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搬砖、运渣土的工作基本上结束，我们也开学了，爸爸妈妈的工作也早已恢复了正常，每天都是朝九晚五，生活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在这平静中也暗暗地散布着各种小道消息，种种传闻特别多。
有意思的是，那时候地震虽然把大家生活搞得有些狼狈，但人心都很安定，知道政府是要管人民的，大家一门心思防地震，社会上更是安定，那时大街小巷，关着大门的人家很少，都是四门大敞。那时候好像没有了小偷，没有了盗窃，没有丢东西的事情发生，人与人之间团结互助，很少吵架。
唐山大地震虽然过去30年了，但至今在人们的记忆中是永不磨灭的。回想当时的生活情景，仍历历在目。但愿这样的灾难不会再降临到我们头上。
唐山大地震之后，在研究所云集的中国科学院里，地震研究被其实仍然是外行的所谓科学家们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一些其他工作暂时停止了。
睡得迷迷糊糊的我突然被摇醒了，我听见床在嘎嘎地响，房子也在不停的晃动。从未听过的巨大响声沉闷而让人恐怖。我朦胧地意识到是发生地震了。邢台地震时，我在山西，曾在屋外睡过；也听说过有关海城地震的事，那时都说地震能预报，这次怎么一点没有听说呢？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立刻叫醒孩子、妻子。房子还在摇动，现在不能往楼上跑，听说房顶的小烟囱，最容易被震垮，摇动中的坠落物最容易伤人，尤其是跑得最快的人。我让三岁的儿子赶紧躲在缝纫机的下面，让大一点的女儿赶紧钻到床下面去。我告诉他们地震了，不要慌。小小的房间里，大人没有地方躲藏，只能是等着听天由命了！这时我想起我的侄子，他是来探亲的，由于家里房子小，只能寄住在同事的家里。此时，我的心似乎提到了喉咙，“他怎么样了，他住的那个楼没问题吧？”
当时我们一家四口人，住在北京中关村科学院的宿舍区六十四楼上一间12平方米的小屋里，那个年代算是可以的了。四楼顶屋的这个单元共住了三家人，与我家住在同一单元的两家邻居一家是科仪厂的工程师，三代七口人住一个套间，不到30平米；另一家是所里的老师傅，四口人住一间大点的朝南带凉台的屋子。三家人挤住在一个单元，厨房、厕所、门厅加起来不过十多个平方米，六七平米的厨房里放了三个蜂窝煤的炉子，再加上水池，平时洗菜都要排队。真的是比姜昆相声里说的还拥挤：炒菜锅上面凉尿布，做饭时要转个身都得先喊“一、二、三”。厕所里和过道里都堆着各家备用的蜂窝煤。我们算是年轻人，作为后住进来的“小字辈”，有点日常用品也只能塞在屋子里。好在那是革命的年代，大家都是无产阶级，没有什么大件的财产。地震来了，小孩子钻到床下是惟一的选择。
当我安排好女儿、儿子时，床不摇了，屋子也不晃了，初始的最强的地震波从这里通过了。我和妻子愣愣地站在屋子中间不知道下面还会发生什么，心中却七上八下，忧心忡忡：还会来第二波强震吗？地壳的挤压、运动就这么一下子完成了？红砖的楼房经过那么强的摇晃裂了吗，会垮吗？深更半夜地若跑到外面去住，小孩子怎么办？这时，我灵机一动，突然想到了研究所。听说那大楼是防原子爆炸的，外墙有半米厚，关键的部位都还有加固。对，到所里去。地震如果再强，我们就认命了，与研究所同归于尽；余震不强的话那里恐怕是最安全的。再说，这同时也是对国家财产、研究设备的关心。我和妻子很快达成了一致，在第一波震动平息后不久，便带着满脸惊恐的孩子们匆匆离开六十四楼，奔向研究所。此时，中关村楼群的空地间、街道上已经有不少从楼内逃出来的人群，半明半暗的空间里不时传来呼喊的声音，有找孩子的，有议论地震的：“震中在哪里？那里的人可是倒霉了，肯定会死不少人的了。” “是几级地震……” “有房子倒塌吗？”……
事实是清楚的，那次地震很强烈。研究所烧锅炉用的二十几米高的烟囱被震倒了，只有大半截还立在那里。那时科学院的宿舍大多是四层高的红砖楼，看来那砖和水泥的质量不错，楼的质量经受住了强烈地震的考验。我们真应该感谢那个时代的建筑师、工人兄弟和货真价实的建筑材料，真不知道倘若碰上如今这般惟利是图的黑心建筑公司，住进豆腐渣工程的房子，我们会有多么惨！强烈的地震使当时北京的许多四五层的楼房都被震裂了。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这种震痕累累的房子已经被拆除了，我们住过的六十四楼也已被新的摩登大楼所取代。但偶尔，人们仍可看到的由四四方方的水泥框架框起来、尚未被拆掉的老楼，其实那水泥框就是震后为加固这些房屋而捆扎的“绷带”。
我们到研究所内时，所的院落里、大楼内已经有了一些不太多的人家，毕竟有些人和我们有相同的看法。天渐渐地亮起来，到所里来的人越来越多了。从同事那里知道我侄子他们也没事，一颗悬着的心算是落地了。这时候，所领导也来关心设备的损伤情况，同时也关心着同事们。那个年代设备比人更重要，有仪器的房间不能随便进去，所以我们先去的人都很自觉地在研究所大楼走廊里找块地方为一家人安个可坐可卧的“小家”。研究所大楼过道里有点像难民营了。看到这乱乱哄哄的现象，所领导决定开一些房间让大家进去休息，同意各自打开办公室，或是打开仪器少的屋子，让大家休息，生活算是安定下来了。
白天的工作几乎全停了，大家议论的全是关于地震的传闻，小道消息铺天盖地。这次地震前的海城地震，据说是成功预报了的。听说有个县城为了让大家离开屋子，有意在广场上放电影，因此地震发生时没有什么伤亡。我们中国人能成功地预报地震引起世界的高度重视，为此我们曾十分自豪，怎么这次这么大的地震都没有一点信息呢？我们在北京，距离当时还不知道的地震中心的唐山有100多公里，但是仍然听到“那里的墙倒了，砸死砸伤了什么人”等等传言。政府的信息证实唐山市是这次地震的中心，小道消息骇人听闻地说唐山在这次地震中全完了，几十万人口的伤亡，政治、经济损失也是不可计数的，为这个共和国带来了空前的浩劫。研究地震突然间成了当前的头等大事。
研究所的人毕竟是科学家，虽当时头上都压着顶“臭老九”的帽子，但个个“未敢忘忧国”，都感到地震这头等大事和自己的研究领域可以“对接”，都想利用自己专业知识在中国地震预报科学上取得新突破。研究所的不少人开始跃跃欲试：说穿了，地震不就是地壳上的几大板块挤来挤去，摩擦碰撞引起的吗？挤来挤去就发生移动，摩擦碰撞就会起电发光，这些物理参数的变化，我们不是也可以测量吗？于是乎，我所在的物理所和科学院的其他所都纷纷成立了地震的科研小组，有些还得到了政府及院里的支持。一场几乎是全民性的地震研究热潮轰然兴起。研究磁学的转去测地磁场的变化，研究声学的想方设法测地声。测量电阻是大家都会的，许多人便在地面埋两根电线，天天测量地电阻。高能所能测量放射性，就到一些井中测量氡含量的变化。最简单、人人都能做到的就是测量水井中水位的变化，哪天上升了，哪天下降了，有没有突然的变化。动物所的人则日夜密切观察动物的反常。最有意思的是学光学的人，怎么测“地光”呢？听说唐山地震时，有火球乱窜，也有异常的“地光”，而地震过后这些都消失了。于是，研究光学的人便分成了几组，一组用光干涉的办法测量岩石的移动，这还是蛮科学精密的，关键是选好参照物和真正与大地接在一起的岩石；另一组，有位能人则想到了看天空中的“云”。他说：“云是大地的镜子，大地的变化会在云中反映出来。”一时间，仰望蓝天，观测“地震云”，抓拍“地震云”成了时髦的事。说起来蛮有道理，可究竟什么样的云是“地震云”？哪块云彩对应着哪处呢？最关键的什么时候震呢？这些都让人不可思议。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当内行的人们还在怀疑的时候，媒体却报道说不只中国有人研究地震云，日本也有专家在研究，并且出了书，于是中日双方还展开了交流。为了让大家信服，还说某年某月某日，通过地震云的观测，他们成功地预报了“巴西”的一次地震——同志们那可是地球另一半的地震呀！专家无能就搞群众运动。在研究所云集的中国科学院里，地震研究被其实仍然是外行的所谓科学家们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一些其他工作暂时停止了。
唐山地震其实给“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十年的中国一次巨大的震动，震波涉及科学研究、经济建设、政治思想，实际上也深入到每个关心中国前途的人的内心。那一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也让人们产生了太多的联想。周恩来、毛泽东的去世为中国的政治留下巨大的真空，中国向何处去，我们该怎么走，成为当时人们思考的中心问题，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各种功法，所谓的大师的出现开辟了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