多这一代青年——我们应该去了解他，应该加强和他的沟通。无论是肯定或否定，都应该想想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在读他的文章。为了增添对韩寒的了解，我们特地编发部分资料——韩寒生于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早晨，“韩寒”这个名字与寒冷和冬天无关，韩寒还没出生的时候，他父亲就已经为他取好了这个名字。
别看韩寒总是批评应试教育，他小时候却对分数很在乎。一年级期末考试，韩寒语文得了九十九分，原因是他把“一座桥”写成了“一坐桥”。老师因此给他扣了一分。韩寒不服，去找老师理论，他说字典上说可以这样用，然后就当场与老师查看《新华字典》，果然这两个字用法相通。
韩寒有天资，也很勤奋，但他却一直没能跻身班级最前列。他的成绩只是中等偏上，他从没得过让许多同学引以为豪的数学、语文“双百”。
韩寒进罗星中学时的摸底考试，三门功课一共考了二百七十三分，平均每门九十一分。韩寒以为自己可以进入班里的前五，后来一看排名，发现自己竟然排在第四十二名，这事对韩寒的信心打击很大。
韩寒在班级里虽然名次偏后，但起初各门功课的成绩还是比较均衡的，后来他渐渐对数学、物理、化学不感兴趣。韩寒刚进校时的第一篇作文——《我》，令当时的副校长，也是他的语文老师赞不绝口。
韩寒中考只有四百六十八分，只能进区重点的自费班，但由于韩寒在金山区中学生三千米长跑比赛中获得男子第一名，所以他被松江二中作为体育特招生招了进去。刚进松江二中时，韩寒因为个性突出，有时表现出对老师不够尊敬。一位老师就用一个古老的故事来开导他，跟他讲“一瓶水不响半瓶水咣当”的道理。谁知韩寒向老师要来纸和笔，当即作画一幅，他画了两个瓶子，一个瓶子很小，但水装得满满的：另一个瓶子里虽然只有半瓶水，但这个瓶子却很大。韩寒指着那个大瓶子对老师说：“我就是这个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