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讲的第二座桥，他称为“世俗民意之桥”，即华人来到东南亚、来到美洲、来到欧洲，他们就会骄傲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民族独有的东西带到那里，比如舞龙、舞狮、龙舟、功夫、餐饮和习俗等等。这些民间资源是很难用价值衡量的，它代表着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发展史，它已成为一种音符，将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传递得更远、更远，并推动世界的前进。然而，这还不是中华文化的全部，中华文化的精髓还有许多，比如戏曲、杂技等等，都可以在世界上独领风骚。
第三座桥他称之为“信息传媒之桥”，即当时到中国来的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们将中国的先秦哲学和中国的文化精髓通过信件寄回自己的国家，这些信件后来被收集起来并出版，可见其价值之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们又通过游记、日记、调查报告、纪录片等方式，将中国的文化传送到世界各个角落。
至于谈到的第四座桥，余秋雨觉得这座桥看起来不甚重要，实际上却是最重要的一座桥，那就是表现人的灵魂的东西，即包括精神内涵的东西，但中国还没有很好地传播出去。他举了一个例子，就像德国有了歌德、有了贝多芬，人们要通过歌德和贝多芬来了解德国人，人们要通过雨果、罗丹来了解法国人，人们要通过泰戈尔来了解印度人，或者通过海明威来了解美国人一样。然而，我们中华文化经过好多世纪以后，还没有一种强有力的、足够的、能够体现群体灵魂的那种艺术吸引力，让文化圈外的世界人民共同感动。令人汗颜的是，唐诗是中国的骄傲，但主要研究者不在中国，而在日本和韩国，所以，余秋雨希望搭建一座能够体现民族灵魂、揭示中国人的艺术神韵、被国际社会赞颂的精神之桥。
对于余秋雨在岳麓书院的演讲，人们持不同的态度，很多人谈到资格，认为岳麓书院是古代大思想家朱熹、张栻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在湖湘学人心目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余秋雨根本就不能和这两位大思想家相比。对此，余秋雨回答道：“平心而论，祖先留给我们的学术活动场所还是让它们活起来才好，过于苛刻的要求不太合适。黑格尔、歌德进过的课堂，当代年轻的助教就不能进入了？现在岳麓书院也有院长，是一位很年轻的副教授，如果一味追求千年规范，到哪里找院长？我认为，这里可能也饱含着中华文化传承过程中的某些关键问题，值得深思。器宇恢宏的湖湘学人，在这方面会有更明智的见识。”
什么是资格，资格是没有固定界限的，评价岳麓书院演讲的成功与否，应该说只能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现场的气氛。那天的情景，恰如余秋雨在《千年一叹，雨中的白发》中描写道：“那天下着大雨，岳麓书院的听众席是露天的，听讲者全都穿着雨衣坐在雨中。我记得，当我讲到中华文化为什么长期在世界上处于不公正的地位时，多数听讲者为了听得更清楚，都把雨帽摘了下来，直接淋在雨中，这时我才发现，很多雨帽遮着的居然有潇潇白发！两位著名老教授还当场写诗，走上台来送给我。演讲结束后推开岳麓书院大门，发现门外是大批淋在雨中的青年学生，他们凭着麦克风依稀余音听了半天。”
这或许已足够说明，余秋雨先生具备演讲的资格了吧！但从余秋雨的内心来讲，在岳麓书院的演讲算得上是他一生中最神圣的演讲，只因为这是块圣地，也因为这里的学子。
是的，无论学界人士出于怎样的心态，也无论他们对余秋雨的演讲有何样的评价，这都左右不了他的自信，因为讲坛上方的一块康熙皇帝御赐的金匾“学达性天”，足以告诫天下学子：能到这里演讲的人，其学问已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尽管这只是一个比喻。
五、特殊老师的感召
在人的一生中，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不会仅仅只是书教得好。在懵懂的青春期，学生的感性超过了理性，对美的需要更是如此。还在上海戏剧学院上学的时候，有天余秋雨无意听到学校打字间里几位小姐的评论，她们叽叽喳喳，在谈论学校里哪位老师的气质最好。最后她们一致选中了一位叫张可的女老师。听了她们的谈话，余秋雨的兴趣来了，也想看看这位张可老师到底怎样与众不同。她们说张可老师出身富贵之家，容貌美丽，英语极好，还是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听到这里，余秋雨的大脑顿时闪现出一个资产阶级小姐的形象，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位“资产阶级小姐”早在三十年代十几岁时就参加了共产党，从事着人们钦佩的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本可以凭借自己的经历和知识去政府机关工作，可她却选择去当一名普通教师。不过只要学校有外宾来访，都少不了她，每当此时，打字员小姐们都会跑去观看。她们倒不是去看外宾，却是去看张可老师，看她的仪态、风度，看她如何接待外宾。她们将看张可老师当作一种精神的享受，她们从中感受着一种真正的美，这种美是从外到里，又从里慢慢释放开来，最后定格在她们的心里。
余秋雨对美有着异乎寻常的感应和追求，这也难怪他最终还是选择就读上海戏剧学院，这不能不说是他命里注定的。当时他一定没有想到，上天冥冥之中都已给他安排好了，生活就是这样，人离不开自己的那个轴心，看似错综复杂，其实早已注定。
几年后的一天，张可名字的出现又给了他一个更大的震憾！那天余秋雨在系资料室看书，突然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用中西比较方法研究《文心雕龙》的文章。这篇文章中所体现的思想之睿智，手法之独到，语言之精湛，都令余秋雨十分仰慕，作者是一个叫王元化的人。他激情难抑，这时正好上海一家大报向他约稿，他马上写了一篇读后感寄去。虽然因王元化的政治问题报社没有采用，但余秋雨却牢牢记住了这位学者。后来余秋雨按捺不住好奇心，问报社编辑打听王元化究竟是谁，那位编辑十分惊讶地告诉他，王元化就是你们上海戏剧学院张可老师的爱人啊！
“张可老师的爱人！”这个回答太令余秋雨感到意外和兴奋了。张可老师的事迹早已让余秋雨仰慕，没想到这位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居然是张可老师的丈夫。仔细想来，这又有什么奇怪呢？才貌双全的张可老师，必定有个出类拔萃、气度不凡的丈夫。余秋雨想到这里，微微地笑了。
其实，王元化先生也早从张可老师那里知道了余秋雨，他很欣赏这个后生，知道余秋雨为他写文章的事后，也很感动。没过多久，正受到政治压制的王元化就托系里的一位老师交给余秋雨一封厚厚的信，其中有一段话对余秋雨的触动很大：“尽管身边还有大量让人生气的事，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就学术文化研究而言，现在可能正在进入本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
余秋雨在《霜冷长河》中这样感叹道：
一位伤痕累累、尚未平反的长者，居然用如此明快的语言作出了世纪性的判断，当时对我的震憾真是非同小可。“可能正在进入本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至少有几个月时间我一直念叨着这每一个字，回想着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鲁迅、陈寅恪，不能不产生一种惶恐，怕大家在热闹中把一个重要的时机辜负。正是这种震憾和惶恐，使我急急地将那部我多次提到过的H·克拉克的英文著作作为拐杖，向古代欧洲走去。
这些年在海内外演讲中总会被人频频问起，我从一个戏剧学者转而投身于多方位文化思考的最初动力，我总是回答：十几年前，我收到过一位长者的信。
可以说，就是这封信改变了余秋雨青年生活的走向。正如培根所说：“人的一生最关键处往往只有一步”，而这一步的迈出，往往就是重若千斤的。
对张可老师的回忆如藤蔓，在余秋雨心里疯长。在下放到江苏太仓浏河时，张可老师就对余秋雨十分关心。那时他们每天吃的都是一碟盐豆，张可老师有次偷偷地递给余秋雨几粒巧克力，心疼地说：“你正长身体，不能长时间这样，我昨天去打听了，你的其他同学也在补营养。”
或许，一个人对生活所表现出的淡定，才是其真正的魅力所在。余秋雨时常想起张可老师：共产党掌握政权前的出生入死，共产党掌握政权后的悄然隐退。这是何等的境界，没有人能理解她，或许只是在多年以后，余秋雨被任命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几年后他又多次申请，请求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时，他才真正理解了张可老师，理解了这个晶莹剔透、玉洁冰清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年代都是耀眼夺目的，也难怪那群打字小姐对她仰慕备至。
张可老师对余秋雨的影响是深入魂魄的，他常常被她的事迹牵引着，无法释怀。终于有一天，余秋雨作为评委，参加国际大专邀请赛，他终于有了倾诉的机会。他写道：
张可，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出生于苏州一个书香世家，受良好早期教育，十六岁时考进上海暨南大学，这是一所拥有郑振铎、孙大雨、李健吾、周予同、陈麟瑞等教授的大学，学风淳厚。一九三八年十八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全力投身革命，大学毕业后主要在上海戏剧界从事抗日活动，自己翻译剧本、组织小剧场演出，还多次亲自参加表演。结识比她较早参加共产党的年轻学者王元化。
……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王元化彻底平反，不久，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门主要领导职务。
王元化对妻子的基本评价：“张可心里似乎不懂得恨。我没有一次看见过她以疾颜厉色的态度对人，也没有一次看见过她用强烈的字眼说话。总是那样温良、谦和、宽厚。从反胡风到她得病前的二三十年漫长岁月里，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了无穷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人遭到屈辱总是敏感的，对于任何一个不易察觉的埋怨眼神，一种悄悄表示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却始终没有这样情绪的流露，这不是任何因丈夫牵连而遭受磨难的妻子都能做到的，因为她无法依靠思想或意志的力量来强制自然迸发的感情，只有听凭仁慈天性的指引，才能臻于这种超凡绝尘之境”
王元化又说：“当时四周一片冰冷，唯一可靠的是家庭，如果她想与我划出一点界限，我肯定早就完了。”
张可老师走了，但她的英灵还在，并永远影响着余秋雨！
六、山坳里的图书馆
余秋雨因患肝炎，暂时离开了上海戏剧学院。此时他有一种因祸得福的感觉，因为他可以尽快逃离《朝霞》事件的牵扯。
《朝霞》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的一本文艺杂志，当时由写作组的一位陈女士实际主管。虽说该杂志倾向极左，但还是给气势汹汹的“工总司”抓住了尾巴。先说是其中一篇小说影射“工总司”，又说有一位作者署名“林正义”是为林彪翻案（其实这是作者的本名），扬言要来“踏平”编辑部。这事把写作组的人给吓了个半死。朱永嘉、王知常等人在极度惶恐中主张脱钩，陈女士很不情愿，但也离开上海“养病”去了。“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当时已是党中央副主席，他的左膀右臂都成了上海市委的重要领导，谁见了这个阵势都会害怕。
朱、王等人怕殃及自己，就想找一个写作组之外的年轻人去敷衍，以证明这些事情不与他们相干。于是他们就找到了余秋雨，却又不向他讲明整个事件的背景。直到余秋雨自己发现事情的真相，但为时已晚。为了保护自己，余秋雨便在编辑部外面的一间屋子里，办了一个创作学习班，讲授小说和独幕话剧。三个月后，形势逐渐趋缓，陈女士回到了杂志社。她批评余秋雨因创办学习班使杂志的质量受到影响。余秋雨此时得了肝炎，住进了医院，对于那时的上海，余秋雨有一种畏惧，病还未痊愈，他便打算逃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