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低着头，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并时刻准备着招来一顿急风暴雨式的批斗。但奇怪的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屋子里静静的，好像没有其他的人，一个低低的声音传到我的耳中：“是这样……”停了停，他又说道：“对不起，我们不知道你家中还有一个大妈。好吧，再多加二十块钱吧……”
那天，我像胜利者一样飞快地跑出了总统府的大门，又飞快地跑回了自己的家中。一百块，整整一百块呀！我兴奋地将它们交到了妈妈的手中，我盼望看见她的笑容，看见年幼的弟妹们的笑容……但是，那天我独独没有记住那位给我钱的人长什么样，也没有问他姓甚名谁。
依理推测，这位“叔叔”绝非一般的“革命群众”；他有权，起码是“革命委员会”中的一名重要领导，否则又怎么可能私自做出决定，一下子就给“大叛徒”陈白尘多发了二十元的生活费？如果是这样，他又为什么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呢？这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阶级立场”问题啊，他难道不怕“引火烧身”吗？
想不明门，整整四十年过去了，还是想不明白。为此我要写出这篇《寻人启事》
——不管他在后来的清队中是不是“三种人”，也不管他是否忏悔过自己的这段“造反”生涯。历史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天：不仅为了那救命的二十块钱，更为了在他的身上竟然还残存着那个年代绝对不允许有的“人性”。
拜托了，一切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们！——时间：一九六八年的六月；地点：
省文联办公室；年龄：四十岁左右；身份：
革命委员会中的一名领导……第1章人物志
红颜未必祸国——也谈“赵四风流朱五狂”的朱湄筠
蔡登山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很轻易地占领了我国东北。当时张学良执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事变之时，张学良在北平养病，日本新闻通讯社就利用这个机会，制造“‘九一八’之夜，张学良正在北京饭店和影星胡蝶跳舞”的新闻。于是有不少报纸就根据这新闻绘声绘影地大加渲染，还有人根据它来编剧本，写新旧体诗。其中最为传颂一时的是教育家马君武仿唐李商隐《北齐》体于十一月二十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的感时之作《哀沈阳》二首，诗云：
其一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
其二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李商隐的《北齐》二首是咏史之作，讽刺北齐后主高纬宠幸冯淑妃而亡国。马君武对《哀沈阳》二首甚为得意，说这些佳句足以和吴梅村（伟业）痛谴吴三桂的《圆圆曲》相媲美。诗诚然是好诗，但所言却非事实。马君武显系根据报纸所载，摭拾浮言，轻率讥评人物。陈定山在《春申旧闻》书中就说：…九一八’事变，东北五省一夕失守，报纸喧腾，谓张学良与胡蝶共舞。其实胡蝶于时已恋有声（按：潘有声），事变之夕，胡蝶并未离开上海，此与‘一二八’事变，谣言陆小曼与王赓者，事出一辙。美人祸水，常被后人歪曲描画，点缀历史。其实：‘吴亡何预西施事，一舸鸱夷浪费猜。’
千古沉冤，正恨无人洗刷耳。”
根据文如（笔名）发表在一九七五年香港《春秋杂志》的说法，他说“‘九一八’
事变后第三年我移居北平，从许多政界朋友口中，知道‘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张学良还在协和医院养病，他的体力还不能够支持他‘舞几回’。”文如的说法是，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国民会议”在南京开会，张学良于四月三十日到南京出席，五月十三日会后，宋子文请张学良游玄武湖，其时风雨迷蒙，湖船来往于樱桃垂柳之间，风景绝佳。宋张二人有说有笑，很是高兴。张学良随手摘了一簇掠船而过的樱桃，吃了几个。大概是樱桃带有细菌，张吃了之后即生病。大会是五月十七日闭幕的，张学良因为要坐镇华北，未便久离，在大会未闭幕前即先行北返，五月十八日便在北平病倒了。病势来得很凶猛，经医生诊治，认为是严重的伤寒症，立即移住协和医院，进行治疗。这一病、就病了差不多三个月才脱离险境，到九月初旬，他已经可以出来略事应酬了，但还要住在医院休养。“九一八”那一晚，张学良在他的私邸设宴款待宋哲元等人，据说这个宴会颇重要，故张不能不亲自出席。罢宴后，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又请一班客人在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的《宇宙锋》。这事后来也得梅大师的证实。不过，张只坐了一会，就先离席而退，回协和医院休息了。大约是久病之后，体力未充足，不能久事应酬之故。张学良睡去很久之后，沈阳方面有电话向他报告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消息。这大概是马君武诗中“告急军书夜半来”的由来。张学良接通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电话，了解详情；着左右终宵与南京当局电话联系并亲自通话，请示如何应变；迅即召来顾问端纳，让他通知欧美各国驻北平新闻记者，夤夜通报日寇攻占沈阳的消息……“是夜，张学良庶几没有休息。待记者招待会毕，他才回到病房稍睡些许时间。”（汤纪涛：《张学良二三事》）
而胡蝶在她的回忆录中说：“世间荒唐的事情还真不少，沈阳事件发生的时候，我那时还跟明星公司摄影队一起逗留在天津，没有踏入北平一步……后来为拍《自由之花》到北平时，已是‘九一八’事变约一周，未料此行会引起一段莫须有公案。”“在北平期间因为三部影片（按：《自由之花》、《落霞孤鹜》和《啼笑姻缘》）同时开拍，生活极其紧张。同时，张石川为防大家散漫，影响拍摄进度，订下了严格的生活纪律，所以空闲时间不多，即或有些大的应酬，都是集体行动的。我和张学良不仅那时素未谋面，以后也从未见过面，真可谓素昧平生。”而据王益知的《张学良外纪》书中说：“至于胡蝶来京摄《啼笑娴缘》
外景，是在‘九一八’后几天，胡住在香厂东方饭店，是三层楼的建筑，楼下只有两个大房间，装有浴池，设备简单，并无舞厅，更不是适当的交际场所。”王益知晚年在《亦报》所写的《张学良外纪》，可信度极高，囚作者跟张学良多所接触故也。
一九二七年，钱芥尘替张作霖在沈阳创办了《新民晚报》（与上海的《新民晚报》无关），但囚他正在上海忙着主编《上海画报》，所以具体的编辑事务，便是委托《晶报》的王益知负责的。
明星公司的剧组在北平忙碌了一个多月。在离京前，梅兰芳在家中宴请了洪深、张石川、胡蝶等二十余位摄制人员，对于外界的传言，席间，梅大师曾言：“九一八”
那天晚上，张学良在戏院看我的演出。而胡蝶他们对此言并未在意，可能是忙昏了头，对外界的事竞一无所知。十一月下旬他们回到上海，胡蝶到家时顿时发现气氛不对，父亲把一摞报纸摔过来：“你在北平干什么事我们不知道呀，你自己看看吧！”
胡蝶看到那些报纸上的大字标题是：《红颜祸国》、《不爱江山爱美人》、《东三省就是这样丢掉的》，再看内容，不由大呼：“这根本不是事实，全是造谣！”明星影片公司为此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上海《申报》以胡蝶的名义刊登辟谣启事：
“蝶亦国民一分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负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真是狗彘不如者矣。”导演张石川及演职员洪深、郑小秋、夏佩玲、龚稼农等，也登启事并刊报端，为其作证。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赵四小姐赵一荻，电影皇后胡蝶，一为张学良的红粉知己，一为影坛风云人物，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那么另一位与她们并列的朱五又是谁呢？她就是朱启钤的五小姐朱湄筠。朱启钤又是何许人也？
朱启钤（1872-1964）字桂辛，晚年号蠖公。中国政治家、实业家、古建筑学家。
祖籍贵州紫江（今开阳县），生于河南信阳。其姨夫是军机大臣瞿鸿禨。拜徐世昌为义父。光绪举人。曾任清末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北京外城警察厅长、内城警察总督、蒙古事务督办。民国时期历任京浦铁路督办、交通总长、内务部长、代理国务总理。一九一四年主持创建中国第一个公园：北平中央公同（今北京中山公园），创建中国第一所博物馆：故宫古物陈列所（后并入故宫博物院）。一九一五年底任袁世凯称帝大典筹备处处长，主持拆正阳门瓮城。一九一六年帝制失败后隐居在天津英租界。一九一七年参与经营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兴轮船公司。一九一八年任安福国会参议院副院长，发起国人开发北戴河等工程。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失败后，朱启钤愤而辞去北方议和总代表的职务，蜗居京门，从此再没有踏入政坛。他致力于社会公益活动以及对古建筑的研究。
一九三〇年创办研究我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同年被张学良委任为北平市长（未就任）。一九六二年被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病逝于北京，享年九十三岁。
曾被称为“洪宪余孽”的朱启钤，他的一生颇富传奇性，早年从政，中岁后忽附和袁世凯称帝，为其策划帝制，收场被通缉，后来获准特赦重返北京，又在政海中游泳片刻，此后真的“遯迹山林”，潜修学问。胡适在一九二二年八月五日的日记中说：“在君（按：丁文江）邀我吃饭，请的客都是曾捐钱给地质调查所图书馆的人，有朱启钤、刘厚生、李士伟……等，共十三人。这是我第一次见着朱启钤。此人自是一个能干的人；听他的话，竟不觉得他是一个不读书的人。他是近十年内的第一个能吏，勤于所事；现在他办中兴公司，每日按时到办公室，从不误事。交通系的重要分子，以天资的聪明论，自然要推叶恭绰；以办事的真才论，没有可以比朱启钤的。”
朱启钤着有《李仲明营造法式》、《蠖同文存》、《存素堂丝绣录》、《女红传征略》、《丝绣笔记》、《芋香录诗》、《清内府刻丝书画考》、《清内府刺绣书画考》、《漆书》等书。
从北洋政要到着名学者，朱启钤见证了百年波诡云谲的历史。
朱启钤的次子朱海北说：“我父与张作霖在清朝末年曾有一段交往。那是光绪三十二年（按：当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时，先父襄赞政务并任蒙务局督办。徐世昌任命张作霖为五路巡防营前路统领，驻扎洮南府。先父几次视察政情至洮南，由沈阳出法库，经济尔沁左翼后旗、通辽，再经科右翼后旗、扎赉特旗，至黑龙江省，经杜尔伯特旗至哈尔滨……一路都由张作霖派人警戒护送。所以对张学良来说，我们两家是两代世交。他把先父尊为父执前辈。”
朱启钤与原配夫人陈光玑、继室夫人于宝珊共育有二子十女：陈夫人生长子朱沛（1890年生）、长女湘筠（1894年生）；于夫人生次女淇筠（1898年生）、三女淞筠（1899年生）、四女津筠（1904年生）、五女湄筠（1907年生）、次子朱海北（1909年生）、六女洛筠（1911年生）、七女浦筠（1912年生）、八女沚筠（1914年生）、九女汀筠（1915年生）、十女浣筠（1916年生）。
其中沚筠四五岁时死于猩红热，而浦筠于十七岁时死于脑膜炎。
除了七女及八女早故外，朱启钤的八个女儿都嫁给显赫的人物，长女湘筠于一九一四年嫁给宛平的孟某，似系北京着名绸缎庄瑞蚨祥的小老板。二女淇筠于一九一三年嫁书法家章棂（章一山）之子章以吴（周恩来天津南开中学同学），生子章文晋为外交家。三女淞筠于一九一五年嫁给陈清文。四女津筠于一九二五年嫁张学良的副官吴敬安。五女湄筠于一九三〇年嫁张学良的机要秘书朱光沐。六女洛筠于一九三四年与张学良之弟张学铭在德国结婚。九女汀筠于一九三五年嫁黑龙江三省督军兼省长吴俊升的儿子吴泰勋（一名吴幼权）。一九四八年，中航机空中霸王号由上海飞香港，到香港上空，撞毁，乘客三十余人皆死，朱汀筠在其中亦无法幸免。十女浣筠嫁蒋介石保健医官卢致德，一九四九年跟随到台湾。卢致德曾任台湾荣民总医院院长。
由于朱启钤游历过欧美，思想较新，从不限制子女的社交活动，因此他家小姐们活跃于交际场合，在社会上颇有名望。
其中朱三和朱五在民国初年可说是名噪京华，八方倾倒！据传，民国某日，上海进步党人之舆论机关《时报》便发表一首竹枝词讽刺当时内务总长朱启钤的女儿，诗日：
欲把东亚变西欧，到处闻人说自由。
一辆汽车灯市口，朱三小姐出风头。
当时私人拥有汽车的可说是寥若晨星，但朱家已有了汽车和画舫，难怪要引人注目了。至于“灯市口”，说的是那里有个某会堂，是中外仕女举办舞会的中心。
至于朱五小姐湄筠，出名则因马君武的那首《哀沈阳》。其实张学良跟她没有任何暖昧关系，偏偏被马君武的诗扯到了一起，让他们俩都大呼冤枉。张学良晚年接受唐德刚采访时说：“我最恨马君武的那句诗了，就是‘赵四风流朱五狂’……她（朱五）小的时候，我就认得她，我同她的姐姐是朋友，仅仅是一般的朋友关系。她的四姐还嫁给了我的一位副官。这首诗我最恨了，我跟她不仅没有任何关系，我都没跟她开过一句玩笑！”少帅一生风流，女朋友不少，对此也从不讳言，偏偏被人把这个一句玩笑也没开过的朱五小姐扯到一起，让他大呼冤枉。
朱家和张学良家是世交，往来密切，彼此之间也颇有渊源。朱海北就回忆说：
“一九二四年夏天，张学良来到北戴河。当时正在酝酿第二次直奉大战，张学良将军花费重金在法国购进水上飞机，由秦皇岛来北戴河海滨进行试飞。当时他自兼航空署督办，同来的有航空署副署长冯庸、原南苑航空学校教育长姚锡九、少校飞行驾驶员吴敬安、少校秘书朱光沐、飞行员衣里布（蒙族）、法籍教官布雷等人。张学良到海滨后立即来拜访先父，还热情邀请我们全家到海边观看飞行。我们如约去了，临时他又提出请我们乘坐他的飞机作空中游览。我四姐津筠勇敢地上了飞机。我刚登上舷梯，被母亲一把拉住，因为老人家觉得这是冒险的行动。午间，我父亲设便宴招待学良将军一行。”
朱海北又说：“张学良将军在天津有一座豪华的公馆，院子里建有网球场，楼上设有台球房，庭园宽敞，和我家的天津寓所是隔壁近邻。二次直奉大战，奉系取得胜利，天津又是东北军的势力范围，张学良经常驻节津门。每次他回到天津的公馆必邀请我哥哥、姐姐和另外几家门第相当的世交好友去打球跳舞。……张学良身边的得力僚属都是颇有才华而又倜傥风流、事业心很强的青年。在频繁的交往中，彼此增进了感情，在张学良将军和冯庸的撮合下，我四姐津筠与吴敬安于一九二五年结了婚。后来五姐湄筠又嫁了朱光沐。
而张学良与赵四小姐（赵一荻），也是在这个时期，通过和她的哥哥赵燕生及其二姐、三姐与我们一起交往而相识的。赵四小姐的父亲赵庆华是我父亲的老部下、老朋友，先父任交通部总长时他在部任司长，后来叶恭绰任总长时，他又先后任津浦和沪宁铁路局局长，随后当过交通部次长。他有六男四女，一荻最幼。一荻的六哥燕生与我同学，她姐姐和我的姐姐也都是好友，一荻和我六妹洛筠同学。她不论在天津、北京、北戴河都属于上层社交活动的着名人物，我们都把一荻称为‘小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