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唐山抗震救灾史，其中必然地会涉及、甚至要对中共唐山市委十年中领导的抗震救灾工作作某种总结和评价。但是，由于“文革”造成的分裂和影响，从市委机关干部到各级党组织成员，对许多问题还没有形成统一的、为人们完全接受的看法或见解。“文革”遗风还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思想上。绕开这些问题根本不可能，而如完全适应这些矛盾着是要求，同样不现实。我的一位作家朋友对我说：作成这件事，你得找一个后台！问：什么样的后台？答：胡耀邦那样的！我明白这话的意思：这件事太大，你根本不能做。后来出版社在接受书稿的同时，提出书稿内容必须由唐山市委审查通过，而我当时仅仅是普通院校的一名普通讲师。费尽周折，唐山市委书记指示市委有关部门组成了一个15个人参加的审查班子，其中包括原市委、地委主要领导以及唐山市的文化名人。我独自面对的这多位地位高、权势重的人。这几乎是矗立在激流浅滩中的15块大石头，我划着小船，无论碰上哪块都会翻船，掉下水去。而且，这15位审查者“文革”的关系，是分列在两边、甚至是对立的。比如，如何处理“文革”中就曾引发两派对立的原市委书记许某？是写，还是不写？对立、争论，根本不能形成统一意见。在第三次会上，一位原市委副书记讲：大家有分歧，说明书稿不成熟，还是等成熟了再出吧！这话就是要“枪毙”书稿。我不亢不卑，能接受的就接受，该据理以争的就争，当然也做必要妥协。苏锋、杨远、郭耀臣三位老市委书记给了我极大支持和帮助。他们三人单独开会，要我参加。苏锋同志说：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子平同志通过这一关，把书印出来，而不是找个什么理由将书枪毙掉！后来的情形急转直下，书稿顺利地通过了，也按时印刷出来。在纪念唐山地震10周年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书也开了我国地震社会学研究的先河。
我对地震以及一般性灾害的研究，从心理上讲，经过了这样两个阶段。起初，这完全是出于一种责任和使命感，很少有现实功利的考虑。这并非是因为我没有功利要求，而是这种研究与专业基本无关。在对灾害的研究活动中，既有诸如经费、资料、时间、人力等客观条件方面的困难；更有研究过程中调查、思考、分析、写作等过程中的体力、精力和心理上的付出；我还要接受“不务正业”的责难和非议。但是，随着研究过程的深入，这种责任与使命感便升华为一种内在欲求和兴趣，成为一种难以自己的学术冲动，一种欲罢不能的动力。接连我又完成了几项研究课题。
1996年炎热的夏季中，我进入《灾害社会学》一书的紧张撰写，整日挥汗伏案。一日，思路正在十分酣畅之时，我却进入极度疲劳的状态。我感觉到一种承受力的极限，心里升起一种恐慌。这时，我忽地明白了：为什么科学史上总有那么多的科学家会倒在工作台上。这是因为，此时的研究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发自研究活动本身的、在理性基础上产生的带有强烈情感因素的内心欲求。是这种欲求驱使着科学家继续做下去，停不下来，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时他们已经把自己放在了全速前进的科学列车上，科学家与列车浑然成为一体。这时已经难以分清科学家在推动着科学列车的行进，还是科学列车在带动着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了。这是我的一种感受，一种体验，一种心情，并不表明我所做的事情本身有多大价值。这年11月底，《灾害社会学》初稿完成，对老伴说：“我真想哭一场！”
值得庆幸的是，我终于走了出来。所以说，这是一次穿越地狱的行旅。 第五部分世纪震灾未曾褪色的反思
地震后，北京持续下了倾盆大雨，很多人害怕余震，在雨里待着，不敢进屋。市政府大楼里也是人去楼空，已经几乎没有人工作了。整座市委大楼里，只有白介夫和市委宣传部的一个人还在办公、住宿……
19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近尾声，四人帮猖獗，造反派把持着一些部门的权力，全国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杂乱。掌权的造反派只重视“革命”、“运动”，对现实中的一些国计民生的大事却漠不关心，几近误国误民。当时，以技术干部身份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调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主管科技的白介夫，工作起来困难重重。“文革”中尽是怪事
白介夫本来在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从事领导工作，1972年5月份领导临时决定把他从干校调回来，为筹备一次全国性的科技大会。此次科技大会是周恩来总理提出来的，当时开始重视科技工作，而且正赶上全国整顿经济工作。早在1971年8月24日，国务院科教组与科学院向国务院请示关于编制科技计划和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问题。报告提出会议主要就科技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和“斗、批、改”中共同性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对制定科技长远规划问题交换意见。为此，1972年8月10日至1973年1月10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大概是有史以来会期最长的一次全国科技大会，开了整整5个月的时间。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呢？会议的关键点是到底应该强调反左还是反右。“文革”期间政治动态一直飘忽不定，今天批左，明天反右，忽左忽右让人难以把握。科技大会从始至终也没法定准调，一直想等着周总理把关、作结论，结果周总理最后也没参加大会。无奈之下，最后由纪登奎等作了发言，大会才草草结束。所以，会后有人讲这次的全国科技大会最终变为一场闹剧。
当时主管全国科技工作的是刘西尧和迟群，可真正说了算的是迟群。作为四人帮爪牙的迟群正得意，别提有多猖狂，他干了不少的坏事，甚至对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也公开言辞不恭。事实上，这次大会之前就充满了左和右的斗争，在科技大会筹备小组中白介夫是支部书记，聂荣臻元帅的秘书甘子玉是支部副书记，筹备小组根据全国的科技情况作了一些调查研究，白介夫就参加了这次全国科学家考察队。考察中的大量事实使白介夫深有感触，他认为不能老讲假话，就如实写出内部简报，呈送给刘西尧和迟群。简报就整个文化大革命对科技工作的损害程度讲了真话，对此迟群恼羞成怒，把简报中一些内容狠批了一顿，并扣上政治大帽子，说简报把大好的革命形式描绘得漆黑一团。当时，写简报的同志十分担忧，就问白介夫：“老白，写简报有没有写成右派的？反映真实情况怎么倒变成右派了？！”白介夫无奈这种怪事，既然迟群不让讲真话，以后就不出简报了。其实，在“文革”中这类怪事很多，也就见怪不怪了。在北京市管地震
1973年初，白介夫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工作，任副主任，正好分管北京市的地震和科技方面工作。那时，社会上对地震的了解不多，不重视，但恰恰一个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落址与地震息息相关。是年9月，中国科学院向国务院提出关于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的报告。国家计委也同意为高能加速器的预研和建造立项，定名为“753工程”。中科院高能物理所遂开始调研、筹建高能物理加速器的工作。直径很大的加速器占地面积相当大，建设高能物理加速器的过程中，要求水平度绝对精确，若建筑时有小地震发生，稍微震动一下就会破坏整体精度。如何选址？颇费脑筋。最初选在北京市远郊昌平，但位于京北的昌平每年一二级地震就有好多次……为此争论了很久。北京市相关部门给中科院介绍了不少当地地质结构和地震的情况，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也过问了此事，最终放弃了该项目在昌平定址的方案。此后由于“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干扰，加速器预研被迫停顿。很多年后，这个加速器项目最终建在了现在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因为工作关系，白介夫与主管全国地震工作机构的中科院当权造反派打过不少交道，对他们工作上的拖沓、极度不负责任感慨颇深。
1976年唐山地震发生前，北京地震队的技术负责人张国民（现在中国地震局工作），在地震发生前半个月，向白介夫汇报了他们得到一些信息，虽然说得比较简单、概括，但白介夫认为事关重大，应该立即向国家主管部门汇报一次，以引起更多的关注。那时中科院掌权的造反派头头姓王，他夺了院长的权，科学院的大事小情都非得找他。白介夫遂向他提出就震情态势向他作汇报的意向。当时，天安门事件刚过去三个月，全国都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掌权的造反派全力投入运动，根本无心听汇报。尽管白介夫催了姓王的造反派头头一个礼拜，他依然因为忙于运动而无暇听汇报。后来他终于来听汇报，却无任何明确表态，没有任何做进一步工作的想法，更没有作针对性的防范准备。
白介夫记得，27日当晚汇报结束以后，参会的国家地震局的一个群测群防队伍，很重视北京地震队观察到的异常现象，大概有六七个人连夜就到唐山去了，他们并不知道大地震即将发生，更不知大地震震中就在他们去的地方。结果，去的这几个人全部殉职在唐山。白介夫清楚地记得群测群防的队伍是星期六出发的，北京市市委书记的黄秘书和他的夫人，因为家是唐山的，也于那天晚上赶回唐山。结果，他的夫人和两个孩子都在地震中罹难。唐山地震波及北京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