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过去了，回想1976年的每一个片段，把那一段日子称为多事的日子不为过吧。
①：敌我识别器，也叫电子应答器，在接到对方闻讯的信号后，会自动用密码应答，用以区别敌我。
②：中国古典建筑结构的屋顶的重量是由立在四周的柱子承担的，而砖石结构的外墙则是把柱子砌在墙里，四周的墙都不承重。这种结构被称为“墙里裹柱”。
人生有种种“横祸”，四周有各样丑恶和不平，但蒋叔叔很少压抑，很少叹息。他生性随和，喜爱交往，他的眼睛，常常看到善良和美好的事物。
1995年8月，我正在南方采访，从唐山传来了蒋忆潮叔叔病逝的消息。蒋叔叔是“7.28”大地震发生时唐山市的民政局长，后来曾担任市文联主席。对他和他的夫人周桂兰阿姨，我怀有深深的感情。在地震后的“非常的八月”，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日子住在他们“家”——先是苇席棚，接着是帐篷，后来是越冬的“简易房”。他们关心爱护我如自己的孩子，而且，从那时起，蒋叔叔就已和我共同承担起了某种朦胧的“使命”：他乐此不疲地，引我去结识一个个在地震中有着各种经历的唐山人，让我作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参加“送孤之行”，还让我时常坐着他的那辆破旧的美式吉普车，在灾区奔波。地震后的近十年里，他更是不间断地帮我搜集资料，并帮助我，对唐山进行长时间的追踪采访，激励鞭策我留下一部历史的记录。
悲痛中，我想起了蒋叔叔的许多往事。
这是一个豁然对待命运的人。他是我父母的老朋友，从前在杭州工作。文革中被冲击，处境艰难，遂决定举家北迁，到夫人的老家唐山去工作。没想到，搬到唐山才两年，大地震就发生了。后来他自嘲说，他是“在劫难逃”：想躲避人祸，却没逃过天灾；但终究大难不死，成了“出土文物”!
在唐山废墟上，他意外地看到我时，不禁失声痛哭，——但这是我见过的他惟一的一次落泪。抹去泪水，他立刻恢复了我熟悉的乐观神态。他是一个富有鼓动性的老宣传干部，在朝鲜战场上是举着铁皮喇叭“瓦解敌军”的志愿军宣传站长。此时地震废墟成了他的阵地，他穿上了我从身上脱下给他的一套“的确凉”军装，每天手捂着胸部的伤处，为组织救灾而四下奔走，忙忙碌碌，生气勃勃。
命运打不倒我的蒋叔叔。住在蒋叔叔的“家”里，溽暑，苇席棚内热浪蒸腾，群蝇轰然；入秋，暴雨敲击着“简易房”那用砖头压住的油毛毡，如千军万马击鼓奋蹄。那些时候，我们海阔天空，谈论的话题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从浙江的文化大革命到“4?5天安门事件”后的街谈巷议，从苏联歌曲（我从他家废墟中挖出一本《外国名歌200首》，珍藏至今）到小说诗歌，甚至十分认真地讨论旧体诗词的格律。我还饶有兴致地在笔记本里记下他告诉我的各种各样的唐山老百姓的“群众语言”。
人生有种种“横祸”，四周有各样丑恶和不平，但蒋叔叔很少压抑，很少叹息。他生性随和，喜爱交往，他的眼睛，常常看到善良和美好的事物。有一次我们走在路上，他突然让我仔细瞧瞧路边一位神情安详，正在用新锅新铲烙饼的大娘。“……她的锅是上海的，她的铲是辽宁的，她的面是山东的，她的油是山西的……”当蒋叔叔沉浸在他的想象中的时候，我也被那幅特有的灾区风俗画所打动了。望着袅袅炊烟，嗅着烙饼的焦香，我们就像欣赏世上一道最美的风景，在苍茫暮色中伫立良久。
我印象最深的事，是蒋叔叔喝茶。
蒋叔叔在杭州工作多年，养成了品茶的嗜好。地震后的几天，家人在原住址的废墟上挖掘。周桂兰阿姨要挖存折和日用物品，蒋叔叔急于寻找的却是他的瓷杯和茶叶。终于，砸豁了口的薄胎瓷杯和混进了沙土的“龙井”茶叶被小心翼翼地发掘出来。这是蒋叔叔最过瘾的时刻，他把烧印着他姓名的“专用茶杯”（震前唐山人有在瓷杯上烧印姓名的时尚）擦了又擦，便让阿姨煮水沏茶。可是水在哪里?那时，北京天津的消防车还没有开始向唐山送水，水，是唐山人的珍稀之物。
蒋叔叔却不慌不忙。“那里——”他指着他家原址小院的一小块平地，“挖挖看，说不定会有水的。”原来，那是他平日里习惯地倒剩茶、甚至泼洗脸水的地方。
没出他所料，没挖多深，就有“泉水”在孩子们的欢呼声中源源渗出。
这故事，是我到唐山灾区后听人绘声绘色讲述的，或许不无夸张，但我相信那故事准确勾勒了蒋叔叔的性格。没错，他就是这样的性情中人。
这是大灾难中的人。从他们身上足可探究中国人的生命遗传密码。的确，唐山的故事，不只是鲜血和眼泪。当我提笔为《唐山大地震》1996年修订版作此序言时，我对蒋叔叔充满怀念和敬意。10年前，我为灾难中的惨烈悲壮和人们对灾难的殊死抗争而震撼而动情，10年后，我开始更多地体味出，人类面对灾难时那种“平常心态”的深远意蕴。
在今天，重读《唐山大地震》中灾难亲历者们的自述，最震撼我自己的，竟是唐山人在灾难中的那些最普通、普通得近于琐屑生活细节：废墟中生存了8天7夜的王子兰，她在黑暗中最揪心的一件事，是怕她的那块“东风”牌手表生锈停走，这是她参加工作后买的第一件最心爱的东西，于是，她不停地给手表上弦，手表那滴滴答答的响声，给了绝境中的她极大的安慰……“大大超越生命极限的人”——卢桂兰大妈，她在“地狱”中13天里，有一段时间“迷迷瞪瞪地”完全沉浸在家事之中，想着没给患病的老伴送终，想着小闺女的安危，甚至愤愤地想着和邻居那个“婆娘”的你长我短……在矿井下坚持了15天的“最后的5个男子汉”，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们“情绪麻木地聊天”，谈的是“在家吃过的最好的东西”，谈的是“每个月的工资怎样开销，怎样孝敬老人”……
我在唐山看到过另一些废墟中蒙难者的遗体，我在书中写道：他们显然不是死于砸伤或挤压伤，完整的身体上，留下了一道道疯狂抓挠的指印……
是的，易于被灾难击倒的，恰恰是心灵胶着于灾难的人——无论他的“外壳”是羸弱还是刚强。灾难和厄运的力量之所以往往“强大”，是因为它能慑服人的精神，把人类网入它的逻辑。它能假人类之手，让人类自囚，自刑，甚至自我毁灭。
我们来到世界上，必须接受这个星球的喜怒无常。命运会把人抛到这样那样的“废墟”之上，人类注定要永远与厄运抗争。但人类的精神可以超越厄运。不要悲叹每个人在突降的劫难面前都如狂风前的小草，小草比大树更难被摧毁。不被命运所厄的首要前提，是摆脱“灾氛”，不让自我引爆的恐惧和窒息感堵断生命的源泉。这就是为什么蒋叔叔和千千万万“唐山人”的“平常心”如此坚韧。“平常心”，至柔至刚，它意味着恒定的生命节奏，它是大从容和大自由。
我到过唐山，我有我的爽朗达观的蒋叔叔，这将影响我的一生。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逆境，我都会看到蒋忆潮叔叔在废墟上面对那汪“泉水”时的惬意，听到他那有滋有味的苏北腔——
“沏茶!”
唐山大震灾，不曾褪色的反思
马宗晋，中科院院士，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名誉所长。1971—1988年，
时任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副主任。
作为震惊中外的世纪巨灾，唐山大地震在刻入太多人记忆的同时，更引起地震科研工作者跨越时空的思考。
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我正在北京大兴干校劳动锻炼。大震发生当天下午三时左右，当我赶回位于北京三里河的国家地震局驻地时，看到在办公楼对面的河边空地大家正在忙乱地搭建着临时板房。我的战友们一个个面容严肃，以十分沉重的心情告诉我匆忙了解到的震情概要，身边几位解放军通讯战士正在“嗒嗒”地收发着电讯……环视周围，真像是一个战场前敌指挥部的景况，我的心情也更加沉重了，遂迅即向领导报到。记得是刘英勇局长和张魁三副局长委派我和震情综合组组长高旭一同前往人民大会堂，向地震后刚刚设置在那里的地震救灾指挥部报道。在其后的55天里，我每日往返于人大会堂和地震局之间，随时转报地震局对唐山震情的分析情况，转达中央对地震局的提问和震事咨询。通过那段非常时期的工作，使我对唐山大地震有如下反思。
大震后的应急指挥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的发生有如一场突然爆发的战争，瞬间震动了华北和东北大地，震惊了亿万沉湎于“文化大革命”时代氛围的民众，也震惊了当时多级政府直至国务院的高层领导。面对如此恐怖的巨灾，救灾工作迫在眉睫。可惜由于唐山地震波太强，已超出了当时在京、津、冀、辽等地区布设的地震仪的测准能力，所以未能准确测定地震发生的地点和震级等。地震局在地震发生后的7月28日凌晨4时许上报中央的只是“距北京几十公里以外发生了巨大地震……”的简略消息。地震局领导随即分派几路兵马探查大震的震灾中心。直到震后三个多小时，由唐山带着撕心裂肺的悲情疾驶而来的李玉林等四位英雄飞报国务院：“首长啊，唐山全平了！！”……这才指明了巨灾的中心区，并提出“派军队；派矿山救护队；派医疗队”的要求。至此，唐山大震后的四个多小时中一直焦急守候在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还有北京市市委书记吴德等，才坐下来，围绕地图开始研究从哪里调部队最近、最快；从哪里调煤矿救护队；从哪里调医疗队，调用多少物资、飞机等等。这一系列仓促、紧张的部署，应当说是在并不切实了解灾情的状况下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