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我这几句话像一片镇定剂，立时使这唐山人不出声了。他怔了一会儿，忽然发现夹在指间的早已熄灭的烟蒂，便扔了，重新点上一支烟抽起来。他神情渐渐复归平静，一时颤动不已的目光渐渐又凝滞成原先那镇定自若的样子。好似风暴歇止后的树木，依旧是肃立不动的。
那东北小伙子也就不敢再发问了。
我这才发觉，自己一双脚仍旧浸在水盆里，热水早变凉了。再一看表，禁不住说：
“哟，快11点钟了，咱们睡吧!”
我去盥漱室倒掉盆里的水，用热手巾擦擦脚，又漱洗一番。回屋时，唐山人依旧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抽着烟，那东北小伙子却已睡着了。
我脱衣上床，钻进被窝，便对唐山人说：
“老兄，睡吧，天不早了!”
“我再坐一会儿。你先睡吧!我给你闭灯。”他说着，伸手拉了灯绳。
灯灭了。一片漆黑，但在我对面四五尺远的地方，有个殷殷的红点儿，一亮一暗，一暗一亮，这是那唐山人在抽烟。我大概由于半个月来没睡好觉，今夜又没有那吓人的呼噜来威胁，神经放松，很快就进入梦幻。
三
半夜里，我似乎醒来一次，但并不完全清醒。只觉得面前那亮晶晶的红烟头，依旧静静地一明一暗。在睡意蒙胧中，我迷迷糊糊地想，怎么这唐山人还在抽烟?是不是睡前那东北小伙子的问话，勾起他的心事，一时睡不着了?但我来不及去想，困倦好像个巨大的迷魂罩儿，重新把我笼罩起来。
第二天醒来时，天已大亮。屋里好静，空气里有股烟味儿。我坐起身，却见那东北小伙子早已起身去了，大概又去逛商店吧!再看左旁的床上，也是空空无人。被子叠得好好的，床单抻得平平整整，那包儿、外衣、杯子，都没有了。原来唐山人也已经离去了。
我一低头，一个景象如同画面一样跳入我的眼帘；在这唐山人睡过的床前，靠近床头的地上，竟有二三十个捏瘪了的烟头，一大片洒落的烟灰和废火柴棍儿。我心中不觉一惊，啊!他整整一夜没有睡觉呢!跟着我好像一切都明白了……
再看看这些烟头，我立即想起昨晚这位不知姓名的唐山人的每一句话。我心里立即泛起一阵深深的懊悔!我当时为什么不去阻止东北小伙子那些好奇的问话?为什么我也在一旁眼瞧着那小伙子揭开这唐山人好不容易才封闭起来的隐痛?不负责任地去触动别人心中的隐痛，是多么不道德的啊!懊悔过后，留下的是内疚。烟头是最常见的东西了，却从来没有像这些烟头，如此沉重又长久地留在我心中。至今我几乎一闭眼，就能清晰地记起那些烟头，和那位陌生的唐山人……这是多么糟糕又无法挽回的一件事呀!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建筑专家李瑞环作为全国最年轻的副市长到天津上任。听说他带来了中央调拨的亿元震后重建城市专款，然而他面临的是全城满目疮痍的空楼和蜂窝蚁巢一般茬满地面的“临建”。
日月如梭，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30年了，关于地震细节的记忆至今刻骨铭心。不仅因为我们生活在大地震重灾区的天津，更是由于在我们人生里程中有一个最不希望出现的巧合——7月28日是我们结婚纪念日。
1976年炎夏，我们为了庆祝结婚8周年，本打算在28日晚上带六岁半的女儿和五岁的儿子去观看演出的。不料凌晨三点多钟，大自然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悲剧。在那之前不知道地震的可怕
邢台地震，海城地震，天津都有震感。人们虽也大喊大叫，但惊奇多于惊慌，因为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
27日夜里出奇的闷热。我们一家四口住在位于重庆道一座新楼底层一间小房子里，那年头人们都很穷，没有电扇，更谈不上冷气机，我们在大汗淋漓中给孩子摇动着蒲扇，直到深夜两点才入睡。
凌晨3点40许，只觉得一阵猛烈的摇晃，伴随着一阵低沉的轰鸣声（后来才知道这叫地声），窗子里闪现了一阵白昼般的强光照得屋里通明，瞬间强光消失，摸黑去开灯发现已经断电。轰鸣声逐渐退去，楼房剧烈地摇动着，竟然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吱嘎声。仿佛有一把大锯从天而降，要把这座四层水泥砖混结构的房子锯断。楼上传来了东西落地的叮咣声，大人孩子惊恐地尖叫声。
慌乱中我们抱着孩子摸出屋门，却被过厅里倒下的自行车挡住了去路。那套有四间住室的大单元住着三户人家，每天晚上过厅里都摆放着许多自行车，这会儿一排自行车全都朝着我们家门口倒下了。我们只好放下孩子，把一辆一辆车扶起来，然后跑出单元门。
事后想起来一阵阵后怕，若是知道大地震的破坏力，还去顾什么自行车呢！早一秒钟从车堆上爬过去，就能争取一线生机啊！那时候人们对于防震与减灾还一无所知啊！
当时我们基于无知的勇敢还做出了雷锋式的见义勇为行动，楼里一位老太太是赤身裸体跑出来的，年轻人立即脱下自己的衣服给老人穿上。见她哆哆嗦嗦站立不住的样子，航鹰还跑回楼内搬出一个凳子搀她坐下。
无知无畏，当时虽也惊慌但未失措。真正的恐怖是在天亮时看清楚发生的一切的时候。
那天黎明前格外黑暗，可能是大地震的天象，也可能出于我们从未经历过全市断电的体验。摸着黑我们和全楼的邻居们跑到了马路对面的边道上，对面是一片平房安全一些。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开始关注起周围的情况，这才发现我们这座新楼竟然向前倾斜了，压得边道出现明显的塌陷。附近的一些临街老楼的“前脸儿墙”不见了，一层层大大小小的房间里的家具陈设一览无余。航鹰自幼在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做舞台美术工作，熟知话剧理论“第四堵墙”之说。孰料一夜之间满街的房子都像话剧舞台似的没有第四堵墙了，只是一座座“舞台”上没有“演员”——人们都逃生去了，留下一间间凌乱的空巢。更为可怕的是，我们原本以为安全的平房区，可能因为那些平房太简陋了罢，大震时门窗所在的前墙瞬间倒塌了，胡同里已经有尸体被抬了出来，蒙着被单停放在边道上。
死亡就在身边，而且听说多是年轻的生命，年轻人跑得快，被倒塌的前墙砸个正着。奇怪的是听不见哭声，平房组成的胡同里一片寂静，死者的亲人们似乎还无法相信、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灾难。
我患有多年的风湿性心脏病，目击死亡，一切镇静与勇敢全都丧失殆尽，浑身颤抖，心律不齐，陷入了无法克服的“后恐惧”中。在灾难面前人性的高尚
我们居住的那座四层楼里大约有20户人家，平日邻里关系很冷漠，碰面时肯露个笑容就算客气的了。
危难当前，全楼的人表现出空前的团结精神，原来有矛盾甚至不说话的邻居主动打起了招呼，互相关心，尽释前嫌。天还没有亮时，就有男人自动聚集起来一一清点各家人数，借助手电筒的光亮查问全楼的人是不是都跑出来了。
全楼的人被确认安然无恙之后，天也大亮了。短时间内不可能回楼里住了，总不能就这样半裸着坐在边道上，胆大一些的人开始尝试着进楼里搬出一些生活必需品：衣服、凉席、被子、粮食、油盐酱醋、锅碗、煤气罐等。那一天在路边的第一顿饭实现了共产主义理想，可以说是百家人吃百家饭，谁也说不清粮食是谁家的，菜是谁家的，锅是谁家的，反正都是大家的。干活儿时能者多劳，吃饭时各取所需。
那种高尚无私的气氛好景不长，人们很快地就飞鸟各投林了。我们当天下午就带着孩子投奔奶奶家去了。
过了些日子航鹰回去拿生活必需品时，路边“临建棚”虽在，大锅饭已不见踪影，就听到一些谁奸谁厚道谁吃亏谁占便宜的闲言碎语。
为什么只有到了大灾大难时刻人性高尚的层面才会普遍闪光呢？
震后早上，余震还未停止，刘晋秋第一个赶到厂里，而震后第一时间到厂里的都是这些复员军人，大家按科室和班组分工，挨家挨户走访。万幸的是，虽然有的职工家房子倒了，人受了伤，没有“减员”的……事后，这些灾难临头先顾群众的复员军人被职工们所称道。
大地震后，号称世界第一大自行车城的天津卫涌现了一片奇观——数以百万辆计的自行车倾城出动。天津市区及其郊县人口近千万，先是以青壮年男人为主力部队，挨门挨户探亲访友问平安，紧接着姑娘媳妇也出动了，然后凡是有车可骑的人，骑得动自行车的老人们也奔上了大街，别说是直系亲属，就是平时走淡了的亲戚，疏于来往的朋友，这会儿都想起来了，都得去看看呀！伤着人了没有？有嘛困难没有？楼上不敢住住我们家去我们家住平房……
那年头没电话，自行车轮子就是电话线！没手机，至爱亲朋双手紧握才是真情！没有电脑、电子信箱，人到了、礼儿到了、见面了、放心了、脸儿笑了、热泪流了、你来看我了、我一定得看你去……嘛叫至亲骨肉呀，嘛叫莫逆之交呀，嘛叫感情呀，嘛叫惦记呀，嘛叫哥们义气姐们情分呀，赶到大事儿上才看得出来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