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赴日本
1917年，27万的北京观众把梅兰芳选为全国第一名旦。对中国文化有深入研究的日本文学家龙居濑三是梅兰芳的戏迷，喜欢之余，在日本的报纸上刊登了一篇关于梅兰芳的散文，说就算不提梅兰芳技艺之纯熟，光他的面貌之美就可以秒杀掉日本的所有美人，使她们的美丽从蜡炬成灰到万念俱灰。这篇文章立即引来争论无数，唇枪舌剑的文字争论使梅兰芳成为公众都想一看究竟的神奇。
为了达成梅兰芳到日本演出的愿望，对梅兰芳痴迷的龙居濑三邀请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观看梅兰芳的戏剧，以获得他的支持，使他的族人们欣赏到世界级的美丽。就这样，1919年，与我们有同好的日本人，用五万元一个月破天荒的演出价，把梅兰芳接到了东京。此后，梅兰芳拒绝了美国、法国的更高演出价邀请。在梅兰芳看来，守约是做人的准则。同时出国演出的目的在于宣传京剧，代表的是中国，不能用钱财多少来衡量，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显然，到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日本演出更容易获得成功。从而，就有了东京火车站受到记者和剧迷们挤破头般的追捧，就有了在那以辉煌灿烂号称远东第一的东京大舞台开幕典礼中的卷帘而出。而此时这些记者、剧迷们从未见过梅兰芳，更没有看过他的戏剧。
梅兰芳在日本一个月的逗留，让六千万的日本人疯狂起来。最高票价卖到了10元，而当时日本演出的最高票价也不过4.8元。戏院场场暴满，票价在黑市上不断上涨，翻了十倍甚至数十倍。梅兰芳悠扬悦耳的唱腔、袅娜多姿的舞态、庄雅恬静的台风，深深地感染了日本观众。男子不必提了，日本少女们也为之倾倒，有的干脆痛快淋漓地写起情书来。日本的艺人们纷纷开始效仿梅兰芳的舞蹈，并称之为梅舞。日本的皇后和公主因梅兰芳的美丽而自惭形秽。这也难怪，那坐在第一号包厢内的皇后和公主们所穿的服饰，也不过是那被日本派往唐朝的留学生带回去的，而且还只是长安市上妇女所穿的样式罢了，和我们长生殿内的“凤凰”——杨贵妃所穿出来的宫廷服装如何能比！
生于一个以人际关系为主的社会，任何希望的实现都与此有关。生于乱世，任何的事情都不免受到政治的影响。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对现当代中国影响极深的五四运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变得敏感起来，虽然梅兰芳受到日本民众的狂热喜爱，但两国政府之间的摩擦使两国国人的生活都变得风雨飘摇、身不由己。在左右权衡后，梅兰芳决定遵守合约，但要求拆除剧场悬挂的“中日亲善”的牌子，以表明自己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今日看来，很多人认为梅兰芳此时的演出改变了日本人心中对中国腐败、落后的印象，继唐朝之时再次认识到原来中国美术、戏剧等文明是如此富丽堂皇，并非只是缠足、赌博、吸鸦片等。但当时左倾学者对古典戏剧一贯讨厌，更是由此攻击梅兰芳，甚至说梅兰芳“嘴唇太厚”的人身攻击都见于报端。由此可见，人生于声名之不易。对此，梅兰芳都淡然处之，坚守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处世哲学，专于自己技艺的精进。
近代日本给我们留下的是侵略的印象，但实质上，在全面侵华之前的短暂时间段内，两国之间的关系总是处于微妙的变化之中。1923年，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继而东京、横滨和附近城市发生大火，出现海啸和反复的地震，死亡人数达20万之多。梅兰芳在中国组织了义演，为日本筹得了万余元的善款。1924年，新上台的加藤内阁对华采取了和解政策，中日民间的往来再次增多。为表达对梅兰芳义演的感激之情，同时更源于日本人对梅郎的爱慕，大仓喜八郎以庆祝自己的88岁寿辰为由，再次邀请梅兰芳到日本演出。
在此期间，鉴于梅兰芳在日本的人气，每次都作为压轴演出，同时表演了《麻姑献寿》、《红线盗盒》、《黛玉葬花》等不同种类的花旦戏。这次访日，梅兰芳每天的演出都换剧目，而不像第一次来日本时，为了满足日本人的好奇，每天上演同一出他们比较容易接受的剧目。这样，日本人对于京剧的了解更为深入和立体。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帝国电影公司趁势拍摄了《虹霓关》、《廉锦枫》和《红线盗盒》的无声黑白片电影，日本蓄音商会录制了《虹霓关》、《廉锦枫》、《六月雪》、《天女散花》、《贵妃醉酒》和《红线盗盒》的唱片。日本观众对于他的喜爱甚至到了要梅兰芳一直留在日本生活。
两次赴日演出的成功，使梅兰芳的名声漫及到全球，引发了全球人对梅兰芳的兴趣。于是，无论是文艺界的明星诗人、政界的王储公使、实业界的经理董事长还是教育界的专家教授访华，一定要拜见梅兰芳，一睹他的芳容。所以我们说，我们记住梅兰芳，不仅是因为他为祖国人民奉献了精美无比的艺术，而且还因为他以自己的声名，在我们的民族为全世界所轻视和侮辱之时，向外国观众宣传了京剧及我们民族的文化艺术，使他们认识到经济与军事的落后不意味着文化也落后、经济与军事的强大并不意味着精神上的强大，经济、军事与人类生活的富足有时是背道而驰的。
（二）留美博士
与中日紧张而又变化无常的外交关系相比，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于处于东半球的这个文明古国的态度是友善多于尊敬。他们既为这个遭受异族掠夺的弱国慨叹，也对那些与他们有关的长辫子、烟馆和赌窟的传闻充满了好奇，但从不知道这个民族还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为此，1926年，胡适、张伯苓、梅贻琦、杜威等几位中美的学者获得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门的财务支持，成立“华美协进社”，以促进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华美协进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邀请梅兰芳访美，试图通过一台既有艺术魅力，又有教育意义的中国戏剧，改变美国人对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传统偏见。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看过中国戏剧的西方人，认为它完全缺乏艺术美感，那些从肺部挣扎而吐出的音节听起来像被袭击后而发出的惨叫声，一位法国海军军人甚至说那唱腔：“高到刺耳以至无法忍受的程度，那尖锐的声音如同一只坏了喉咙的猫的叫声。”为此，梅兰芳、齐如山等人一致认为赴美演出，必须精心做好准备，同时也做好接受失败的心理准备。
这次赴美演出属于民间行为，因此行程和演出的费用都要由梅兰芳自己负责，此事由冯幼伟、司徒雷登负责，他们利用自己的社会名声筹到15万元，凑齐了演出所需要的费用。为了适应西方观众的嗜好，齐如山、冯幼伟等缀玉轩的成员对梅兰芳的京剧做了彻头彻尾的整理和加工。齐如山对梅兰芳的京剧进行了文字、照片的整理，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把戏剧音乐五线谱化，以便美国观众可以按五线谱识别中国戏剧的音乐。北京大学音乐系的刘天华教授接受了这一项繁重的工作，通过对中西音乐家的咨询，刘教授把梅兰芳的几大名曲都进行了五线谱化：西皮谱入F调，二黄谱入E调，南曲谱入D调，再用中英文分别印出。新定制的乐器以象牙、牛角、黄杨和紫檀为材料，旧式描金手法的运用使它们不仅音质上乘，而且古典美丽，同时加入了瑟琶、阮咸等旧式管弦乐器，用以红锦缎为里子的楠木盒子装上，中国味道浓厚而奢侈。但在舞台设置上却完全体现了中国特色，舞台完全采用故宫里的戏台模式。剧场门口挂演宫灯、几十张画片以及梅剧团特有旗帜。剧场内挂了许多画了人物故事、花卉、孔雀翎的纱灯，剧场墙壁挂满介绍中国戏剧的宣传画。同时，为剧场工作人员和乐队人员统一定做制服，这其中包括在剧场内工作的美国服务员，以使观众步入剧场就能体会到古色古香的中国文化。
鉴于美国媒体对于中国文化的猎奇心理，缀玉轩的成员还对赴美成员进行了国外生活起居的规矩训练，例如如何拿刀叉，怎么吃面包，国外的菜式有哪些，如何吃，并到国内的正规西餐厅去训练。
经过四年的准备，梅兰芳终于在1929年年末，与21名同行登上“加拿大皇后”号轮船，在胡适、胡伯平、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等社会名流的欢送中，由上海出发，经过数日的航行抵达被称为“五洋杂处”的世界第一繁华的大城市——纽约。在纽约火车站，由美国已故总统威尔逊的夫人领衔组成的“赞助委员会”正满心欢喜地等待这位东方艺人的到来。
梅兰芳抵达纽约之时，日本和西欧各国的演员也于同期来美演出。但纽约的新闻界对梅剧团给予了最多的关注，这其中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盛名，也不是因为美国名流的赞誉，而是因为他能以“男人扮女人”的“怪事”。除此之外，则是对梅兰芳静观其变的旁观态度。《纽约时报》以半瞧不起的口吻评论到，你们要看东方的戏剧，就要不怕烦躁，看躁了，朋友，你就出去吸几口新鲜空气……又说梅兰芳虽然扮成女人，但只有脸和两只手露在外面。在这种社会对他怀疑和看热闹的心态中，梅兰芳开始了如履薄冰的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