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那个时代，这一切也就是说说而已，虽然一天到晚泡在女朋友家，举止还是规矩得很。现在回想起来未免有些后怕——那天晚上因为聊得晚了，而我家又在西郊，便留在女朋友家住下。我住在女友的房间里，而女朋友，则到她妈妈房间搭铺。倘若那晚上不规矩，有点什么西厢故事，到凌晨时突然天怒人怨、地动山摇，双双从一间屋里跑出来，岂不狼狈？我还记得那天天气奇热，躺在床上久久难眠，最后找了一本书，看着看着，昏然入梦。睡梦中忽然觉得床板嘭嘭地跳起来。睁开眼，天花板和四周的房柱，东移西扭，吱吱作响，只听屋外风声飒飒，俄而又寂然，森森可怖。我不知这是真实还是梦境，懵懵懂懂中忽觉门外冲进一个人来，大喊：“快出来！地震了！”一跃下床冲出门外，才知叫我的，是未来的小舅子。而此时，未来的岳母、老婆、小姨子以及外甥等等，都已跑到四合院的空旷处，挤作一团。此时脚下地面仍然在拧动，四周的房舍，也在七扭八歪地拧动中。黑漆漆的天空上，泛动着一片一片的白光，偶有蓝光闪电般划过。震动渐渐减弱，大家才发现自己都没有穿外衣，于是分别跑回屋里，找出衣服穿上。跑出四合院，街上已经站满人了。惊魂未定的居民们交流着惊梦的感受，又询问各家情况如何。好在那个胡同里虽有几家山墙坍塌房顶陷落，竟无一人伤亡。
天微微亮了，我有些惦念在人民大学家中的父亲，告别女友一家，骑上自行车，往自己的家中赶。那个时代的信息真是滞后得很，谁也不知道几百里外的唐山，已经哭号连天、房倒屋塌。后来才听说唐山的几个矿工开着一辆急救车，在坍塌的道路上左奔右突，跑到中南海来报告灾情。我骑着自行车，沿赵登禹路，上西直门大街，出西直门，朝海淀方向赶去。一路上，空旷的马路两旁聚集了一群一伙的居民们，好像都在议论纷纷。有人已经为老人和孩子们架起了折叠床，围着折叠床，几根竹竿支起，挂上了塑料布，这大概就是后来所谓“抗震棚”的雏形吧。当天下午，当我顺原路返回城里，去西单的电报局拍电报的时候，抗震棚已经遍布城区大街两侧的人行道上了。
那两天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跑电报局。向远在广西的母亲和亲友报平安，询问黄叔叔是否有唐山亲人的消息，也曾试着往唐山矿冶学院打电话，想问问有没有陆阿姨和外婆的消息。电报局里人头攒动，大多是有亲朋好友在唐山的人们。结果是一样的——我们听到的，是一样的回答：都是一片废墟了，就算有人接电报，往哪儿送？
陆阿姨的消息是十几天以后才得到的，先是父亲告诉我，黄叔叔来了电话，说陆阿姨已经和他们联系上了。陆阿姨躲过了这一劫——地震发生时，她正在农村“五七干校”的草棚里。地震过后，陆阿姨跋涉几十里，赶回唐山矿冶学院家属区。自家的住宅楼已经坍塌了，外婆所住的北屋，房梁整个儿塌了下来，把外婆砸死了。陆阿姨满怀悲痛，找人抬出了外婆的遗体，料理了后事……父亲说，幸亏黄叔叔和黄越回北海了，不然那房梁砸下来，黄越肯定是没命了，因为平时就是黄越和外婆住在那间屋里。又过了几天，陆阿姨的信到了，描述了家中的惨剧，丧母之痛，令人动容。不过在信的末尾，她写道：“……比起身边人们一家一家全家被砸死的惨剧，我们家所遭的灾难，算是最小的了。多亏朝宝庭兰邀请忠民黄越返乡，才免去我家的灭顶之灾……”没过多久，黄叔叔和黄越回到了北京，用黄叔叔带着几分苦涩的幽默的说法，他们已经成了“无家可归”之人。接下来的事情就是顺理成章的了——黄越在我家住了下来，开始了在北京的借读生活，直到他们的家园重新有了眉目。
回想起30年前这一段往事，真有些让人不胜欷?之慨。特别是知道黄叔叔在唐山安度晚年，而黄越则在京城，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则更有几分欣慰。古人说，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而黄叔叔黄越一家，幸哉复幸哉，此亦命亦夫？
庆幸过后仍觉得，在命运的无常面前，我们还渺小得很。
有人惊呼，有人大笑，有人急着找躲藏的地方，还有人索性就在原地蹲了下来。原来，匆忙惊恐之中，有人来不及穿衣，竟“裸奔”下来了。
1976年7月28日，是个很平常的日子。但是，在经历了那个不平静的黎明之后，它就变得很不平常了。
那天的天气有些闷热。我睡在厂里，宿舍是一座五层楼房，我住的地方在三层。因为热，睡觉时就没有关门。大约到了后半夜，忽然感觉到一阵摇晃，我从梦中惊醒过来，“地震了”，也来不及细想，随手抓了一件工作服，就跑了出去。楼道里亮着昏黄的灯，晃动着惊慌的人影。从宿舍到楼梯口有几十米，平时显得稳稳当当的，现在却左右摇摆起来，晃得很厉害，忽而斜向这边，忽而歪向那边，跑起来，脚底下就觉得有点儿不稳了，不时地还要扶一下墙。
楼下是个篮球场，平日我们在这儿打篮球，也看厂队和别人的比赛。这时，这里已经站满了人。大家抬头望天，有人说，看见天上闪过一道白光，我好像什么也没看见。脚踩在地上，心里踏实多了，就注意到了周围的情况。开始还有点儿发懵，转瞬之间，忽然就反应过来了。有人惊呼，有人大笑，有人急着找躲藏的地方，还有人索性就在原地蹲了下来。原来，匆忙惊恐之中，有人来不及穿衣，竟“裸奔”下来了。
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家化工厂。厂子地处东郊，现在叫四环，那时却是偏远的郊外，只有两路公共汽车通往这里，联系着工厂和这座城市。我们这些青年工人平时都不回家，吃住都在厂里。有一年忽然来了很多农民子弟，都是密云县人。很多年后我听说，当年修密云水库，有几万人从库区迁移出来，一直得不到妥善安置。这些年轻人就算是幸运的，进城，转非，当了工人，有了固定的收入。但他们很多人还保留着农村的生活习惯，睡觉时一定要脱得精光净，于是才有了后来的那一幕。一个小伙子平时很腼腆的，说话爱脸红，这时已羞得不知如何是好。我手里还抓着那件工作服上衣，赶紧递给他，把“下半身”围上了。
余震不断，但人们已经没有了开始时的惊恐。胆子大点儿的，陆续上楼，接着做自己的好梦去了。我也回到宿舍，却不想再睡，看看表，四点多钟，天也该亮了，就找件衣服穿了，再下楼去。我觉得应该回车间看看。这次地震，感觉很厉害，想是离北京不远。10年前的1966年，邢台地震，北京也有感觉，动静儿就比这小多了。我担心，有些设备可能扛不住这样的摇晃，那些个氯气、氢气……哪个跑出来都不是闹着玩儿的。前两年氯碱车间跑过一次氯气，熏倒过好几十个建筑工人，同仁医院的楼道都摆满了。
车间里热闹起来。书记、主任、工段长都来了，一些团员、青年也来了。有人是骑车从家里赶来的。我们书记是团干部出身，很会鼓动工作，车间的风气照例都很积极。夜班的师傅们已经把所有设备全部检查过了，大家聚集着，又议论起这次地震，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过去。那时的资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也不讲“知情权”什么的，最快的消息也要等广播电台早晨7点钟播出的新闻。如果领导人觉得什么事不应该让大家知道，一个字都不报道也是有的。那时大家都比较茫然，不知道震中在那儿，震了多少级，其他的地方怎么样，有没有伤亡？这些具体情况一概不知，只有零星的身边的见闻，说来说去没什么意思，也就散了。
这时，天上飘起了小雨，而且越下越紧，越下越密。阴霾沉重，浓浓地压在我们的头上。我离开车间，蹬车上路。刚才有人说，北京城里有的房子都被震裂了，还有震塌的。我不放心家里，就跟领导打了招呼，要回家看看。今天本来也是我的公休日，但情况特殊，我不能一走了之。正是上班时间，满街都是自行车。我顺着三环路一直向北，那时的三环路就到大北窑，两侧也没有现在这么热闹，过了呼家楼、白家庄，车渐渐地少了，路也显得冷清了许多，晨雨横扫过来，更增添了一种凄凄然的感觉。我家住在牛王庙，几座农家小院，散落在机场路边的树林里。后来修建三元桥，这里就拆了。我们是先搬走的，父亲单位分了宿舍，在东直门外大街，我们也结束了十几年租住农民房的日子。但那时的牛王庙，还住着我们一家七口。主人住正房，我们住的是两间东屋。对着我家门口，院子中央，还种着一架葡萄，像是家门口立了一座影壁。房子很矮，空间也不大，大约20平米的样子。父母带着两个妹妹住里屋，我和两个弟弟住外屋。不过，大弟、大妹先后去郊区插队了，我住宿舍，家里就剩下父母带着两个弟妹，倒也清净。
那天早晨，我推开家门，看到大家和往常一样，父母准备上班，弟妹准备上学，没有一点异常，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据说，我们住的那种房子，虽然破旧了一些，却是不容易倒塌的，就是墙倒了，房柁也不会掉下来。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牢固？但后来我做过几次梦，都是墙倒屋塌。人们说，梦都是反的，也许有些道理。总之，那一次真的就没有发生什么事。几天后，家家户户都盖地震棚，我家也盖了一个。记得是把葡萄架用上了，上面铺几层单位发的油毡、塑料布，算是地震棚。这真的是个棚子，不像有些人家，索性就起架盖房了。后来，北京城满大街都是违章建筑，地震棚是始作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