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朱家军又乘胜包围了江州，此地正是陈皇帝的临时都城，也是白居易当年创作《琵琶行》的地方。江州是江西的门户，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虽然江州城内陈家军兵力甚多，但这里也跟太平城一样，可以从水路发起强攻。
于是，廖永忠在船尾造桥，名曰“天桥”，高与城齐，他命将船顺风倒行，使“天桥”与城墙连接，朱家军战士们攀缘而上，一下子就攻进了城去……陈皇帝一看风紧，连夜带着老婆孩子弃城逃往武昌。
朱家军随即占领江州，又缴获了战马二千余匹，粮数十万石。朱老大还派出徐达领一支水师前往追击陈友谅。
当时的陈家军正在沔阳一带赶造超大型战舰，以期卷土重来。所以，当徐同志听闻敌人要出巨舰来迎战自己时，出于慎重考虑，他只得将部队屯集于汉阳的沌口，以做好进一步应敌的准备。
随后，朱元璋改安庆府为宁江府，以儒士吴去疾任知府事，又立宁江翼；改池州路为九华府，以刘行任为知府。
就这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朱家军连破敌人两座重要的城池，其中一座还带有都城的意义，并大量地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致使陈友谅仓皇西逃。
这足以暴露出陈家军外强中干的本质，也为朱老大扫灭陈氏的大汉政权树立了信心。
八百里鄱阳咱的家
自从攻占了江州这座战略重镇之后，革命形势一路看涨，朱家军席卷江西的局面已经非常明朗。
不久，朱老大派兵攻取了南康（南昌北面），接着又有大汉的（行省）平章吴宏献饶州（南昌东北）来降。这年九月，一直处于观望状态的王汉二的老哥王溥也献建昌（南昌东南）投降。
就在朱元璋西线战果继续扩大的时候，东线的张士诚又坐不住了——看来他《三国演义》是没少读，也懂得玩平衡战略。
这年的十月，老张派大将李伯升率兵十余万乘虚进攻长兴，张家军水陆并进，一口气直杀到长兴城下。
守将耿炳文先前就向朱老大诉过苦，他手下现在只有七千来人，要对付十数倍的敌人，几乎没有胜算。
当时，朱元璋人在江州，听闻长兴告急，立马从各处抽调军队前往支援。结果，张家军乘夜劫了朱家援军的营，援军见势头不好，竟一下子溃散了。
敌人加紧围城，耿炳文手下左副元帅刘成率众出西门迎击敌人，虽有小胜，但还是眼睁睁地喂了虎口。张士诚部又建连环寨，还打造楼车俯瞰城中情况，并运土石填护城河，放火船烧水关，攻城更加猛烈。耿炳文率领大伙昼夜应敌，在内外联系完全中断的情况下，足足又坚持了一月有余。
值得一提的是，小耿同志虽一连驻守长兴十年，从无失手，善守固然没错，但也令他荒疏了野战和反攻的本领。专攻“守城专业”限制了他未来事业的提升空间。
这年十一月，朱老大见敌人攻势很猛，不得不派出了常遇春这支王牌增援长兴。
李伯升素闻常同志的威名，一听说他率援军到了，立马弃营逃遁。结果反倒是常同志率兵一路追击，俘斩对方五千余人。
长兴解围后，朱老大命平章吴宏等率兵取抚州（南昌东南）。当时守备抚州的是陈皇帝手下右丞邓克明。吴宏先礼后兵，派人去招降邓克明。
这邓克明鬼得很，他假装同意。当听说邓愈所率领的另一路朱家军也驻兵于不远处，便派人到邓愈处联络，要以其地请降。
邓愈听闻过此人的名声，心里犯了嘀咕：吴平章那里招他，他不去，为何偏要投到自己这边来呢？这里面有名堂。
于是，邓愈一面承应下接洽事宜，一面则率军星夜兼程直扑抚州，待到第二天黎明时分，大军出其不意突然从东、西、北三门闯入城中。
邓克明彻底蒙了，一时间方寸大乱，仓皇上马从南门出逃。但是跑出去没一会儿，他老兄又急急地回来了，因为他又考虑到单枪匹马恐怕很难冲出去，弄不好在乱军中还掉了脑袋。
多了这个心眼，他便乖乖地打马溜回，赶紧亡羊补牢，“遣其员外罗天锡以分省印及所掠抚州、建昌、临江、汀州等四路，南丰、宁都、富三州，临川、乐安等十八县印”，向邓愈正式投降。
邓克明被邓愈留在军中监视，邓愈又命其弟志明前往新淦，去收罗旧部。邓克明借口说要到九江去面见朱老大，邓愈便派兵护送他前往。可就在途中，狡猾的邓克明伺机逃走了。
一个多月后，当南昌及其附近地区都被朱家军攻占后，邓克明惶恐不安，这一回他是真想投降了，可是又害怕朱老大会报复他。最后，他化装成一小商人乘小舟来到了南昌城下，想先找个算卦的卜上一卦，让老天帮他拿拿主意。
结果，卦还没算完，被人抓了个现形。朱老大指斥其为人反复，于是姓邓的终被囚送应天。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
眼见陈皇帝那边风水不行，江西大势已去，大汉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等便遣使到江州去面见朱老大，谈判龙兴（即南昌）等地的投降事宜。
使节郑仁杰带来了胡廷瑞的意思：“明公英武盖世，海内豪杰皆延颈倾心，乐为任使。廷瑞等欲归命久矣，然无路以请，今特遣仁杰输款。但所领将校，久居部曲，人情相安，恐既降，而以此辈属之他人则非所愿，故预陈本意。”说了一堆，无非就是投降可以，但前提是不得拆散旧部，不接受改编，也最好别换统帅。
这个条件很苛刻，朱老大一时犹豫难决。
就在这时，刘半仙儿从后面轻轻地踢了一下他坐的胡床。
朱老大于是醒悟过来，便爽快地答应了对方的请求。管他呢，先答应下来再说，以后再想对策。就算是颗定时炸弹，只要先搬回来，然后再花点心思慢慢拆掉引线也可以——这种想法是对的，当然，也可能会有意料不到的隐患。
为了表明诚意，朱老大还专门致信胡廷瑞同志，信誓旦旦，以期能够消除胡、祝等人的疑虑。
信很长，就不具体念了，大致意思就是：老兄你明白事理，前来投靠，这算选择对了。至于你担心手下兄弟的前程，这个放心，咱自起兵以来已有十年了，四方的奇士英才前来投靠的多得很。咱都一律以赤心相待，量才纳用，要兵给兵，要钱给钱，大伙一视同仁。
接下来，朱老大还用赵普胜被陈皇帝杀害，而张志雄投靠自己受到重用为例，加以证明。他甚至说，自己对张志雄等人尚且如此，更何况胡廷瑞这样以完整城池、部队来归附的。
次年（1362年）正月，胡廷瑞等终于向朱老大投降。
为表重视，朱老大由九江出发亲至南昌，以高规格仪式接受对方的投诚。当朱老大等一行人将至龙兴时，胡廷瑞等大班官员出城相迎，朱老大慰劳了他们一番，并当众再次承诺“各仍旧官”。
入城之后，军令肃然，民皆安定，一切如常。朱老大先是拜谒了一下孔子庙，接着又参拜了道家著名宫观铁柱观，然后开城摆宴，在滕王阁与当地名流儒士赋诗为乐，以这种附庸风雅的方式来笼络士大夫之心。
第二天，又下令抚恤全城孤弱百姓，并于西山放生了陈皇帝之前所蓄养的一群鹿。
最后，筑台于城北龙沙之上，朱老大特意召集城中父老乡亲集会，告谕众人：“自古攻城略地，刀枪弓箭之下，老百姓多受其祸。现在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都托丞相胡廷瑞之福而得以保全！姓陈的当初占据这里，苛捐杂税，百姓们的负担很重。现在，我宣布把这些统统去掉，军队供应不须拖累百姓。你们各自从事本业，不要游走懒惰，不要纠缠诉讼，不要交结权贵，各自好好做个良民吧……”
大伙听完这番话后，心里都暖洋洋的，真个“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随后，朱元璋改龙兴路为洪都府（今江西南昌市），以“浙东四先生”之一的叶琛出任知府。
自打占领了南昌后，江西的北部已基本落入朱家军之手。
这一年多的西线作战中，朱家军得分很多，陈家军的命运也如当初的张家军一般，被压得始终没能抬起头来。
至此，战略主动权已经完全为朱元璋所掌握，“先南后北、先西后东”的战略决策不再只是一个设想——陈友谅已经开始居于守势了。
但是，朱老大的事业震荡期却悄然来临。
就在刘基将要回乡守孝时，朱元璋特意询问老刘还有什么想交代的。刘半仙儿说：“如今，陈友谅、张士诚一时半会儿都不会有什么大动作，我所担心的，一是浙东投诚的苗兵，一是洪都新附的降将。因为他们各有自己的将校部曲，一有疑惧和机会，就可能酿成祸乱……”
朱元璋对此先是一惊，但继之以一笑——他觉得老刘是太过谨慎了。
最近革命事业顺风顺水，胜利一个接一个，他完全沉浸在一种豪迈的情绪中，对于一些被顺境掩盖的问题和矛盾，有意无意就忽视了。
丧钟为谁而鸣
就在朱老大与陈皇帝斗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北方形势却出现了大变——一代强人、红巾军的死对头察罕帖木儿竟然被人刺杀了，这是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六月的事。
这件事，对于朱老大而言是有喜有忧，喜的是李察罕这个潜在的对手就这么“神奇”地消失了，他姓朱的可以松口气了；忧的则是北方的形势不明朗，不知将来会出现何种变数。
察罕帖木儿这位元末枭雄虽然挂了，但毕竟他在当时的历史中也扮演过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还得交代一下。
老察的祖先是畏兀儿人，一说是乃蛮人，他汉姓李，字廷瑞。所以，当时也有叫他李察罕的。
元初，其曾祖阔阔台曾追随蒙古大军平定过河南之地，到了他的祖父、父亲这两代，便把家安在了河南行省的颍州沈丘，也就是今天的安徽阜阳一带。不是冤家不聚头，这李察罕正好和刘福通是同乡。
李、刘二人似乎天生就是对头，因为一个是出生于色目家庭的“探马赤军户”，属于统治阶级的鹰犬；而另一个则是汉人，属于被统治阶级。利害背道而驰，自然是水火不容。
李察罕虽然是色目人，但他颇受汉文化濡染，自幼笃学，并曾参加过进士科考试，尽管成绩不理想，但也因此在当地有点小名声。
传说李察罕身长七尺，修眉覆目，左颊上还有三根毫毛，他有时候发怒甚至会毫毛直指，甚是威严。
汉书当然不是白读的，儒家那一套究竟也不是儿戏，所以李察罕也时常渴望着建功立业，“居常慨然有当世之志”，是个具有强烈上进心的热血青年。
只是他的这种志向是以武力“治国平天下”，基本不考虑仁义的问题。看来，他是把儒家的那一套为我所用了，没彻底变成书呆子。
至正十一年时，刘福通等人在汝宁、颍州一带发动了起义。未出数月，江淮诸郡大多已沦于红巾军之手。
元廷发兵征讨义军，但成效不大。次年，早已蠢蠢欲动的李察罕于是愤然起兵，开始组织起地主武装对红巾军进行镇压。
起初，李察罕手下不过只有沈丘子弟数百人，战斗力很有限。但后来，他与信阳（今河南汝南）的李思齐合兵一处，并出奇计袭取了原为红巾军所占据的罗山，由此开始有了一定声威。元廷听到这一喜讯，为表嘉奖，特授予李察罕中顺大夫、汝宁府达鲁花赤之职。
“达鲁花赤”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地委书记，正厅级干部，本来只有蒙古人才够格被封的，如今李察罕官一个二等的色目人居然能得此官职，可见朝廷恩遇非常。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小李子决定玩命跟着政府混。
经过几次大大小小的胜仗，李察罕的名声慢慢出去了，四方的地主武装纷纷来投。很快，他手下就拥有了一支上万人的军队，屯于沈丘一带。
因为没有汉族人的书呆子气，李察罕打起仗来蛮气十足，也灵活性十足，对阵红巾军，几乎是屡战屡胜！
至正十五年，红巾军已经席卷了大半个河南（行省）。此时，李察罕仿佛置身于群羊中的恶虎，左打右杀，吃得那个欢快，简直无法言表，发展势头那是相当的猛。
于是，他率军向北转战，驻屯于洛阳以东的虎牢关，以阻止红巾军向西发展。等到红巾军北渡黄河，进军河北，李察罕又迅疾率军赶往河北，并很快就将这里的红巾军镇压了下去。
朝廷对李察罕再次予以重奖，“除中书刑部侍郎，阶中议大夫”。随后，李察罕结营屯于中牟。
为了消灭这个镇压红巾军的刽子手，红巾军集中了三十万主力准备直捣中牟大营。
危急时刻，李察罕没有选择逃亡，而是沉着应对。他“以死生利害谕士卒”，一番鼓劲后，士兵们斗志焕发，人人无不以一当百！最后，借着风沙之利，反倒将红巾军打得溃不成军。由此，他的威名迅速传遍了整个大元帝国。
次年，李察罕又被提升为（行省）兵部尚书、嘉议大夫。这一年，红巾军西下陕州，断殽、函，大有进占秦、晋的架势。受朝廷调派，李察罕与李思齐率军前往镇压，结果红巾军再次失利，李察罕以功加中奉大夫、佥河北行枢密院事。
至正十七年，红巾军一路由陕西南面的武关攻入关中，准备夺取长安，三秦大地为之震撼。在接到陕西省台的告急后，李察罕即领大军入潼关拒敌，结果红巾军一败涂地，李察罕又因功授资善大夫、陕西行省左丞。
至正十八年，红巾军的北伐战争已经开始。李察罕遂受诏亲率一军屯驻于涿州以拱卫元大都，其他军队仍驻留关中一带。东路红巾北伐军被击溃后，李察罕又受命前往镇压中路北伐军。等河东之地被基本平定后，李察罕被晋升为陕西行省右丞，兼陕西行台侍御史、同知河南行枢密院事。
此时，大元的正规军早已拉稀，而李察罕俨然成为帝国的柱石。
为了便于指挥军队协同作战，元顺帝下诏，命李察罕守御关陕、晋、冀，抚镇汉、沔、荆、襄（即西系红巾军的地盘），“便宜行阃外事”。
如此一来，李察罕基本等同于今天的方面军总司令。于是他更加紧练兵训农，并以平定四方为己责。
就在至正十八年，刘福通所部攻克了中原重镇——元北宋都城汴梁。他们大造宫阙，更改正朔，正式建都于此，以号召诸路红巾军。
为了占据有利地形，李察罕于是北塞太行山，南守巩、洛一带，与红巾军展开对峙。不久，他又被加封了陕西行省平章政事，仍兼同知行枢密院事，便宜行事。
次年，李察罕欲图收复汴梁。他部署诸军，步步紧逼，对汴梁展开越来越紧的围攻。到这年八月，汴梁城已是粮尽援绝，终于被李察罕所率领的元军攻破，而刘福通等则带数百骑掩护着小明王从东门突围而去。
河南之地皆被平定，李察罕于是派人前往京师报捷。元廷是“欢声动中外”，大小官儿们在为李大将军的胜利欢呼的同时，更为自己的官位得保而激动。
李察罕之所以能对红巾军招招致命，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看清了红巾军的死穴：游民思想和流寇主义，从来不重视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经常是“数攻下城邑，元兵亦从后复之，不能守”。除了朱元璋外，东系红巾军只有毛贵略有点头脑，把山东根据地经营得很稳固。
针对红巾军的这点，李察罕痛下猛药，采取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法，重在消灭起义军的有生力量，就像后来戚继光对付倭寇的“大创尽歼”的法子。一股又一股的起义军队伍就这样倒在了李察罕部的屠刀之下。而且，“诸将在外，刘福通不能制”，红巾军的各自为阵更是给了李察罕逐个消灭的良机。
几年下来，李察罕一部，基本把河南、陕西、河北等地的红巾军赶尽杀绝了。
河南被平定，江浙的方国珍、张士诚又都被招安，此时，大元颇有点站稳了脚跟的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