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使宁河县芦台镇的交通、通信毁于一旦。为了方便灾区群众与外界联系，县邮局领导很快想出了便民措施，他们职工两三人一组，准备好纸、笔、信封和邮票，到街上出地摊，免费为群众邮寄信件，遇到不会写字的求助者，他们还会代为书写。我在震后寄出的第一封信就是在县文化馆旧址前写的。这封信是寄给当时我在青岛潜艇学院读书的哥哥，一时忙乱之中不知道是否写对了部队番号，下午我又到邮局的服务摊上写了一封寄出去。为此哥哥还怀疑这封信是不是我写的，为什么同一内容的信，一天之内收到两封？生怕我在地震中发生什么意外。和大姐同居一“室”
1976年我20岁，刚参加工作几个月。震后我和卫生局工作的包文兰、李会兰两位同志一起借调到县革委文卫办公室。刚到县委时，由于震后县委机关已成废墟，县革委的财贸办公室、文卫办公室都被临时安排在与县委一墙之隔的芦台粮库院内。我们自己搭起帐篷，地上铺上苇席就是办公室了。白天工作在这里虽说闷热难挨，但还能坚持。可是到了晚上蚊子一抓一把，实在让人难以对付。我被蚊子叮得受不了，只好找来一条麻袋，把自己大半个身子装进去，再用衬衣盖上头，才能勉强睡一会儿。第一个晚上就这么对付过来了。第二天晚上，包文兰大姐从家里找来了一顶蚊帐，她和李会兰大姐睡在一顶蚊帐里已经很挤了，但是她看到我被蚊子叮得难受，实在不忍心，就硬是把我也拉了进去。那时，包大姐刚结婚不久，李慧兰大姐比我大三四岁，大学刚毕业还没有谈朋友。包大姐让李慧兰睡在她左边，我睡在她右边。白天我下乡接伤员，有时机关食堂给大家分附近村队送来的水果，我赶不上，两位大姐就把她们分到的那份留下来，等我晚上回“家”，姐弟三人一起吃。就这样，我们三个挤在一顶蚊帐里睡了十几个晚上。
后来全国各地援助灾区的药品陆续送达，包大姐和县医院的徐桂荣、于秀兰三位同志被抽调到蓟运河北岸芦台大桥北侧（芦台大桥已在地震中震毁）负责接收和向各公社医院分发药品。因为蓟运河堤上添了许多新坟，三位女同志住在坟墓边上的一顶帐篷里还是有些害怕的。所以，包大姐到文卫办公室向邵庆余主任要一名男同志晚上和她们做伴。邵主任开玩笑说：“你看上谁了？”包大姐说：“我们想要小刘。”邵主任说：“那好，就让小刘同志晚上给你们当卫士。”就这样，白天我去文卫办公室上班，晚上我去给三位大姐做伴。头一天晚上，一起给我们的“家”进行了一番整理，用装药的箱子把帐篷隔成两间，我睡在守帐篷门这边，隔着药箱垒成的矮墙，里面就是三位大姐的“巴黎圣母院”。每天不管忙到多晚，我都要赶到蓟运河对岸去住，晚上和大姐们围在油灯下，统计分发药品的数字，谈论一天的见闻，那段时间虽说工作很忙很累，但也其乐融融。
这场灾难给唐山及宁河人民带来的伤痛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淡去，但在抗震救灾过程中那些真挚的充满人性光辉的事迹，将长久留在所有经历过这场劫难的人们心中。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突然间地声隆隆，地光闪闪，地动山摇，房倒屋塌，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唐山大地震。顷刻间，距震中唐山仅仅几十公里的宁河也经历了灭顶之灾。当我清醒之后，已被深深地埋在废墟之中。在废墟下苦苦求生的几小时，我思绪万千，往事历历在目，萦绕脑际……
汽车缓缓地驶上蓟运河大堤，经过一路颠簸，终于停在所要去的地方。我慢慢地从车上下来。这时，天阴沉沉的，似乎要下雨的样子。我望望大堤南面高高的围墙，又看看脚下坑坑洼洼、野草丛生的荒坡，在确认这里就是当年在地震中罹难同学的墓地后，便从车上拿出一束鲜花和一瓶白酒，把鲜花轻轻地放在一个大土坑旁，然后再把酒洒向这坑坑洼洼的荒坡上。随着酒香淡淡远去，我的思绪也被带到那遥远的、刻骨铭心的回忆之中……
1976年7月27日夜间，为建校劳累了一天的同学们正在酣睡之中，然而，灾难正悄悄地向人们袭来。7月28日凌晨3时42分，突然间地声隆隆，地光闪闪，地动山摇，房倒屋塌，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唐山大地震。顷刻间，距震中唐山仅仅几十公里的宁河也经历了灭顶之灾。当我清醒之后已被深深地埋在废墟之中。当时脑海里闪现的第一个念头是：大雨浇塌了房屋。当大地又是一阵剧烈地颤抖后，我才猛然意识到：地震了！我活动一下上身，发现还没有被砸伤，再活动下身时已经不能动了，下肢被倒塌的木檩、瓦砾压住了。我想用力将腿拔出来，但越动压得越紧，便不敢再动了。这时我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想着如何脱身，先是喊“救人”！喊哑了嗓子没有回应，然后又用砖头敲打被砸扁了的铁盆。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是听不到一点上边救人的动静。此时余震不断，下肢压迫得越来越重，直到麻木。随着余震，废墟不断抖动，灰尘充斥着每个角落，我不住地咳嗽。此时我忽然想起，我是睡在蚊帐里，在我的周围一定会有蚊帐，于是我用手向四边摸索，拿开砖头，刨开泥土，终于找到蚊帐。我撕下一块，抖抖上边的灰土，反复折叠数层，用它捂住口鼻，以阻挡灰尘吸入，呛咳止住了，而下肢快要失去知觉了。由于上了一年的医学课，使我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假如再有两个小时不能解除压迫，下肢将会永远失去功能，那么就意味着从此以后将在轮椅上度过余生，如果始终没人来救呢？那么不仅仅是残废问题。我不敢再往下想了，只是又猛烈地敲起了铁盆。又是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人来救，难道我们班的同学一个也没有逃出来吗？朝夕相处的同学们你们在哪里啊？为什么不来救我呀！这时我又想到老师们，他（她）们住的房子是很结实的新房，应该不会有事吧，为什么也不来救我呢？或许是听不到或找不到废墟下的我？这时，我又想到了家，想到了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妹妹。家在20公里以外的农村，那里地震一定很轻，不会有事，如果没事，哥哥一定会来救我的。可是，即使他真的来了，在这一片废墟之下，又到哪里去找我呢？此时，我真后悔，那次哥哥给我捎东西，为什么不把他让到宿舍待一会儿呢，那么不就知道我埋在哪里了吗？还有，如果我不被选调到卫校上学也不会有今天。当初，为了走出农村，找村干部、求乡领导才如愿以偿，没想到却落得如此情景。那些曾经羡慕我的人当得知我如此下场时，不知又做何感想。当然，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年迈的严父慈母，一生土里刨食，把我们拉扯大，并寄希望于我，省吃俭用，供我读书，一旦失去我，他们又怎么能挺得住？
我又想到了朝夕相处的同学，一起读书，一起讨论问题，一起下乡支农，还用学到的一些医学知识为房东看病；还想起了那次和县防疫站的医生们一起下乡搞防疫，自己写的那篇广播稿，还得到了大家的好评；想起了那几次考试，当老师宣读每科成绩的前三名都有我的时候，那种惬意、自信，还有同学们的赞许、嫉妒的目光；想起了家乡的小河，想起了儿时的玩伴，一起淘气、打架、摸鱼、钓蟹、偷瓜摘桃……假如没有这场灾难该多好啊，毕业后，我要争取去县医院工作。老师说，我性格内向，做事认真，又写得一手好字，适合干内科，如果英语好还可考研究生……我思绪万千，往事历历在目，萦绕脑际……
突然又是一阵颤动，我下意识地用双手抱住头，大约半分钟的时间，颤动停止了，一切又恢复了暂时的宁静。突然废墟上发出有人踩踏的声音，求生的欲望，使我顾不得呛咳，顾不得嗓子痛，又拼命地叫喊起来，然而，脚步声却渐渐地远去了，不知是上边的人没听见，还是又去救别人去了，刚燃起的一线希望又泯灭了。不能就此罢休，于是我又敲起了铁盆，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头上的废墟又响起了踩踏声，接着又隐约听到了说话的声音“就在这，从这下手刨，注意别伤着人”，随着废墟不断被清理，上边说话的声音越来越清晰，而且听出是班长等几个人正奋力抢救，突然大地又传来了隆隆的声音，这时班长喊了一声“快撤，这墙要倒！”余震随着地声而至，而且震动比前几次厉害，大约持续了一分钟时间才停止。没等我再喊，就听班长说“咱们先用绳子将这堵残墙向没人的方向拉倒，消除隐患再去救人”，大家异口同声说“好”！过了一会儿只听一声闷响，大约是残墙被拉倒了，接着我头上的废墟又传来了刨挖声。突然，一束光线射了进来，而且越来越大，我终于看到了外面正在施救的人们，看到他们一身泥土，一双双焦急的目光和一双双带血的手，我喊了一声班长的名字便激动地晕了过去。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躺在离废墟不远的砖道上，身下铺着满是泥土的凉席。几位同学围在我身边，有的在给我测血压，有的在给我清除鼻孔、嘴里的泥土，有的在给我包扎划破的伤口，看到这一切，我的热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本想说一句“谢谢！”但动了动嘴却没有说出来，因为此时这一切都是多余的了。这时我试着动了动双腿，发现还能动，只是由于麻木，还不能站起来。一位同学知道我的心思，马上对我说：“你的双腿不要紧，过一会儿就会恢复，只是被木檩压的地方有淤血，估计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吸收。”此时，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我说，咱们班的同学都出来了吗？他的眼睛闪了几下，泪花在他眼里打转儿，说到“已经有五位女同学遇难了，还有两位男同学没有刨出来，同学们正在抢救”。一个小时过去了，两名男同学被刨出来了，可早已停止了呼吸。据当时的同学们讲，这两位同学是被木柁砸死的，和我仅隔一个床铺。这时班长宣布：“我们班共有七名同学震亡，一名女同学腰部重伤，上一班有两人震亡，老师们全都幸免于难。”
