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闵恩泽院士归国50多年，奠基中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以知识报效国家，一生成果难数，开发生物柴油推动绿色化工，凭贡献乐享人生。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陆小华
1
一个阳光灿烂的清晨，笔者来到位于北京学院路上的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这院子真美，大树成荫，小草成片，花儿艳丽，鸟语欢声。前来迎接笔者的曹主任说，“您是不是觉得我们这院不像是搞化工的？”
的确，这里不但没有任何化工试验传出的难闻气味，而且鸟类品种颇多，绿化得很好，在北京能有这样环境的场所不多，看来“绿色化工”的理念真的植入到每一位化工人的心中了。
人的情绪往往被感官所左右，满眼的翠色，绿茸茸的草坪，朝你微笑的花儿，向你投来欢迎似的鸟鸣，扑鼻而来的青草味儿，如此种种都让人感到神清气爽。置身在这样优美的环境里，我们的科研人员能不心情舒畅吗？
闵恩泽院士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一路上笔者暗自思忖着。当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这位两院院士、耄耋老人，已经在等候我们了。
笔者打量着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满头银发，面色红润，精神矍铄，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身上没有任何让我感觉到阔绰的物件。尽管操一口笔者很难听懂的“四川普通话”，但老人可掬的笑容和慈祥的目光，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是一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长者。几句寒暄，闵院士儒雅的谈吐，和蔼可亲的笑容竟与普通老人无异。
有人告诉笔者，在石科院，只要谈起闵恩泽院士，无论是他的学生、同事、领导还是朋友，无不流露出钦佩之情。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就难在一辈子都做好事。同样，一个科学家令人钦佩不难，难就难在让所有接触过他的人都为之钦佩。
闵恩泽就是这样的科学家。
“我这一生只做了三类工作，第一类是国防急需，石化发展急需；第二类是帮助企业扭亏为盈；第三类就是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的工作。”
我们的访谈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开始了。
2
67年前的1942年，当时正是中华民族蒙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奴役的苦难岁月，江山破碎，民不聊生。
这一年秋天，18岁的闵恩泽怀着科学救国的美好理想，从成都来到重庆，被保送进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大二开始转学化工。1946年，闵恩泽毕业回到家乡成都，在一家自来水厂做分析化验员，后来又去重庆一家肥皂厂实习。
不久，闵恩泽的舅父、银行家吴晋航告诉他，上海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要招收一批印染技术人员，经过培训，以后还有出国的机会。这让闵恩泽眼前一亮，他很想到外面的世界去闯一闯。1946年10月，闵恩泽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当时中国最大的印染厂——上海第一印染厂。通过一年的培训，他当上了漂染车间的技术员，然而工作却十分劳累，每周工作7天，每天值班12小时。更让他不安的是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国家的前途在哪里，自己的前途又在哪里？
1945年闵恩泽已通过考试取得了自费公派留学的资格。通过舅父的帮助，加上自己的积蓄，1948年3月，他来到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学工程系留学。当时的想法是去攻读硕士学位，一年之后就回来。没想到这一去竟是八年，更未想到去时只身一人而重新踏上故土时却有了家眷。
1948年12月份，闵恩泽就拿到了硕士学位。但这时中美关系突变，美国国会立了一个法，不准中国学理工农医的留学生离开美国。美国政府让这些留学生读博士，提供奖学金，毕业之后只允许在美工作。
闵恩泽靠着奖学金在化学工程系攻读博士学位，未婚妻陆婉珍也从伊利诺斯大学转来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陆婉珍与闵恩泽是中央大学化工系同班同学、上海第一印染厂的同事，他们1948年订婚，1950年结婚，1951年博士毕业。1951年7月，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闵恩泽，开始在芝加哥纳尔科公司担任副化学工程师，一年后升为高级化学工程师。闵恩泽进入了美国的企业，看到了企业的工业研究是怎么做的：将市场中发现的问题，怎样拿到实验室研究；研究成功后，又如何在工厂生产和到市场去销售。这些对闵恩泽后来的研究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这在美国学校里是很难学到的，闵恩泽一直认为这是他在美国最大的收获。
在当时的美国，凭两位博士的薪水完全可以过着非常优裕的生活。闵恩泽跟爱人都在企业里工作，花一个人的钱就足够了。论生活条件，在美国他们什么都有了。
这时，祖国不断传来好消息，四川人民期盼多年的成渝铁路已经建成，父母也都盼着他们回国。闵恩泽开始盘算：原来准备去美国读一个硕士学位的计划早已超额完成，现在不仅获得了硕士学位，还获得了博士学位，而且学到了美国企业实际开发技术的经验，是该回去报效祖国的时候了！
闵恩泽和夫人陆婉珍闵恩泽、陆婉珍夫妇归心似箭，恩师和朋友知道了他们的心思后，都来挽留。但闵恩泽、陆婉珍夫妇去意已定。虽说祖国还是一穷二白，可那是他们的根呀。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封锁，归途无路，让他们非常着急。
这时闵恩泽想到了在香港中国印染厂的好友，也许他能提供帮助。于是朋友与其公司董事长商量，向闵恩泽发出聘书，请他担任研究室主任。
闵恩泽拿着研究室主任的聘书，向美国移民局递交了申请。移民局官员接见了他，说：“我们知道你的真实意图，你是想回到你的国家。”
闵恩泽不语。
移民局官员说：“回国，共产党是不会信任你们的。为什么要把脑袋往花岗岩上撞呢？”
闵恩泽仍然不语。
移民局官员望望他，确信他去意已定，然后摇了摇头，叹息着在他的申请上盖了印章。
1955年8月，闵恩泽和陆婉珍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在香港呆了三周，就离开香港回到了祖国大陆。
闵恩泽夫妇回到了阔别8年的祖国。踏上祖国大地的那一刻，夫妇俩激动得泪水夺眶而出。多年的游子，像浮萍一样，没有找到扎根的土壤，现在，当他们踏在自己的土地上，那兴奋，那满足，那种踏实的感觉，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闵恩泽身上流淌的是炎黄子孙的血液，胸中跳动的是忠诚于中华民族的炽热之心。他回来了，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他们先是回到上海，后来到了北京。不久，闵恩泽被安排参与筹建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前身）的工作，从此开始了催化剂研究，这一干就是50多年。
3
闵恩泽1955年开始在石油工业部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工作时，上级下达的任务是进行铂重整催化剂中型试验，为国防急需的炸药提供甲苯。后来又让研究磷酸硅藻土催化剂，期望不再从苏联进口。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因而他又承担了生产航空汽油的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的研发。大庆油田开发后，他更有了用武之地，为250万吨/年炼油厂建设中的流化床催化裂化研发微球硅铝裂化催化剂。闵恩泽由此走上为中国石油炼制催化剂奠定基础之路。
笔者问他：“您不是学催化剂的，为什么敢于承担这些任务呢？”
“我既然要回国来报效祖国，我的信念和决心就是：祖国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学什么，请教什么，组织什么！”他爽朗地回答说。
就这样，闵恩泽在从当时的北京石油学院借来的几间简陋的小平房里，和他的同事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开始了从催化剂研发中学习催化剂的探索。
1959年，苏联援建的兰州炼油厂投产，核心设备是一套使用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的移动床催化裂化装置，它82米高，是为螺旋桨式飞机提供航空汽油的装置。
移动床催化裂化装置要用3至5毫米的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这个催化剂一定要质量过硬，不能有丝毫的裂纹。但从1960年开始，苏联把次品卖给我国，次品的裂纹多，催化剂从塔底一下吹到82米高的塔顶，有裂纹的催化剂就会破碎，在塔顶上冒白烟。当时炼油厂的工人都知道，只要远远地看到塔顶冒白烟，就知道在加催化剂了。这时装置运转也不正常，催化剂的消耗也很大。到后来，苏联连次品催化剂都完全停止了对我国的供应。
1960年，石油工业部决定建设自己的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厂。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让主管基建的副部长找到闵恩泽，让他负责这项技术，无论如何也要建成我们自己的催化剂厂。这让闵恩泽感慨万分，备受鼓舞。他不禁回想起了回国前美国移民局官员说的话。如此委以重任，谁说党和政府对他们这些美国留学生不信任呢？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厂建在甘肃兰州炼油厂，组织任命他为副总指挥，负责工厂的整体技术，包括工厂设计、开工方案、操作规程等等。闵恩泽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
当时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早上吃的东西四川话叫粑粑，实际上就是黑不溜秋的一个东西，生活环境也相当艰苦。余秋里在回忆录中写道：“闵恩泽同志……他们吃在车间、睡在办公室，和工人一起爬装置、钻高温干燥箱，一心埋头搞研究、搞攻关。”
1963年春节，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厂建设尚未结束，余秋里在石油工业部宴请石化领域专家，闵恩泽夫妇作为重要客人坐在第一桌。席间，余秋里又对闵恩泽下达新的目标：“老闵，你一年之后给我把微球硅铝裂化催化剂交出来！”时值大庆油田开发，要建设250万吨/年的炼油厂。炼油厂要建设流化床催化裂化装置，将重油裂化成汽油、柴油和液化气，这就需要微球硅铝裂化催化剂。然而，这种催化剂制造技术为美国所垄断，技术买不到。听了余秋里的话，闵恩泽连酒都不敢敬了，坐在那儿半天没有吭声，那是一件难事啊！
十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陈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春节宴会，闵恩泽又和余秋里坐在一桌。这次他主动向余秋里汇报：“余部长，微球硅铝裂化催化剂工厂一年之后开始设计。”这时坐在同桌的石油科学研究院院长接着说：闵恩泽的允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是有信心的。于是他们一起举杯向余部长敬酒。
为了缩短研制时间，闵恩泽带领科研小组采取交叉作业的方式，选择把握较大的“原料易得硫酸四步法、间断成胶、先干后洗”的工艺流程，并把“喷雾干燥器”这个难题拎出来提前攻关。
可以说闵恩泽确定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微球硅铝裂化催化剂制造的技术路线，不仅原料易得，而且使用可以采购到的化工单元设备，因而减少了研发工作量，有利于加速建设，符合石油工业部尽快建成投产的要求。
当年他们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制造筛分组成和机械强度均符合催化裂化装置中流态化要求的微球，必须让喷雾干燥器有合适的喷嘴结构。于是，闵恩泽一边研究催化剂制造方法，一边打破常规，提前建设中型喷雾干燥器来研究喷嘴结构。他们很快开发成功了一种目前仍在使用的专用喷嘴。微球硅铝裂化催化剂从实验室研制到工厂建成，仅用了5年时间，而这个周期通常是8年至10年。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闵恩泽为中国自主开发了微球硅铝裂化催化剂，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满足了国家急需。
在兰州建设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厂和微球硅铝裂化催化剂厂的同时，闵恩泽还参与指挥了在抚顺和锦州建成提高汽油辛烷值和生产芳烃的铂重整催化剂、烯烃叠合的磷酸硅藻土催化剂车间。1964年5月，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厂正式投产，国防和民用航空汽油供应终于得到了保障（当时我国库存的催化剂仅够用两个月），而且产品质量优于苏联进口催化剂，价格只有进口剂的一半，每年节省移动床催化剂裂化装置运转费用上千万元。到1964年，我国主要石油炼制催化剂的生产均已依靠国内，并奠定了石油炼制催化剂生产技术的基础。
会战结束后，闵恩泽的过敏性鼻炎很厉害。去医院检查，医生发现他的肺里长了肿瘤，必须立即做手术！手术切除了肿瘤，同时也切除了闵恩泽的两片肺叶和一根肋骨，后来化验证明是腺癌。在手术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闵恩泽上楼都只能慢慢走，走一层要喘一会，但这从来都没有影响他对工作的投入，这实为常人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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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中苏关系紧张，全国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进行“三线建设”。石油工业部决定在湖南六铺口建设长岭炼油厂。这项工程先后两次开山洞，要把炼油装置放进去，后来发现将来开工后洞内温度太高，装置无法检修，于是才把炼油装置放在山沟之间。当时虽然对炼油装置进山洞，已有不少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怀疑，但无人敢提。
闵恩泽当时被派到这里负责制订催化剂工厂建设方案。催化剂厂虽然未想进山洞，领导却要求以工序为单元建设催化剂厂，要做到从飞机上往下看，厂房分散得像农民的住房一样。这显然不符合科学生产的要求。闵恩泽的研究生谭经品当时在场，他回忆说：在方案论证时，闵先生冒着被批判的风险，大胆指出按工序建厂，物料传输路线长、投资大、能耗高，同时还容易混入杂质，影响催化剂质量。闵先生的话音刚落，在场的同事都替他捏了一把冷汗。但闵先生仍然镇定地说：“我也和大家一样着急，这个催化剂厂是出于战备需要才上马的，如果我们建成的是一个不能正常开工的厂，那我们就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犯罪。所以，我们必须，也只能以车间为单位对厂房进行设置。”
令闵恩泽高兴的是长岭炼油厂接受了他的建议。大家都在心中默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国家要发展，不能再做以政治代替科学的荒唐事了。闵恩泽提出的以车间为单位建设长岭催化剂厂的方案，为我国多品种催化剂工厂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实闵恩泽何尝不知道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唱反调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但是，在科学面前，他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国家的利益和安危！“扼困之际，不忘国是，临九死而不悔；无私无我，历经磨难，矢志不改报国之心。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是李大东院士在中国石化闵恩泽先进事迹报告会上的一段话。（二）
闵恩泽院士是用99%的努力，抢抓1%的机遇，为社会创造100%的价值，同时也为企业创造了财富，他是让企业扭亏为盈的圣手。
——中国科学院院士何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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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人叫人才？为官者、有学历者、有资历者不一定就是人才。唯有他人处理不了的事，你能够处理好；他人没有想到的事，你想到了；关键时刻你能够挺身而出解决问题；突发性事件面前你有应对的办法；他人没有抓住的机遇你抓住了——这样的人方可称之为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