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儿发生的地震，有多严重的灾情，张国民和剧组的同事完全不知道，但身边房倒屋塌、许多人在危难和痛苦中挣扎的情景，却让这些刚刚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电影人们忘记了个人安危。于是，《金光大道》剧组演职员们和当地民众一起，冒着不时袭来的余震可能造成的新的危险和灾难，穿梭于残垣断壁之间，寻找、救助废墟中尚未脱险的幸存者，并帮助送往县医院抢救。
几小时之后，渐渐有些虚虚实实的消息传来，“什么，唐山完了！什么，北京也有房屋倒塌！！”剧组中有些人家在北京，亲人在北京，比如扮演冯少怀的许忠全、比如马精武等等，都急得团团转——因为北京的灾情不明，惦记着亲人的安危，他们恨不能长出翅膀即刻飞回家去。再说，下面的戏拍摄正要转场北京，剧组一堆人总在蓟县耗着也不行。经过商量，决定由家在北京的同志和在转场北京戏中有任务的同志先行去北京了解情况，其他的人则留守等待消息。作为片中的男一号，张国民被安排在先行的小组里。其后不久，整个摄制组也从蓟县移师北京。
驱车沿途，处处看到的是地震后废墟成片的残破景象和一批批被运往各地医院的伤员，大家的心情像坠了铅块似的沉重。
到了北京，满街都是站在雨中或躲避在简易的塑料棚中不敢进屋的人，原本宽广的北京火车站站前广场上遍布着形色各异的塑料防震棚。鲜鱼口胡同的戏显然是无法拍了，回长春是惟一的选择，可由于地震，当时已没有火车直达长春（开往长春的车次已经取消），最远的目的地是沈阳，于是大家张罗着购买去沈阳的火车票。但买到车票谈何容易！当时因为害怕地震，人们纷纷涌向意念中比较“安全”的外地躲避随时可能“光顾”的地震，买到火车票，特别是买到整个剧组需要的多张火车票，真比用钱买到北京粮票、全国粮票还难。在等票的日子里，由于房屋内不容许住人，又没有多余的避难所可安置，摄制组的演职人员们大部分时间只能坐在马路沿儿上，暴露在同样整天在室外活动的男女老幼的目光之下，成了被围观的对象。“咳，那不是高大泉吗？瞅见演张金发的了吗？怎么没见冯少怀……”人们兴致勃勃地品头论足，议论不休。对住在地震棚中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市民来说，此时“追星”是莫大的乐趣和刺激。市民们那热情高涨、无休无止的围观，搞得张国民和剧组的人简直快要崩溃了，买上火车票更成为他们逃脱这种狼狈不堪的境遇的惟一途径。费尽了周折，几天之后才好不容易买到了去沈阳的车票。
在人摞人的拥挤中，张国民和剧组的几个身强力壮的“骨干”在火车站台上跑前跑后，终于把全剧组的人都塞上了列车，他自己却再没有挤进车门的可能了。开车的铃声响了，眼见着火车鸣着长笛已徐徐启动，可把被剩在站台上的张国民急坏了，列车上有他的剧组，更何况，还有一位七旬老人带着几岁的小孙子——那是一位朋友的母亲和儿子，随剧组去东北老家亲友家避难。启程前，朋友特地托付张国民一路上帮助照应他的老母和儿子，可现在自己上不去车，这可怎么办？正在张国民心急火燎又万般无奈的时候，他那张“明星脸”为他救了急。一位特熟悉、特崇拜高大泉的年轻女列车员违反常规，将由她控制的一个车门打开，招呼着张国民快上车，张国民迅即一个箭步蹿上已经开始加速的火车。
由于穿行于地震重灾区的铁路已遭到严重破坏，火车只能绕道而行，车速缓慢得像在爬行，且时常临时停车。三伏天，车厢里又没有任何降温设备，人贴人、人挤人，比在蒸笼里还难挨，年轻力壮的都受不了，更何况老人、孩子。想到朋友的母亲已70高龄，孩子才几岁，万一在路途中有个闪失就麻烦了。于是，张国民想方设法找到列车长，还是凭着自己家喻户晓的“社会影响力”，终于费尽周折将老人和孩子安置在条件相对宽松得多的卧铺车厢。近20小时的路程，张国民和剧组的其他同事则是一路站到了沈阳。
火车到达沈阳已将近傍晚时分，市内的旅馆早已旅客爆满——被蜂拥而至的震区灾民和附近省区闻讯自己居住地近期“还有大震”而跑出来避难的人所占据。晚上八九点钟了，疲惫不堪的《金光大道》剧组一行人马却还在街上转悠。总不能露宿街头，最后，不知谁出了个主意——住澡堂，休息的同时还能洗个痛快澡。澡堂虽然有接纳能力，但条件远非大家想像的那么舒适。更让张国民等人防不胜防的是，在澡堂里他们再次遭遇到被公众围观的情境。都临近晚上11点钟了，热情的观众还不肯离去。演员马精武用几乎是带着哭腔的声音恳求道：“老乡们，老乡亲们呐，求求大家快去睡觉吧，也请体谅体谅我们……”看来，澡堂依旧不能久留，全剧组人员尽其所能调动有可能“好使”的一切“关系”，才寻到火车票，落荒般地回到长春。
因发生地震，北京的外景戏一时无法拍，只好先在长影厂里拍内景戏。待内景戏拍完，震情已逐渐平稳下来。当剧组再次赴北京拍外景戏时，已是当年的11月中旬。11月15日那天，依旧是在北京的鲜鱼口，实拍外景戏。初冬的北京已寒风刺骨，可按影片的内容要求，拍的却是夏天的景致，拍戏时演员必须穿单衣不说，还得吃冰棍——以压住戏中人物说话时口中冒出的哈气，避免露出破绽。穿着单裤和褡裢式背心，在气温零摄氏度以下的严寒天气里吃冰棍，那种“透心凉”的感觉张国民一辈子都忘不了。就这样在寒冷中站了一天，待下午收工时，张国民觉得腰疼得像要断了似的。一回到摄制组下榻的旅馆，他便直奔宿舍里的暖气，将腰背紧靠住暖气再也不肯挪窝儿，即使这样疼痛也并未缓解。听张国民不住声地喊腰疼，在片中扮演沈记粮店老板的老演员任为民便拿出随身带的针灸盒，他有用针灸治病的本领，据说针到病除。晚上，任为民让张国民趴在床上，开始为他针灸。剧组的几位演员也围过来想见识一下任为民针灸祛病的神效。谁料到，几根银针刚刚扎进张国民的后背，“咣当”一声——又地震了！大家如惊弓之鸟般地飞逃出旅馆。而此时的张国民背上扎着针，腰酸背胀，像被钉在了床上，动弹不得，只好听天由命。刹那间，几个月前遭遇大地震时的恐怖情景无比分明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尽力抬起头，用目光扫视可及之处，心中迅速地盘算着，万一震动加大，自己将如何逃生。好在这次地震，不过是唐山大地震之后一次震感强烈的余震，很快，一切就恢复了平静。这时，刚才跑到屋外的剧组同事哈着凉气、惊魂未定地回到屋里，大家这才想起了被“钉”在床上的张国民，很是过意不去。但张国民十分理解同事们不顾一切从屋内迅速逃离的果决行动，张国民相信，同事们将他遗忘在床上决不是有意的：“那时一听地震，人们就条件反射般地往外跑。地震，的确把许多人吓坏了。”
1976年年末，拍摄时多灾多难的《金光大道》（中集）终于杀青。当时影片下集的剧本已经完成，却由于其时“文革”已经结束，影片中的某些带有时代色彩的内容显然不合时宜，所以下集未能拍成。但历史的镜头历历在目，《金光大道》剧组亲历了惊心动魄的唐山大地震，并留下了那个特殊时代的故事。
唐山地震波及北京，忙乱中，人们惊异地发现——北京展览馆尖顶上的红星不见了。
当一次地震发生后，在我们对它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它的烈度分布并不完全是由震中区向外环状递减的，在某个或某几个小地域中，其烈度会明显高于周边地区。
1976年7月28日，在我国河北省唐山市发生的那次震惊中外的7.8级大地震，仅在受其波及的北京市，就有多处这样的高烈度区。例如：从国家地震局（现中国地震局）对这次地震的烈度核定中可知,北京市的四个城区普遍为Ⅵ度，而距震中较远的西城区却是Ⅵ度强，而西城区内距震中更远一点的展览路至德胜门一带竟高达Ⅶ度。当时，我在西城区地震办公室工作，又住在距展览路很近的地方，对当时的震感留下了很深刻的记忆。
在这个高达Ⅶ度的地区，还有另一件让我记忆犹新的事，就是当人们在地震后的忙乱中偶然抬起头的时候，惊异地发现，北京展览馆尖顶上的红星不见了。北京展览馆是这一地区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简称“北展”，展览路、展览路街道、展览路地区皆由此而得名。不仅如此，它还有另一层含意在其中，因其建于建国初期的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在当初称作“中苏友好”的那个年代里建造的，而且,整个建筑群落都具有典型的俄罗斯风格，特别是耸立于顶层平台上的那个高高的尖塔和塔尖上那颗又明又亮的五角红星，常常给人以遐想，使人们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莫斯科，联想起克里姆林宫，甚至联想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首著名的歌。那时，建筑的名称就叫做“北京苏联展览馆”，一直作为中苏友好的象征。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全面紧张后，才更名为“北京展览馆”。然而，它的俄罗斯建筑风格以及馆中那个被年轻人叫俗的“老莫”——即专做俄式大菜的莫斯科餐厅，却仍然会引起人们很自然的联想。所以，当人们意识到是地震将红星震落时，马上就联想到一个中苏论战时的政治语言——“莫斯科的红星落地了”，一时间被广为传播，也不失中国人的一点幽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